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迎昭

1942年6月，国立艺专同学毕业合影于璧山松林岗校门口。璧山区档案局供图

璧山区松林岗，国立艺专旧址在蓝天白云掩映下充满了沧桑感。记者 齐岚森 摄

国立艺专西迁示意图。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供图

《四川松林岗国立艺专宿舍》 版画 卢是（1941年） 璧山区档案局供图

1945年，国立艺专在江北磐溪的图案教室。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供图

《八月十日之夜》 漫画 丰子恺（1945年）资料图片

《四阿罗汉》 国画 吕凤子（1942年） 资料图片 

核心提示 

抗战时期，国立艺专西迁重庆，在璧山、江北留下了珍贵足迹。在这段“无愧中国艺术的先锋之旅”中，一个个在中国美术史上熠熠生辉的大师和重庆结缘，在战火频仍的年代留下不朽名作，赓续了中国艺术教育的血脉。

 70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们再来寻觅这段难忘的记忆，就是要充分发挥历史文化遗存的价值，让其活在当代、服务当下，奏响弘扬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的时代乐章。 

“我兴奋得鞋子都没穿好，抓起一把报纸就冲到街上，一路跑一路高喊：号外！号外！日本投降咯！”

 这是《新华日报》报童王清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1945年8月10日山城之夜的回忆——当天，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重庆大街小巷，全城沸腾了！

 沉醉在狂欢之夜中的，还有艺术大师丰子恺一家。他的长女丰陈宝生前在《抗战时期的丰子恺》一文中写道：“捷报传来，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匆匆趿拉着鞋，一同奔向沙坪坝大街去领略满街群众欢腾雀跃、爆竹之声震耳欲聋的热烈气氛……”

 丰子恺因何来渝呢？“父亲应当时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下称国立艺专，中国美术学院等高校的前身）校长陈之佛之聘，率眷于1942年11月离开遵义来到重庆，卜居于市郊沙坪坝。”丰陈宝在回忆文章中称。

 “1942年冬，国立艺专从璧山松林岗迁到江北磐溪后，陈之佛为国立艺专聘来丰子恺、傅抱石、黄君璧、李可染、吴作人等一批名师。”四川美术学院中国抗战美术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教授凌承纬说，一个个在中国美术史上熠熠生辉的大师，因国立艺专这座抗战时期国内最高美术学院，和重庆结缘，在战火频仍的年代留下不朽名作。

 70多年之后，国立艺专在重庆还有迹可循吗？

 国立艺专在渝六年碉堡宿舍至今仍有人居住

 “江老师，还不打算搬下山跟着晚辈享福啊！” 

“住了60多年，都有感情啦。” 

7月23日，记者来到璧山区松林岗。这里茂林修竹，一派田园风光。一条300余级的石梯从山脚蜿蜒而上，一眼望不到尽头。记者跟随璧山区档案局工作人员罗杨走到半路时，碰到了69岁的璧山四面山村村民江海明，于是就有了罗杨和江海明的这番对话。

 1940年冬至1946年夏，国立艺专西迁至重庆办学。来渝之后，其最初选址便是璧山。

 “我们脚下这条小路，是国立艺专教室到宿舍的必经之路。”罗杨边走边对记者说，江海明住了60多年的家，就是国立艺专昔日的宿舍。

 关于国立艺专宿舍，画家吴冠中曾在《出了象牙之塔》一文中有生动描述：“璧山县里借的‘天上宫’等处的房子不够用，便在青木关附近的松林岗盖了一批草顶木板墙教室，学生宿舍则设在山顶一个大碉堡里，上山下山数百级……”

 吴冠中记忆中的宿舍如今什么模样呢？记者紧跟罗杨上至山顶后，一座沧桑的夯土墙平房映入眼帘——条石堆砌而成的基座硬朗如初，土黄色的外墙已布满“皱纹”。 

这样的“大碉堡”不免让人觉得有些失望。 

其实，“大碉堡”确实存在过。记者查阅资料后了解到，画家卢是创作于1941年的木刻版画《四川松林岗国立艺专宿舍》中，碉堡高三层，雄伟壮观。 

那为何现存的只有一层呢？“父母觉得那么高没啥用，把房子买来后拆掉了上面两层。”江海明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父母花了150元将这座碉堡买下，改造后才住了进去。 

