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过去长期对科举的误解，社会甚至学术界一般都认为科举考试内容迂腐，无论“策问”，还是“对策”，都只重辞藻对仗，而无关实用。但仔细阅读明代科举策问，尤其是殿试策问和状元策，实际并非如此，策问拟题多出自现实问题，对策自然也多是针对现实问题的回答。如洪武四年，明代首位状元吴伯宗在对答“伦何由而可明，俗何由而可厚”的策问时，就对曰：

　　臣以谓明伦厚俗，惟在于崇学校以兴教化也。臣愿陛下益重教官之选，严守令之责，使居学校者果能如胡安定之教于苏湖，居府县者果能为文翁之化于蜀郡，则人伦不患其不明，士俗不患其不厚。

　　又如，建文二年状元胡广在对答“朕绍承大统，每思古先圣帝明王之治，何修何为，而可使家给人足”的策问时，就对曰：

　　稽之于古，三代有天下，率数百年之久，其所以致隆盛者，莫不以仁义之道也；及其后世之衰，亦莫不以不行仁义之故，而遂至于不有天下……陛下思古先帝王之治，而欲垂宪于万世，非仁义则不能有所为也。夫仁义者，为治天下之大经，大用之则大效，小用之则小效。自陛下嗣位以来，宽租负之征，下养老之诏，省刑罚之繁，四海之民，莫不欣戴……臣愿陛下终始而行之，持之以久，积之以岁月，而不求其近功，则何修而不得，何为而不成？

　　由上可知，明代殿试策问和应试者对策多是对各种现实问题的讨论；当然，也包含对儒家经典、礼乐制度、天文地理、修身养性、历史典制等内容的探讨。其中，状元策因是每科殿试中挑选出来的最佳对策，故在上述各领域以及文采等方面都代表了明代科举策文的最高水准，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可对皇帝的理念甚至决策产生影响，而且为后人研究明代科举乃至明史提供了重要史料。

　　庆洲君为山东临朐县人，200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出版社编审，又是明代宣德二年状元马愉的后人，既对明代科举尤其殿试策问和状元策怀有浓厚兴趣，又积有搜辑校勘古籍的深厚功力，为人朴厚，学风谨严，实为从事明代历科殿试策问和状元策整理的最佳人选。

　　作为马庆注洲《明代历科状元策汇编》一书的早读者，我觉得其至少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首先，辑录明代殿试策问和状元策最为完备。尽管早在明代就有辑录明代殿试策问和状元策的书籍出现，但流传至今者，皆有诸多遗漏，故难以反映明代殿试策问和状元策的全貌。而该书除洪武二十七年状元张信和洪武三十年状元陈对策，以及崇祯十六年殿试策问和状元杨廷鉴的对策因可能早已失佚而未觅到外，辑录了明代八十八科殿试策问和八十六名状元的对策，分别占明代殿试策问和状元策总数的98.88%和96.63%，由此使该书成为有史以来最为完整的明代殿试策问和状元策辑本。

　　其二，底本选择得当。校勘古籍之成败，首先决定于选择底本之当否。诚如该书前言所说：“考虑到《实录》是较原始的官方史料，且为了全书的统一，‘策问’均以《实录》所载为底本。‘策对’则尽可能选择刊刻时间在前的本子。”因《登科录》是在每科殿试结束后即刊刻颁行的本子，所录“状元策”最接近该“策”之原貌；故凡现存明代《登科录》保存完备且字迹清晰的状元策，就自然成为该书的“首选底本”；《登科录》不存或虽存而所录“状元策”字迹漫漶不清者，则选择其他版本的状元策“斟酌对比，择善而从”。上述对底本的选择方式，最为符合校书以现存最佳版本为底本的原则，故为保障该书的整理品质提供了坚实基础。

　　其三，体例完备。该书有“前言”，重在说明编辑该书的缘起和指导思想；有“整理说明”，实为“凡例”，即所遵循的若干整理原则；然后是正文，以时间为序，以科为单位，每科先列“廷对之士”人数和鼎甲三人姓名，并对该科状元的生平、籍贯、仕宦经历及著述等进行言简意赅的介绍，接下来就是加以标点和校勘的该科“策问”和“状元策”，对所辑“策问”和“对策”，每篇都详注底本和参校本，以便读者核查；此后是“附録”，附上《皇明历科状元全策》《历科廷试状元策》二书之《序》，以及《国朝廷试仪制》《明代历科状元总考》《国朝历科状元姓氏籍贯履历》等；最后是参考文献目录和旨在说明整理过程的“跋”。形成了一个内容完备、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结构体系，既对保证整理品质具有重要意义，又为读者加深对明代殿试、状元及状元策的理解提供了方便。

　　该书优点还有很多，此不详述，而留待广大读者自为体味和判断；相信该书的出版问世，对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促进明代科举研究的深入，一定会起到积极作用。（郭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