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艳秋、常健一家（左二为常大桐，左三为常大庆）在北京大学门前合影。(采访对象提供）

常健、徐艳秋夫妇坐在孩子们用过的小书桌旁，翻看他们以往的成绩单。 本报记者 刘立杉 摄

本报记者 刘立杉

核心提示

这是一个普通的四口之家——父母和一对双胞胎男孩。这也是一个注重家风家教的家庭——夫妻俩始终注重对孩子的培养，从早期教育、智力开发到人格培养。两个孩子一个考上北大，一个考上清华，并先后成为博士。这对孪生兄弟的成长经历，让人感受到良好的家风家教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2017年和2018年，徐艳秋家庭先后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全国“五好家庭”。

金秋时节，记者来到培养出两个名校博士生的徐艳秋、常健家中。他们的家装饰得朴实无华，一如他们为人处世的原则和方式。

回忆起双胞胎儿子成长的点点滴滴，妈妈徐艳秋几度落泪。泪水中有小家初建时的甜蜜，也有婚后窘迫日子的辛酸，更有含辛茹苦培养儿子带来的幸福与欣慰。

徐艳秋就职于盘锦职业技术学院财经分院，丈夫常健就职于盘锦市水利局。1988年，两人经介绍相识，并最终结婚成为生活伴侣，1989年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牵手三十一载，回望走过的岁月，品味现在的美好生活，徐艳秋的脸上绽开笑容：“如今我们这大家、小家的日子都过得温馨幸福，我们俩也算是苦尽甘来了。”

为养育孩子，10年没给自己添新衣

我和常健的老家都在农村。我家在营口市盖县（1992年撤销盖县设立盖州市，编者注），他家在盘锦市盘山县。我是1965年出生的，常健大我一岁。说起我们的结合，也是命运和机缘。介绍人是我初中时的同桌，她和常健是辽宁省林业学校（2003年升格为辽宁林业职业技术学院，编者注）的同窗。从1985年起，她先后给我们介绍了三次，前两次由于各种原因没见上面，第三次介绍时我一听又是他，觉得这就是缘分啊。那个时候搞对象，不冲谁家条件怎么好，有没有钱，就看这个人行不行，有没有上进心。我俩1988年春天开始处对象，秋天就结婚了，结婚时买了一个“大件”——电视机。

我们是9月10日结的婚，那天是全国第四个教师节。刚成家时没有住房，就在他单位办公室打了一阵游击。白天办公，晚上大家下班后，我们把两张折叠床并在一起。后来他到我单位附近租了个房子。当时房子周边都是土路，一下雨，地上连泥带水，要蹚水去上班。那时候虽然生活拮据，但我们的心里是幸福快乐的。

1989年，单位给我们分了房子。尽管不大，但总算有了安稳住所。这时我们才敢要孩子，可没想到一要就是双胞胎。怀孕7个多月时，孩子早产来到人世，大的叫大桐，小的叫大庆。我和常健两人的父母都住在农村，帮不上忙，孩子全靠我们自己带。

身为双胞胎父母，从孩子一出生，就意味着得比常人付出更多。因为早产，孩子出生时体重只有2000多克，没有奶水，全靠喂养。我和爱人当时工资都不高，每个月的收入几乎用在给孩子买奶粉、营养品和水果上了。为养育孩子，我有10年时间没给自己添一件新衣，稍好的几件像样衣服都是同学送的，我改改后穿上。

早产孩子感冒发烧是常事，盘锦市几家医院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儿科医生没有不认识我们的。孩子每次住院，我们都累得精疲力竭。大桐、大庆6岁那年，我整个暑假都是在家和医院之间奔波，当时有同事看到我每天的状态，都说太不容易了。

孩子稍大一点儿还没上学时，我的婆婆患了肺癌，查出时已近晚期。我们全家省吃俭用，把节省下来的钱给婆婆看病，平时紧巴的日子就更紧巴了。婆婆患病期间，每到周末，我们全家都要带上营养品和她爱吃的东西回老家，陪伴在老人左右。婆婆从检查出患病到去世，花了1万多元医疗费，这在20年前对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不管多难，应该花的钱也不能省。

