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微子》究义

　　黄朴民

　　《微子》为《论语》全书中的第十八篇，共计十一章，主要载录孔子及其弟子与其他人物言辞交流、思想观念碰撞的生动史实，特别是十分形象地再现了孔子与接舆、长沮、丈人等人在人生观、价值观、仕隐观上的对立与冲突，这其实是开后世儒、道对立之先河，同时篇中还记叙了孔子及其门下弟子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这些评价既多少反映了孔子所处时代的风貌与特点，更鲜明地体现了孔子自己的价值观、仕隐观。此外，本篇还掺杂载录了一些历史事件与人物，所涉及的古今人物竟多达30余人。由此可见，本篇既是儒学原则的重要载体，也是历史信息的丰富荟萃。

　　春秋时期的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严重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改变了不少人的生存方式。一些人在这种剧烈的变革面前进退失据，被无情地边缘化，由此他们深感迷惘和困惑，产生了深深的失落感。于是，就无可奈何地选择隐逸的方式，与剧烈变动中的社会与政治保持距离，以期求得内心的宁静与精神的超越。《诗经》中的《考槃》诗，就是这种隐逸文化的一个缩影：“考槃在涧，硕人之宽；独寤寐言，永矢弗谖。”这种社会文化现象，在当时大国（齐、楚、晋）争霸之间的夹缝缓冲地带——陈、蔡、宋（今河南中南部、安徽北部）尤为显著。那里出现了许多隐士。这些人生活大抵困苦潦倒，销魂落魄，但却思维相当活跃，人格相当独立，不汲汲于功名利禄，不迷恋文明礼乐，按照自己的意愿生存，自由挥洒，告别俗务，反映出别具一格的人生态度与立场。

　　孔子中年后率弟子门生周游列国，曾经到过陈、蔡等地，自然很有机会与这些隐逸之士相遭遇。有遭遇就有可能交流，有交流则有可能诘难。这样一来，双方之间的价值观、隐逸观的对立矛盾和辩诘冲突或许就很难避免。《微子》篇就是这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它十分生动形象而又具体入微地记录了“入世”与“隐世”两种生存方式的对立与冲突，凸显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差异。

　　在接舆、桀溺、长沮、丈人的眼里，当时的现实社会混乱不堪，黑白混淆，是非颠倒，价值错乱，“无可奈何花落去”，已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既然拯救社会已不可能，那么，还不如先拯救自己，与其同流合污，不若洁身自好。“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于是乎，就自然而然选择了隐逸的归宿，在出世中摆脱羁绊，在隐逸中求得宁静。他们完全无法理解孔子汲汲于恢复礼乐、再建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努力，认为这是纯粹的“可怜无补费精神”式的折腾。“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是胶柱鼓瑟，愚不可及，时光无法倒流，礼乐不能复兴，乃是历史的必然，更是现实的无奈。因此，他们或是告诫孔子应该通识时务，放弃虚幻的理想追求，抛开对世俗的眷恋，“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或是对孔子冷嘲热讽，揶揄挖苦，以此来帮助孔子从梦境中醒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

　　孔子何尝不知这些人本质上的善意，又何尝不知自己的“克己复礼”事业前途坎坷，希望渺茫，如同子路所指出的“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但是，孔子与这些隐逸之士最大的不同，是怀有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感，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使命感。他虽也主张“邦无道，可卷而怀之”，但其主要的理念，还是忧国忧民的入世精神、“化成天下”的人文关怀。所以，他对接舆等人的选择固然能予以“同情之理解”，但是，他自己却不愿放弃自己的崇高理想，解除自己的光荣使命，“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尽管希望十分渺茫，愿景非常黯淡，但是，只要自己一息尚存，就永远不轻言放弃，“知其不可而为之”！

　　其实，孔子对“隐逸”的人生观、价值观并不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这一点，从他称“去之”（即隐世不出）的微子为“殷之三仁”之一可以得到证明。但是从根本上说，他更为肯定和赞赏“谏而死”的比干。因为这更合乎“杀身以求仁”的期许。尤为可贵的是，孔子拥有博大的胸怀，宽阔的襟度，认为为人处世，成就仁德的路径可以有多种多样的选择，“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伯夷、叔齐固然是“仁者”，但“降志辱身”“言中伦，行中虑”的柳下惠等人，“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的虞仲等人，同样也十分优秀，值得褒扬。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不同情况、形势的不同状态，而自由选择适宜的做法，既各司其职，又分兵合击，共同致力于人格的完善、政治的健全、社会的改造。当然至于他自己，“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不走极端，践履中道，“与时推移，应物变化”，坚守立场，积极有为，为高标理想，弘扬道义而不遗余力。这也是孔子倡导的“中庸”观念在其“入世”与“隐世”关系处理上的生动体现。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