这个陪伴江海明一生的家，是国立艺专重庆时期仅存的建筑旧址。 

“中国美术学院抗战时期有9年西迁办学历程，其中有6年是在重庆度过的。”凌承纬说，1937年底，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西迁，1938年，该校和已西迁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合并为国立艺专。国立艺专于1940年西迁至重庆璧山（先在城区天上宫，后在青木关松林岗），又于1942年迁至江北磐溪。

 让学生手抄七万字《历代名画记》学校云集傅抱石李可染等名家

 “之佛先生道鉴：敬启者，艺专吕（吕凤子）校长因病辞职。兹请先生继任，一再辞让，迄未允就，谦冲之怀至取钦佩，惟艺专为国内惟一艺术学府注，非以德高望重者主之不足立，一再考虑，仍以先生为唯一适当人选……”

 1942年6月18日，民国教育部长陈立夫致信陈之佛，请他担任国立艺专校长一职。在此之前，陈之佛屡次坚持不就。

 “最终，陈之佛同意担任。”凌承纬介绍，陈之佛提出的条件之一，便是“将学校由青木关迁至隔嘉陵江与中大（中央大学）相对的磐溪”，教育部一口答应。 

1942年冬，国立艺专迁到江北磐溪后，因为交通方便，临近中央大学，陈之佛为国立艺专聘来丰子恺、傅抱石、黄君璧、李可染、吴作人等一批名师，可谓阵容堂堂。 

70多年匆匆流逝，还能触摸到那时国立艺专的身影吗？ 

7月24日，记者按照手机导航提示来到江北黑院墙社区，这里毗邻嘉鸿大道，车流如织，高楼林立。该社区中的国立艺专旧址被一堵灰色的水泥围墙围住，围墙上还张贴着数十张国立艺专的图文展板。踮起脚来，记者看到了围墙内的景象——杂草丛生，几棵小树孤零零地站立在这片曾云集了众多大师的沃土上。

 虽然物质上的遗存不复存在，但国立艺专师生交往的故事却流传了下来。 

记者从已故画家郝石林的回忆文章中得知，其在磐溪国立艺专求学时，傅抱石对学生要求严格，让郝石林印象深刻。1943年夏，傅抱石建议学生人人手抄一本唐代张彦远著的《历代名画记》，以便参考之用。于是，郝石林用了20多天，将7万多字的《历代名画记》抄写完成，潘天寿为其题写了书名。 

此后，郝石林还从傅抱石处借来唐代画圣吴道子画的《天王送子图卷》原大照片，苦画了25天才临摹完成。“在画的过程中，多次得到傅抱石先生的指点和教诲，我是终生难忘的。”他曾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除了向学生播撒艺术的种子外，国立艺专教师还支持学生进步运动。 

“吴凡主办的壁报《雨蕾》，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9周年（1945年），特地请李先生（李可染）画鲁迅像，李先生不但满口答应，并马上画了出来……”已故美术理论家华夏曾回忆道。 

版画家吴凡生于重庆，他作于1959年的版画代表作《蒲公英》，曾在德国莱比锡国际版画比赛中获得金奖。“父亲是国立艺专1944级的学生，1946年随校迁到杭州，直至1948年毕业。”吴凡之女吴融介绍，求学期间，父亲除了办壁报外，还热衷于演进步话剧，得到了李可染等大师的支持。

 日本投降后丰子恺作画送亲友 不久学校迁至杭州 

“学习材料多半从上海经过重重封锁远道运来，饭中都可挑拣出无数砂石、蛀虫、鼠粪……”在《烽火艺程：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友回忆录》一书中，画家谭雪生回忆了国立艺专在重庆期间的诸多细节。 

“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吕凤子、丰子恺等艺术大师都在重庆创作了载入美术史的代表作。”凌承纬说，艺术大师创作于抗战期间的名作保存至今的并不多，吕凤子的代表作《四阿罗汉》是其中之一，现收藏于江苏省美术馆。 

《四阿罗汉》作于1942年10月，吕凤子借四阿罗汉嬉、怒、悲、愤的形态，讽刺了国民党当局的腐败。这幅国画轰动了画坛，于1943年在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上获得唯一一个一等奖。

