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故事：

　　渠吉堂，男，1921年7月生，中共党员。1937年4月参加革命，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渠吉堂参加了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战斗，1949年6月随二野十一军九五团进军西南。渠吉堂带着为了解救广大的劳苦大众不再受压迫，都能吃饱饭的意志参加了红军，为了感谢党和国家对自己的培养，不知道自己出生日期的渠吉堂将自己的生日定在了7月1日。在1946年底的甄城战役中，渠吉堂率领连队在山东陈坡阻击国民党，受到敌机狂轰滥炸，被弹片击中了他的肺部，虽侥幸与死神擦肩而过，但弹片却留在他身体里。这块残片导致他12年经常吐血，直到1958年才将残存在身体12年的弹片取出。渠吉堂说：为了祖国和人民，连死都不怕，还怕这块弹片吗？

　　退休后的渠吉堂并没有坐享清福，而是投身公益，积极为灾区、希望工程捐款捐物20余万元，缴纳特殊党费2.3万元。4年前，他拿出1万元资助垫江县杠家镇杠家村一名叫谢宜志的大学生，并在他大二到大四期间，每学期资助6000元，帮助他完成学业，他决定今年6月份再资助一个贫困大学生。渠吉堂常说：他深深爱着党和国家，是党和国家给予了他很好的照顾，他将发挥余热，将多余的钱回馈给社会，多做好事、善事，回报祖国，直到生命尽头。

　　渠吉堂，男，1921年7月生于河北省宁晋县北河庄镇中孟村。1937年4月跟随同村青年董梅子到山西加入抗日队伍，走上了革命道路。1938年8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渠吉堂参加了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战斗。1949年6月随二野十一军九五团进军西南后，先后担任酉阳县龚滩区区长、酉阳县人委农业科科长、酉阳县联社监事主任、酉阳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1965年4月渠吉堂调任四川省东印农场(现重庆市垫江监狱前身)任副场长直至1981年离休。

　　得知记者要采访，渠吉堂特意穿上胸前挂满勋章的军装，挺直腰板坐在沙发上看新闻。看到记者进门，连忙起身：“欢迎，欢迎……”声音洪亮，中气十足，看不出已有98岁高龄。

　　客厅左边的书架上，精心保存的一张1万元的收据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是我们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交特殊党费的收据。”渠吉堂的老伴冉懋梅笑着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不久他们又交了1万元特殊党费，收据暂时还没拿到。

　　渠吉堂笑呵呵地从柜子里拿出自己的回忆录说：“我听力不大好，边看边讲嘛。我老伴也晓得不少！”

　　翻开红色封面的回忆录，渠吉堂的故事从“打鬼子找饭吃”开始了……

　　把生日定在7月1日

　　1921年，渠吉堂出生在河北省宁晋县的一个村子里。年幼时，渠吉堂便失去父母，跟着伯父生活。

　　“小时候真的太穷了，我连红苕都没吃饱过。”回忆起童年的生活，渠吉堂没有更多言语，只是不断重复着这句话。

　　那时，“可以吃口饱饭”成了渠吉堂最大的愿望。1937年春天，16岁的渠吉堂听同村大自己10岁的董梅子说，山西有一支打鬼子的队伍，跟着他们打鬼子有饭吃。

　　“我们也去报名打鬼子！”董梅子同意了渠吉堂这个建议。而什么是红军，那时的渠吉堂并不清楚。有饭吃，打鬼子厉害，对老百姓好，这就是他参加红军的理由。

　　渠吉堂至今记得见到红军队伍时的情景。“他们驻扎在一座山上，正在吃饭。”渠吉堂断断续续地描述，班长见他俩饿得狼狈，就给他俩各舀了一碗小米粥。

　　这一碗小米粥下肚，乐坏了渠吉堂，他缠着班长要求参军打鬼子。

　　在渠吉堂的回忆录里，他写道：“后来才晓得，这支专门打鬼子的队伍，原来不是为了自己能吃饱饭，而是为了解救广大的劳苦大众不再受压迫，都能吃饱饭。”

