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让一些西方人士一时难以适应、情绪复杂，一方面他们需要中国的市场与资金，搭中国发展的顺风车；另一方面其心理不甚平衡，又怀揣种种疑虑，担心中国会在他们引以为傲的科技、军事等领域超越他们。

　　中华民族的复兴如旭日东升，它在世界上最终展现出的应该是怎样的形象呢？是在富强基础上规模更为宏远的文明复兴。《易传》所谓“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光明连续不断而普照四方，代表着“正道”，今日中国的发展正具有“正道”意义。中国最终要展现于天下的是其文化价值观。历史上周边国家为中国所吸引，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作为“礼仪之邦”所具有的文化吸引力。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就内部而言，也正在于“礼义”的文化价值观维系从而能化育人心、性情，可久可大。

　　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学术界开始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解释亚洲国家经济腾飞的动力。所谓亚洲价值观包括重视勤俭、教育、组织、纪律、长远利益等，但1997年的一场金融危机又让西方反过来质疑亚洲价值观的有效性。西方向来以成败论英雄，所以今天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又令历史文化与价值观重新成为西方解释中国的重要框架。但中国经济的成功其实有超越西方经济学对于将人作为“经济人”假设的层面，如果不能深刻理解这一点，那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根本上还是对于西方“经济人”的效仿。

　　何谓文化？文化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方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可见“器”就是生活方式，背后的“道”就是文化价值观，道器一体而不可分。

　　既然中国人理解的文化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就不是虚浮难懂的概念。比如中国老百姓都熟悉的“仁义”二字。仁者爱人，但爱有基础、有先后顺序，《论语》说孝悌为仁之本，从爱最近的亲人开始，再扩展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扩展为天下一家甚至与万物为一体。家庭、家族而不是原子式的个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

　　孝不止于生前，不止于亲身接触的亲人，还有对于去世亲人、祖宗的终身祭祀。鲁迅的小说《祝福》就描述了传统中国人春节时包括祭祖在内的各种祭祀。在笔者的家乡，人们在大年三十下午都要急着赶回家杀公鸡祭祖，这是一年里的头等大事。《礼记》中有不少文字生动地描绘了先民在祭祀时“祭如在，如神在”的真切而深厚的情感，《诗经》中很多诗篇都与包括祭祖在内的各种祭祀有关。不只是祭祀自己的祖先，还祭祀历代有功、有德于国家、民众者，祭祀人类所取用的自然界万物，如天地、川泽、山林等等。中华文化的本质为礼文化，从政治、国家治理的角度，称为“礼治”；从教化、社会治理的角度则称为“礼教”。中华礼文化供奉、祭祀“天地君亲师”，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的凝聚。对于历代祖先的祭祀，意味着共同体不止于可见的现世，而是与逝去者也建立永恒的、超越的联系，这超越了功利主义。报恩于天地的文化价值观，同样也超越了环保主义背后的功利主义。德国思想家舍勒批判资本主义精神，设想新时代的使命是建立“协调的时代”，中国的礼文化正是要造就各方面的协调。

　　我们的孔子学院对外可以好好讲讲礼文化及其价值观。中国经济的奇迹不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重复，中国人不是老葛朗台式的“经济人”。我们在春运中看到中国人对于家庭和家乡的珍重；看到中国人一如既往地为了儿女后代的教育、幸福而作出牺牲；看到子女对于父母的回报。笔者曾在陕西西安城墙上听到华县“碗碗腔”中的《劈山救母》，为之一震。询问演唱者，告知华县当地人至今仍喜欢听戏，红白喜事常请戏，一唱就是七八个小时，连着几天。这些都是礼文化在现代的延续，是中国人的价值观所在，也是中华文明作为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之根本所在。

　　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还体现在日常生活及其仪式感中。我们小时候吃饭时，大人会先盛一碗米饭放桌上，这是给祖宗的。小孩上桌吃饭都有固定的位置，这是长幼的秩序所在，不是什么等级制。大人教小孩夹菜要夹跟前的菜而不要夹远的、不好够的菜，好吃的更不能多夹，米饭不能掉桌上。这些都是礼文化中的“礼让”价值观渗透于生活的点滴，从小在生活中、小事中不自觉地养成的“让”，成年进入社会后则能扩充为在社会、单位中的“礼让”。这与个人在事业上的自强不息并不矛盾，而恰恰是对舍勒所批评的资本主义冷静计算的克服。

　　最后要说到文明的精神品质中最为精微的性情层面。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中华文明重诗教，《诗经》时代，诗、乐往往是一体的，诗教的意义在于养成人温柔敦厚的性情。《诗经》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道出了中国人的性情，出征离别充满忧伤，但面对的景色却是春天的杨柳依依；远征回来充满喜悦，但面对的景色却是雨雪霏霏。诗中情与景的反差体现的是中国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情感，而不是直情直性。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坚韧而持久，与中国人温柔敦厚的性情关系很深。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推动海外理解中国的价值观，尽可能地消除外界对于中国的误解、疑虑呢？笔者认为可以分高、中、低三个层次来谈。低者，就是上面讨论到的中国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要道器合一，在生活方式中体现出价值观。中者，即是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道德，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资本主义的克服与超越。高者，则是这一整套“中庸”、中道制度背后一以贯之的“正道”，即文化价值观，这一套文化价值观作用于每个中国人的心中。

　　在讨论文化传播的时候，许多人会把重点放在产业化和商业化上。孔子说“成于乐”，乐影响人的“血气和平”而移风易俗。我们谈文化，不能动辄是文化产业，而要从治理之最精微层面来理解，今天还远没有达到这个层次。（作者是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资深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