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就防治血吸虫病致沈钧儒的信（1953年9月27日）。资料图片

各地群众撒药粉消灭血吸虫病传染源——钉螺。资料图片

各地群众撒药粉消灭血吸虫病传染源——钉螺。资料图片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健康问题，始终把防疫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血吸虫病是一种传染极广、危害极大的寄生虫病，在我国流行的历史长达两千多年。20世纪50年代，面对血吸虫病疫情的严重危害，毛泽东同志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亲自领导和部署消灭血吸虫病的斗争，并取得重大胜利。回顾这段历史，总结其经验，对于做好卫生防疫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具有启示意义。

　　在我国南方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血吸虫病长期肆虐，给人民留下刻骨铭心的惨痛记忆。在江西省余江县曾流传着这样的民谣：“身无三尺长，脸上干又黄。人在门槛里，肚子出了房。”“妇女遭病害，只见怀胎不生崽。难听婴儿哭，十有九户绝后代。”余江县的蓝田坂地区，在1956年开始大规模防治血吸虫病前的近50年间，有3000多人因患病死亡，20多个村庄完全毁灭，1.4万多亩田地变成荒野，真是到了“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境地。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高度重视血吸虫病的防治。1951年3月，毛泽东同志派人到余江县调查，首次确认余江县为血吸虫病流行县。1953年4月，他又派医务人员到余江县马岗乡进行防治血吸虫病的重点实验研究。1953年9月，在上海养病的沈钧儒发现周围一些农村血吸虫病十分猖獗，便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建议加强并改进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这封信让毛泽东同志意识到，血吸虫病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重大问题，他很快复信指出：“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卫生部门和有关地方大规模的摸底调查发现，该病的危害比当时其他慢性传染病要严重得多。

　　一是流行性广。病害流行遍及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福建和上海等12个省市的350个县市，患病人数约有1000多万，受到感染威胁的人口则在1亿以上。二是传染性强。血吸虫病大多流行在水稻种植区，农民在水田耕作和日常生活中，都随时与水接触，极易在不知不觉中遭受感染，不易引起注意。而且病害传播迅速，据浙江省统计，病区每年新增病患约10%。三是死亡率高。在病害严重地区，甚至出现整户整村人口死亡的情况。江苏省高邮县新民乡，在1950年到1951年两年内，因患病死亡1006人，占全乡人口总数比例达18.2%，其中全家死亡的共计31户。

　　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同志心情很沉重。1955年11月，他在杭州召集华东、中南地区省委书记开会研究农业问题期间，特意把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叫来，要他详细汇报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他一边听汇报一边强调指出：“这么多病人，流行的地区又那么大，要认识到血吸虫病的严重性，我们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广大农民翻了身，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必须帮助农民战胜危害严重的疾病。”1956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号召：“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

　　在全党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下，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很快取得重大进展。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江西省余江县首先消灭血吸虫病的喜讯。毛泽东同志看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欣然写下那两首脍炙人口的七律《送瘟神》。回顾历史，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同血吸虫病进行坚决斗争的历史经验，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统一领导，形成合力。长期以来，血吸虫病难防难治，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有力的领导。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虽然注意到了血吸虫病的疫情，但因领导无方，举措不实，无法遏制病害的发展。针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成立党委统一领导的防治机构。1950年4月，卫生部发布《关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指示》，采取了一些防治措施，但事实表明这项工作绝非卫生部门孤军作战就能完成的。1955年11月，毛泽东同志指出：“光靠卫生部门是不行的，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随后，直属中央的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成立。1957年7月又在上海成立卫生部血吸虫病防治局，与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办公室合署办公，加强各血吸虫病防治机构之间的协调和配合。此后，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县以上党的组织以及大部分乡以上党的组织，都建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大部分地区乡以上的各级人民委员会都建立了防治委员会，一举扭转了防治血吸虫病缺乏统一领导的局面。

　　统筹调动全国力量。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充分整合了卫生、农业、水利、化工、商业、教育、民政等部门，以及军队和共青团、妇联等方面的组织资源。在地域上，整合了华东局、江苏、浙江、福建、安徽、上海等流行区的组织资源。此外，党中央强调要克服“条件较好地区部分同志的自满思想和条件较差地区部分同志的畏难情绪”，对一些重灾区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给予支持。当时参加灭螺工作的不仅有流行地区的群众，而且还有大量非流行地区的农民、学生和解放军官兵。国务院特别强调，对血吸虫病流行的少数民族地区，要“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给予他们大力的帮助和支持”。全国各地纷纷发扬同舟共济精神，伸出援助之手，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给予灾区人民极大支援。

　　制定全国性防治计划。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并非易事，毛泽东同志充分考虑到它的严重危害和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在讨论研究后，将工作时限明确为七年。他在关于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时郑重提出：“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其中列举的第一种疾病就是血吸虫病。为完成这一目标，1957年4月2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对这项工作作出总体部署。随后，党中央发出《关于保证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指示的通知》，要求各有关省市都要制定本地区防治血吸虫病的计划，并将执行情况每半年向中央作一次专题报告。

