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喻思南

　　王拥军的办公室，一张长条方桌占据了一多半的空间，上面摆放着医学书刊和一块电子屏幕。看到记者进来，他起身收拾桌子，略带歉意地说：“办公室布置成这样，是我的主意。有张长桌才方便与团队讨论，有屏幕才好看片子。”

　　科研像飞机起飞一样，跑道够长，才飞得起来、飞得稳当

　　在北京天坛医院，王拥军很受尊重，这并不因为他是常务副院长，而是缘于他37年兢兢业业的从医生涯，和他在脑血管病临床医学研究领域的建树。

　　从首都医科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王拥军留在北京宣武医院工作。为了开阔视野，王拥军到美国做了近两年的博士后研究。2000年天坛医院求贤若渴，他接到来电后，果断决定回国。

　　容易复发是脑血管病治疗的难题。传统方法在降低复发率时，可能增加出血，诱发新的风险。业界公认，双联抗血小板治疗是一条途径，但国际上3个大型研究都以失败告终，双联抗血小板治疗成了缺血性脑血管病治疗领域的禁区。这座看上去似乎不可逾越的大山，成为王拥军团队攻坚的方向。2001年起步，王拥军用了12年打基础。起初没有大的国家经费支持，又一时看不到光明的前景，他肩负着巨大的压力。直到2006年，压力才稍稍缓解，王拥军带领团队冲击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获得了至关重要的600万元经费资助。

　　经过艰难的探索和严格的临床验证，王拥军带领团队创造性地提出脑血管病治疗的CHANCE新方法，这一方法既显著降低高危患者脑卒中复发风险，又不增加出血风险。2013年，这一成果在医学领域顶级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发表后，引起国际同行高度关注。5年之后，美国一项试验验证了CHANCE的研究结论，证明了该方法同样适用于欧美人群。而今，这一治疗方案已经应用于治疗脑血管病的实践，来自中国的医学智慧首次改写了欧美国家临床指南。

　　十几年前，我国是脑血管病临床研究的追赶者；现在，在这一领域全球顶级专家中，有王拥军团队的多名成员。

　　“科研像飞机起飞一样，跑道够长，才飞得起来、飞得稳当。”王拥军说起多年科研的心得：“今天付出的努力，明天一定会有回报；老想走捷径，急功近利，将来肯定要吃亏。”

　　看到病人康复的成就感，是医生的专属福利

　　在诸多身份中，王拥军最喜欢的还是医生。每周四上午，他都会提前到诊室。早点到，不让病人等，是他行医37年的习惯。

　　“就喜欢给人看病。我上辈子一定是欠医生这个职业什么，这辈子来还债了。”王拥军开玩笑地说。

　　脑血管病治疗是与死神赛跑，尤其在早期，抢出一分钟，病人就多一分生存希望。即便度过危险期，还需要检查、康复等多环节联动配合。“医者仁心，一个好医生，懂得换位思考、体会病人疾苦很重要。”王拥军感慨。

　　2001年，王拥军提出脑血管病规范化诊疗理念，并将国外先进的治疗管理理念“卒中单元”引入中国。同年5月，我国首个“卒中单元”在天坛医院设立，为患者提供药物治疗、肢体康复、语言训练、心理康复等一整套方案。

　　如今，“卒中单元”已在全国普遍推广。实践证明，同一时期，相比传统的治疗方式，“卒中单元”患者平均死亡率和致残率明显下降，住院时间和医疗费用也相应减少。

　　“看到病人康复的成就感，是医生的专属福利。”王拥军说。

　　当前工作重心是建立国家脑血管病大数据库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王拥军引用莎士比亚的名言，回顾自己投身脑血管病领域的流金岁月。如今，他仍然坚持读书时代的习惯，哪怕再忙，也要抽出时间读文献，了解前沿医疗动态。在他心中，“探索医学的未知，永无止境”。

　　王拥军的办公室靠近医院的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他说，全球医学趋势是从诊治转向预防，基因组学、大数据和影像个体化定制医疗服务就非常重要。当前，他的工作重心之一是带领团队建立国家脑血管病大数据库，帮助更多患者。

　　“一位普通医生每天看10张片子，一年阅片量也就3000张左右，而人工智能医生一天就能看这么多。”王拥军说，中国脑血管病的治疗水准很不平衡，不少基层医生经验不足，人工智能医生的帮忙有助于解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让更多患者获益。

　　“这个，你可得好好宣传宣传，这可是件利国利民的大事。”临别时，王拥军反复叮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