 丰子恺名作《胜利之夜》的“出生地”也是重庆，现收藏于重庆建川博物馆。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8日，丰子恺作出此画，描绘出一家四口看到和平曙光时的兴奋之态。 

在这之前，丰子恺还画了多幅《八月十日之夜》分送亲友，其中一幅题款为“八月十日的爆竹比八年的炸弹更凶”。 

为何重庆市民在8月10日就得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呢？史料记载，8月10日，日本外务省通过中立国瑞士、瑞典政府，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照会转交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当晚7点左右，日本投降的消息被美国新闻处（当时设在渝中区两路口）证实。美国新闻处立刻向中国方面通报了这一消息。这时，设在重庆的《新华日报》等媒体早已按捺不住，争相予以披露。 

当晚，丰子恺几乎彻夜未眠，他曾在《狂欢之夜》一文中写道：“路上遇到许多邻人，他们也是欢乐得疲倦了，这才离开这疯狂的群众的。‘丰先生，我们来讨酒吃了！’后面有几个人向我喊……带了满身欢乐的疲劳而返家的时候，已是后半夜两点钟了。就寝之后，我思如潮涌，不能成眠……不知不觉之间，东方已泛白。我差不多没有睡觉，一早起来，欢迎千古未有的光明的白日。” 

日本投降后，教育部命令：“该校永久地址，业经决定迁设杭州。”1946年夏，国立艺专师生从磐溪分三路（北路经西安、南路经贵州、中路沿长江）陆续返回杭州，经数次更名，不断发展成为如今享有盛誉的中国美术学院。 

西迁办学中，国立艺专数易其址，五易校长，赓续了中国艺术教育的血脉，是中国美术学院历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之一。 

为民族存亡鼓与呼 

“西迁时期，学院历经颠沛流离，但还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丰硕的教育成果。国立艺专在重庆期间，成为全国艺术学子向往的艺术圣地，聚集名家无数，培养优秀学子无数。”近日，“世纪同心——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藏国立艺专西迁时期师生作品展”在渝举行，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执行馆长余旭鸿在前言中这样写道。 

在去年4月举行的中国美术学院建校90周年庆典上，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也对该院西迁历史评价道：“让战火硝烟的大地成就漂泊的无尽课堂，让危亡的中国在这里存持天地文心、生民新命。如是艰苦卓绝、使命卓绝，无愧中国艺术的先锋之旅。” 

有专家指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源流奔腾到如今，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民众、为伟大祖国鼓与呼。 

“在民族危亡之际，当中华民族面临外来入侵者的野蛮侵略、轰炸、屠杀之时，包括国立艺专师生在内的艺术家的爱国情被真正激发出来，在艺术报国之路上勇敢自信地前进。”凌承纬说，正因如此，中国艺术教育的血脉得以延续，民族文化得以弘扬，民族自信心得以增强。 

“梳理、研究国立艺专西迁历史，展出相关艺术作品，是为了给如今的艺术家以启迪。”凌承纬表示，艺术家的创作应努力把个人的艺术追求、学术理想同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努力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贡献的艺术家。 

记者手记》》 

留住抗战美术的印记 

为了完成这次选题，我跑了当年国立艺专西迁重庆时的两个主要的点——江北磐溪和璧山松林岗。国立艺专的西迁，特别是它在重庆的那段历史，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不能绕过的精彩一笔。作为一名年轻的文化记者，我对此抱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当听说璧山还保存有国立艺专的建筑旧址时，我兴奋极了。 

但是，恰如我在上文中描述的那样，历经70多年的风雨后，璧山的国立艺专旧址与原貌已大相径庭；在江北磐溪，围墙包围的艺专原址中，只剩下杂草和几棵孤零零的小树。 

抗战期间，大量画家云集重庆，创造出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的同时，他们更是用画笔作刀枪，成为抗战中独特的一支“军队”。因此，他们的故事除了当以画展等方式加以宣传外，承载这些故事的旧址也应该得以保护，并加以修缮和利用。 

在这方面，我们不妨可借鉴重庆抗战戏剧博物馆的做法。该馆馆址就在抗建堂，通过打造重庆抗战戏剧历史陈列，向公众系统、全面地展示重庆抗战戏剧的基本历史概况，让历史“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