参加工作这些年，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孩子身上。他们上小学四年级时，有一天我因病被紧急送到医院做手术。当时由于麻药作用，我开始说胡话，说学生教材还没发完，还说没给孩子做饭，等等。第二天，主刀医生查房时说，你都上手术台了，还惦记工作、惦记家里小孩，真是既敬业又有责任心啊。有了双胞胎儿子之后，我就放弃了我们学校组织的旅游活动，为的是节省时间，节约开支。

从孩子五六岁起，就注重培养孩子独立向上的品格

我和爱人都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专毕业生，没有读大学始终是一件憾事。有了大桐、大庆这对双胞胎后，我们特别注重孩子的早期教育、智力开发及人格培养，希望他们将来有出息，替我们圆大学梦。

我当年学习成绩挺好的，考取的是营口市师范学校，学校就在老家盖县。因为当时录取率比较低，能考上也是很不容易的。和常健结婚后我才知道，他的学习成绩更优秀，在盘山县大荒初中上学时，他每次考试都是班级第一名，中考考了全县第三名。中考前，县里给大荒初中一个中专名额，他在学校5月份组织的提前考试中排名第一。收到中专录取通知书时，他在高中已经读了10天，但他最终服从组织分配，去读了中专。

一次聊天时常健告诉我，按照当时的政策，他本可以接我公公在粮管所的班，但他有自己的志向，希望凭借自己的能力考大学，所以学习动力十足。这也是后来我们培养教育孩子的基本理念，而且始终没有改变过。

家里一下子添了双胞胎，我们挺有压力的。当时我俩的工资加在一起还不到100元。常健对我说，咱们也没有别的能耐，就得靠自己拼，要好好培养孩子，让他们从小就知道好好学习，将来只能靠自己。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们将来有了一技之长，有了自己的“渔网”，就能够好好生存，就能对国家、对社会贡献一份力量。在如何教育培养孩子方面，我们一开始就达成了这份共识。

从孩子五六岁懂事起，我们就注重培养孩子独立向上的品格。我爱人经常对兄弟俩说，你们自己要是不努力，不能自食其力，将来就不能养活自己。为了让孩子听懂，他打比方说，你俩是双胞胎，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吃苹果能吃一个，你俩只能吃半个。物质享受方面你们要是和别人比，永远也比不过人家。物质生活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如果你们学习好，有自己的本领，别人就不会因为你们穿的差、用的东西不高档而瞧不起你们，你们在社会上就有立足之地，你们的人生就有价值。

我学教育学理论时，知道两个孩子成天在一起，容易失去自己的个性特征，尤其对双胞胎来说，更易形成共性性格，所以我们尽量不让他们穿同样的衣服、同样的鞋，并且还有意识地创造机会，让兄弟俩多和其他孩子相处。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直至高中，我们每次都和老师商量，尽量不让两个孩子坐在同一个教室中，尽力培养孩子的独立人格。

分时期给予相应教育，让孩子在学习中快乐成长

在培养教育孩子方面，我们没有刻意去做细致方案，但我和爱人都特别注重分时期给予相应教育，让孩子在学习中快乐成长。

在孩子刚懂事时，我们用“两个孩子吃一个苹果”的例子，培养他们自强自立，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一段时间下来，两个孩子从未因为吃的、玩的打架，每次都是你谦我让的，有时还能主动把东西让给父母吃；邻居家的孩子来了，哥俩会主动拿出自己的玩具让他们玩儿。

在孩子幼儿时期，常健就对他们进行早期智力开发，激发他们的求知欲、上进心。十几个月大时，大桐、大庆想吃奶豆，常健就让他们数数有多少颗奶豆，数对了才能吃。初中时，常健经常给孩子讲带有陷阱的趣味数学题，培养他们严谨的思维方式。不知不觉中，他们对学习有了浓厚兴趣，对学习的广度和深度的要求与日俱增。我利用从幼儿园接孩子回家的时间，教孩子读街路边牌匾上的汉字，时间久了，他们张口就能准确读出来，并养成了勤问好学的好习惯。就这样，我们将生活中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都用来进行各种智力开发和品德教育。

读小学一年级时，常健就对孩子们进行奥数习题训练，有时候用实物做具体演练，使孩子数学理解能力明显提高，并在盘锦市小学低年段奥数竞赛中取得优秀成绩。上初中学几何课程时，常健在电脑上用教学软件给孩子做辅导，利用科技手段培养他们的兴趣，提高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孩子们后来在全省初中数理化大赛中，获得了数学和物理两个一等奖。