　　第二，科学防治，中西医结合。长期以来，由于医学知识的不足，血吸虫病的发病机理没有搞清楚，防无妙法，治无良方，有的地方甚至“制铁符镇之”，导致群众把这种“大肚子病”视为绝症、恐怖的“瘟神”。我们党相信科学、依靠科学，找到了防治血吸虫病的有力武器。

　　坚持走科学防治的轨道。在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中，党中央认真听取科学家和专业人员的意见。1956年2月，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水生动物研究专家秉志来信建议，在消灭血吸虫病工作中，土埋灭螺容易复出，对捕获的钉螺应采用火焚的办法，才能永绝后患。毛泽东同志接到信后非常重视，当即指示一定要邀请这位专家参加随后将要召开的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的会议。1959年10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得知血吸虫病的疗法取得重大进展后，强调：“这是个上轨道的问题，上了轨道就好办了。”

　　支持和推动科学研究工作。成立中央防治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加强血吸虫病防治的科研工作。该科研组织整合了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等地医学院、血吸虫病防治所和有关研究单位的专家学者，明确了科学开展防治工作以及血防干部密切配合的重要性。在该机构之下，各省、市、区都成立了对口的血防科研组织。国务院在《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中指出，不仅要积极地帮助和支持科学家的研究工作，“还应当随着防治工作的发展，经常地向科学家提出防治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农业部门也组织兽医专家，积极开展防治牲畜血吸虫病和科学研究工作，并动员流行地区所属畜牧兽医部门，同卫生部门共同消灭危害人体和牲畜健康的血吸虫病。

　　坚持中西医结合。各级党组织整合中医研究院、卫生实验院、中央和各地的卫生研究院等医学科研组织，发挥血吸虫病防治和科研攻坚的合力作用。1956年4月，徐运北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关于防治血吸虫病的具体建议，并附上中医、中药治疗血吸虫病的验方一份。毛泽东同志指示把这份报告分发党内外高级干部及各省委书记。各地中医通过献方等措施，发掘了一大批能够有效防治血吸虫病的中草药和药方。比如浙江的“腹水草”、江苏的“老虎草”、安徽的乌桕树根皮、湖北的“全生腹水丸”、湖南的“加减胃苓汤和绛矾丸”，等等。

　　第三，全民动员，因地因时制宜。长期以来，人民同血吸虫病的斗争是自发的、分散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的社会改革任务尚未完成，也难以广泛动员广大群众来进行全面的防治，尽管疫区的卫生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但未能从根本上控制血吸虫病的流行和蔓延趋势。党中央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之后，各级党委和政府紧紧依靠群众，众志成城打响了防治血吸虫病的人民战争。

　　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政治任务。毛泽东同志明确要求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他后来解释说：“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政治任务，对于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起到重要作用。

　　加强宣传教育和思想动员。《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强调，“必须经常地、反复地向群众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和思想动员”。相关部门通过编辑出版通俗小册子，把消灭血吸虫病的知识和方法向群众进行宣传。各级党委和政府通过各种报刊、广播以及农村的墙报、广播喇叭等各种宣传工具，广为宣传，凝聚共识。

　　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防治血吸虫病是千百万群众对病害的一场斗争。打赢这场仗，既是为了群众，也要依靠群众。在各级党组织的发动下，各地群众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消灭钉螺运动。比如，江苏省昆山、嘉定两个县动员全县绝大部分劳动力，车干了几千条河的水；安徽省芜湖县发动20万人连战18天，挖螺土260多万平方米，实现了基本无螺县的指标。截至1958年5月，全国血吸虫病流行区的12个省市消灭钉螺15亿多平方米，充分彰显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

　　结合农业生产综合施策。消灭血吸虫病要在消灭钉螺、治疗病人、管理粪便、安全用水、个人防护等多环节一齐动手。因此，党中央一再强调因地因时制宜的原则，根据农业生产活动的规律和每项防治措施的适用时间、地点，确定防治工作每个时期的工作重点和进行工作的方式。例如，冬季农民较闲，水位低落，大部分钉螺暴露在地面上，防治重点是大规模治疗全劳动力病人，结合兴修水利来土埋和开垦灭螺，同时进行粪便管理。夏秋季农民下水割草、积肥、插秧、施肥等生产活动频繁，感染血吸虫病概率大，防治重点是粪便管理和个人防护，结合治疗半劳动力和儿童患者。暑期则重点治疗学生患者。把疫情防控和生产活动相结合，也是做好卫生防疫工作的一条基本经验。

　　（作者：班和，本文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办公厅智库专题课题组集体成果，课题组成员：曲青山、王全春、高阳、石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