在生日“报得三春晖”，在国庆“愿得此身长报国”，或许才是最好的庆生许愿。

　　在独立建国之日为祖国庆生，举国上下同过国庆节，是近代以来形成的习俗。中国古代也有相似的节日，即唐朝的千秋节等。而千秋节的出现，又和“生日”概念进入古人世俗生活密切相关。

　　秦汉时期，中国人并没有生日意识，也无过生日的习俗。宋人赵彦卫笔记史料《云麓漫钞》有言，“魏晋以前，不为生日”。当时人们只是用出生的年月日时即生辰八字，来占卜前途命运，并不会在生日那天特意庆祝。

　　到了东汉，佛教通过西域传入中原，佛教节日借助佛经的宣讲在中国落地生根，进入官民百姓日常岁时生活，尤以四月八日的佛诞节为甚。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影响扩大，佛诞节成为南北对立政权的共同年度性节日，当天佛事活动的主要内容是香花浴佛和佛像巡游。

　　据《魏书·释老志》，北魏太武帝在每年四月八日，都要“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太武帝还会“亲御门楼，观临散花，以致礼敬”。北魏迁都洛阳后，佛诞节活动更是盛况空前。据《洛阳伽蓝记》，这天，洛阳城内的长秋寺、宗圣寺、景明寺等寺庙都会有盛大庆祝活动，千像巡行，为佛庆生，倾动全城。江南亦是如此，据《荆楚岁时记》，“四月八日诸寺各设斋，以五色香水浴佛，共作龙华会”。

　　随着佛诞节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祈愿“成佛”观念逐渐流行。人们相信众生与神佛之间，并不存在无法跨越的鸿沟。从这个理念出发，百姓开始模仿神佛安排世俗生活，从佛诞节引申出人间生日庆祝。

　　据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南朝末年，江南已经有“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的习俗，“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愚智，名之为试儿”，类似今天的抓周，通过观察幼儿在一周岁时抓取的物品，推断其志向意趣以至人生命运。家里亲戚也会一同前来庆祝，“亲表聚集，致讌享焉”。

　　每年生辰过生日的传统自此形成，“自兹已后，二亲若在，每至此日，尝有酒食之事耳”，父母在世之时，每到生日都会为子女庆生。而双亲去世后，则不再庆祝生日，以示伤怀，故颜之推批评“无教之徒，虽已孤露，其日皆为供顿，酣畅声乐，不知有所感伤”。据此可知当时更多的是将生日视为“母难日”，借助生日表达对母亲的孝心。

　　民间对生日节俗的定义，由下而上影响到皇室。南梁元帝“年少之时，每八月六日载诞之辰，常设斋讲”，在每年八月六日生日那天，会以组织僧人念经诵佛的形式庆生，感激母亲忍受巨大痛苦甚至生命危险生子之恩。而“自阮修容（即元帝生母）薨殁之后，此事亦绝”，母亲去世后，则不再举办生日斋讲。

　　这个传统一直保留到隋朝和唐朝初年。据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降诞》，“近代风俗，人子在膝下，每生日有酒食之会”，子女尚有父母可以于膝下承欢时，每年生日都会邀请亲朋好友聚餐庆祝；“孤露之后”，即父母不在人世后，“不宜以此日为欢会”。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十二月二十二，是唐太宗45岁生日。据《贞观政要·礼乐》，唐太宗对长孙无忌等大臣言，“今日是朕生日”，在“俗间”即民间百姓“以生日可为喜乐”的喜庆氛围里，唐太宗却表示，“在朕情，翻成感思”，生日这天很是伤怀。太宗生母窦太后早在隋炀帝年间就已过世，而今太宗“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养，永不可得”。太宗还对长孙无忌等人引用《诗经》中的“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对民间在生日这天大摆筵席表示不满，“奈何以劬劳之辰，遂为宴乐之事！甚是乖于礼度”。说罢，性情中人的唐太宗还当着众臣的面，“因而泣下久之”。可以看出，直到唐初，生日的性质还更多是“母难日”，而非“欢娱日”。

　　到了唐中宗时期，事情开始出现变化。据《封氏闻见记·降诞》，在唐朝历史上以荒唐懦弱著称的中宗，“常以降诞宴侍臣贵戚于内庭，与学士联句柏梁体诗”，经常于生日当天在宫内大肆操办，宴请皇亲国戚朝廷重臣，欢饮达旦，诗酒风流。作为玄宗的伯父，中宗的这一行为无疑深刻影响了侄子玄宗。

