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困顿与渴望”应该依靠谁

作者：陈一舟

在两年前的省两会上，广东选出了中国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3亿农民工终于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有了自己的代言人。回顾两年的代表履历，胡小燕说，一是忙，始终在为农民工问题努力着；二是无奈，“有职无权”，很多问题不是自己可以解决的。胡小燕用两句话总结道：“只有遗憾，不敢言功。”（2月25日 《广州日报》）

胡小燕的话也许是大实话，将3亿“同行”的期盼扛在自己柔弱的肩上，其实是她的不可承受之重。以一个人之“轻”，去面对一个庞大群体的“重”，自然无法承受。正如她所言，她不是救世主，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妹，“很多问题不是自己可以解决的。”

有舆论认为，胡小燕的遭遇，折射出农民工这一群体权利代言人过于稀缺的现状，要进一步扩大农民工代表参政议政的席位。从阶层权益保障的角度看，这当然是必须和值得期待的。但回避不了的问题是，面对近2亿的农民工，农民工代表的数目从几个扩展到几十个乃至更多，其实也是杯水车薪。一个代表为数百万人“代言”，恐怕可操作性也不强，仍然还是会疲于奔命。

难道只有胡小燕们这样的农民工代表才能“代表”农民工吗？农民工的权利诉求、权益伸张，一定要靠特定的群体代言人的“鼓吹”才能实现吗？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作出重要贡献的社会力量，他们为城市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居功甚伟而所得却甚少——他们不仅是农民工，还是“我们”中的一员，他们的艰辛与无助，每一个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论是官员、富人，还是各行各业的社会精英，都不应漠视，理应给予真诚而友善的帮助。还有，相应的权益保障制度和组织机构，也都理应保持通畅和宽泛。这些，才是农民工表达话语权和实现权利欲望的主要途径。胡小燕们的“热情”，是制度渠道和群体性代言渠道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品。

每一个人大代表都应是“胡小燕”。可问题在于，“非农民工代表”要么对农民工问题毫不关注，要么关注和表达的视野流于表面，没有触及农民工权利的深层，解决不了真问题。而另一方面，制度性的诉求渠道又过于狭窄，甚至是形同虚设。这才导致了一个胡小燕成为千千万万人渴盼的“救世主”。

我当然希望有更多的农民工能走入参政议政的殿堂。但现阶段，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的“困顿与渴望”，应该多体现在人大、政协的民生提案中，舆论和公权力的强力支持中，而不能只依靠几个所谓的农民工代表。

（责任编辑：曾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