我们特别注重孩子良好习惯的养成。在学习习惯上，我们始终要求他们做到课前充分预习，上课认真听讲，课后用心复习，完成好作业。这几句话听起来似乎很简单、很轻松，但真正做到十分不容易。当自觉成为一种习惯，孩子就有了你想象不到的自控能力，家长也就轻松了。就拿写作业来说，两个孩子从小学开始，我们就从未督促过，他们始终积极主动快乐地在做这件事情。这个好品质，一直伴随着他们的整个学习生涯。在初中和高中阶段，两个孩子的卧室也是他们的自习室。两人在学习上都高度自觉，充分利用好时间，同时互相鼓励、互相监督。直到高中毕业，两个孩子从未参加过任何校外辅导班、补课班。

高中阶段，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我们选择了陪读。当时一年房租就1万元，对于我们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了应付这笔开支，我们只好把自家的房子租出去，然后再去学校附近租住。孩子读高中期间，我们搬了4次家。家里的不容易，孩子们都看在眼里。他们上大学后，每学期放假回来，都去做家教、打工，以补充大学学费。

2008年，好消息传来了，我们的大儿子常大桐考上了北京大学医学部，而且是本硕博连读；小儿子常大庆考上了清华大学材料系，由于成绩优秀，学校又把他调到自动化系。孩子们不但为我们圆了大学梦，更迈进了全国最耀眼的高等学府大门。作为一对双胞胎的父亲母亲，我们付出了很多，但看到孩子们取得的成绩，我们感到无憾、无怨、无悔。

补记

榜样

2016年，本硕博连读的常大桐从北京大学毕业，目前在北京一家医疗集团工作，爱人是北大博士；2018年，硕博连读的常大庆从清华大学毕业，目前在阿里巴巴集团就职，女朋友是北大博士，两人婚期在即。徐艳秋、常健的朋友们常对他们说：“你们家现在成了博士之家。”

真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人！

著名教育实践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在一个家庭里，只有父母自己教育自己时，在那里才能产生孩子的自我教育。没有父母的光辉榜样，一切关于儿童进行自我教育的谈话都将变成空谈。

常健、徐艳秋夫妇用他们的行动，为这句话做了十分贴切的注脚。

徐艳秋中师毕业后，参加了全国成人高考，在大专班脱产学习，那时她已怀有身孕。她说：“那时我克服身体上的不适，坚持一天8小时听课，所以可以说两个孩子的十月胎教是在大学课堂里完成的。”

两个孩子稍大一点儿后，徐艳秋又参加一次全国成人高考，获得了本科文凭。1998年，33岁的徐艳秋从助理（初级）开始职称评定，获得中级职称。2010年，她又评选上实验系列的副高级职称。30多年中，徐艳秋始终没有放弃过学习。

常健中专毕业后，也通过继续学习获得了大学专科证书。他因工作性质所限，经常要把材料拿回家中整理、完成。

那些年，在常健、徐艳秋家中，经常出现的场景是：两个孩子在一个房间里写作业，夫妻俩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学习或者工作。常健说，孩子们在学习时，看到爸爸妈妈也没有上床休息，而是像他们一样在学习，这样的影响是在潜移默化中产生的。在孩子的眼中，好的行动要比说教更有效。

结婚30多年来，常健、徐艳秋夫妇俩相濡以沫，在相互关心、尊敬中所表现出来的爱的光和热，在提高自身素质方面所传递出的孜孜以求的信念，为双胞胎孩子做出了最为直接有效的引领和示范。养成良好学习、生活习惯的兄弟俩，始终表现出了超越同龄人的自控力，以及在学习和生活方面表现出来的自觉和主动。

常健、徐艳秋夫妇俩坚持科学教子，让孩子们在爱中成长，形成了健康向上、独立自强的人格。他们不仅培养出了两个高才生，更为国家培养出了栋梁之才。

直到今天，夫妇俩还保留着兄弟俩从小学到高中用过的两张小书桌、两把小椅子。徐艳秋更是保存着他们从初中到高中的每次月考及期中、期末考试的成绩单。她说：“等他们有了孩子，就把它作为教育鼓励下一代的好素材送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