　　玄宗即位后，早年励精图治，打造出开元盛世，面对朝气蓬勃的盛世气象，颇为志得意满。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八月五日，玄宗“以生日宴百官于花萼楼下”，在花萼相辉楼宴请群臣，庆祝45岁生日。席间，左丞相张说、右丞相宋璟“帅百官上表”，请求玄宗恩准“以每岁八月五日为千秋节”，将玄宗八月五日的私人生日，升级为国家法定节日，“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令宴乐”，大唐子民均要摆宴同乐，集体为皇帝庆生。玄宗欣然应允，下手诏曰，“凡是节日，或以天气推移，或因人事表记。八月五日当朕生日，感先圣之庆灵，荷皇天之眷命。卿等请为令节，上献嘉名……依卿来请，宣付所司”。玄宗生辰由此成为举国同庆之日。太宗45岁生日怀念生母，感伤子欲养而亲不待；玄宗45岁生日创立佳节，意欲“自我作古，举无越礼，朝野同欢，足为美事”，隐隐已可见二帝格局大小。

　　根据张说《请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表》中的设计方案，千秋节节俗活动主要分庙堂与民间两个层面。千秋节前后，朝廷官员“休假三日”，有三天法定假期。千秋节当天，天色未明之时，“金吾引驾骑，北衙四军陈仗，列旗帜，被金甲、短后绣袍”，禁卫军就排出盛大仪仗。接着，群臣为玄宗敬上万寿酒，“献甘露醇酎，上万岁寿酒，王公戚里，进金镜绶带”，进献金镜、绶带（取音同“寿”之意）等礼物。玄宗亦有回赐，“以千秋节百官献贺，赐四品以上金镜、珠囊、缣綵，赐五品以上束帛有差”。

　　因唐朝尊崇道教，道家法器金镜成为千秋节君臣互赠的主要礼物，其原初寓意本是君臣互相提醒牢记民为本、社稷为重，即“遇象见清心”“留意感人深”。但随着奢靡之风渐长，金镜愈发奢华，成为奸佞献媚邀宠的进身之阶。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千秋节，“群臣皆献宝镜”，只有贤相张九龄“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凶”，撰写五卷《千秋金镜录》，“述前世兴废之源”，意在劝谏玄宗永葆清心，“前事之不远，后事之元龟”。玄宗虽“赐书褒美”，却不改其咎。三个月后，玄宗将张九龄罢相，擢升李林甫为首辅宰相，后人“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任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

　　献礼之后，宴会开始，“御楼设九部之乐，百官袴褶陪位”，歌舞翩跹，百戏盛陈，蔚为壮观。有雅乐杂技，“太常卿引雅乐，每部数十人，间以胡夷之技”；有动物马戏，“内闲厩使引戏马，五坊使引象、犀，入场拜舞”；更有乐舞助兴，“宫人数百衣锦绣衣，出帷中，击雷鼓，奏小破阵乐，岁以为常”。其中马戏舞马是最受欢迎的节目，玄宗“尝以马百匹，盛饰分左右，施三重榻，舞倾杯数十曲，壮士举榻，马不动”。

　　如玄宗手诏所言，农历八月，秋高气爽，“胜地良游，清秋高兴，百谷方熟，万实已成”，民间每年都要在此时举行祭祀土地神的秋社。因千秋节与秋社日期接近，张说在节日设计中就“移社就千秋节”，把秋社习俗改为千秋节节俗。是日，“士庶以丝结承露囊，更相遗问”，士人互赠类似荷包的承露囊。村社乡邻“作寿酒宴乐，名为赛白帝，报田神”，欢娱尽日。

　　因有玄宗“尽其欢宴”的指示，无论是庙堂还是民间，千秋节宴会都“颇成靡费”，铺张浪费之风渐兴，以致《新唐书》斥为“君臣共为荒乐”，将盛世开元酿成安史之乱的苦酒一杯。天宝七载（公元748年），玄宗将千秋节改为天长节，取地久天长之意，却无法阻止“巨盗起，陷两京”。此后天下用兵不息，千秋节“独其余声遗曲传人间，闻者为之悲凉感动”，成为人们追忆盛世繁华的精神寄托。杜甫《千秋节有感》诗云，“自罢千秋节，频伤八月来。先朝常宴会，壮观已尘埃”。思古伤今的杜甫，只能徒望“桂江流向北，满眼送波涛”。杜牧《过勤政楼》亦言，“千秋令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唯有紫苔偏得意，年年因雨上金铺”。

　　玄宗之后，将皇帝生日作为国家法定节日，正式成为朝廷法令。唐肃宗“地平节”、唐文宗“庆成节”、唐宣宗“寿昌节”、宋太祖“长春节”、宋仁宗“乾元节”、宋徽宗“天宁节”，以及元明皇帝“圣诞节”“天寿节”、清朝皇帝“万寿节”，等等，都是这种传统的延续。

　　这些节日尽管是法定假日，却只为帝王生日而欢，无法让天下人心产生共鸣。直到终结王朝循环的今天，我们才拥有了真正承载民族凝聚力、显示国民向心力的国庆节。在生日“报得三春晖”，在国庆“愿得此身长报国”，或许才是最好的庆生许愿。

　　（吴鹏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