　　这更加坚定了渠吉堂参加红军的决心。1938年，渠吉堂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起我就下决心，要跟着共产党干一辈子！”渠吉堂说。

　　后来，为了感谢党对自己的培养，不知道自己出生具体日期的渠吉堂在第一次填写履历时，把自己的生日定在了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日这天。

　　五块弹片留在肺部12年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渠吉堂胸前佩戴的每一枚胸章，都是他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燃烧自己青春和热血的见证——

　　从1938年到全国解放，渠吉堂跟随部队走南闯北，先后参加了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大小战斗几十次。在战斗中他四次负伤，数次受到部队嘉奖，获得“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纪念勋章各一枚。　当记者问渠吉堂受伤最严重是在什么战役中时，渠吉堂只是抬手指着自己的左胸说：“炸弹炸的。”

　　那是1946年底的甄城战役，渠吉堂已是二野十一军九五团九连连长。他率领连队，在山东陈坡阻击国民党部队。战斗中，渠吉堂始终在最前线指挥连队作战。“轰轰轰……”敌机又是一阵狂轰滥炸，渠吉堂刚扔完手榴弹，一枚炸弹就落在了他身旁。

　　“轰的一声，就不晓得了。”渠吉堂摆摆手说。这颗炸弹的弹片击中了他的肺部……经紧急抢救，渠吉堂侥幸与死神擦肩而过，但弹片却一直留在他身体里。

　　“那时没条件取出来，他经常一累了就大口大口吐血。”回忆这段过往，妻子冉懋梅眼中有些湿润。她叹了一口气，拉起渠吉堂的手继续说，直到1958年，医疗条件好起来后，老伴才在重庆新桥医院割掉了左肺下叶，取出了在身体里残存了12年的弹片，这才痊愈。

　　“五块，差不多黄豆大小。”冉懋梅右手一伸，小拇指和大拇指并拢一掐，向记者比起弹片的大小。她说，取出的弹片带回了家，后来被孩子玩耍时弄丢了，心疼了好久。

　　不干实事就不是共产党员

　　1949年6月，渠吉堂随二野十一军九五团进军西南。转入地方后，渠吉堂先后担任过酉阳县龚滩区区长、酉阳县人委农业科科长、酉阳县联社监事主任、酉阳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这期间，渠吉堂却因说了三句话，被冠以“三大罪状”——

　　“做的就是没有说的好。”他被扣上“否认大跃进成绩”的帽子；

　　“不管怎样搞，人民填不饱肚子是不行的。”因为这句话，他又被扣上“对粮食和市场供应政策不满”的帽子；

　　“现在检察院的工作这么多，哪有时间去斗这斗那，大家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他再次被扣上“反右立场不坚定”的帽子……

　　如今，回忆起这些，渠吉堂反而笑了起来，话语间满是坦然：“是共产党员就要讲真话、干实事。不讲真话、不干实事就不是共产党员！”

　　1965年4月，渠吉堂调到四川省东印农场工作，任农场党委委员、副场长。第二年，随着“文革”开始，监管改造工作受到冲击和破坏。渠吉堂与其他场领导带领大部分干警顶着压力，严守阵地，坚持工作原则。

　　“做啥子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讲原则！”这是渠吉堂一生的坚持。即使经历挫折，他也从未放弃自己“说真话、办实事”的人生原则。

　　“文革”结束后，渠吉堂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东印农场是我连续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他对这里满怀眷念，退休后也“常回家看看”。

　　妻子冉懋梅说，退休后这几十年，老伴常常带自己去看看监狱的新变化。现在的东印农场早已改名重庆市垫江监狱，搬到了垫江县城附近，是一个现代化管理的监狱。

　　“真是比我们工作那时好太多太多了，你说是不是！”冉懋梅望一眼老伴说，渠吉堂连连点头。

　　党员身份永不退休

　　退休后的渠吉堂并没有赋闲在家，坐享清福，而是投身公益，积极为灾区、希望工程捐款捐物20余万元，缴纳特殊党费2.3万元。

　　“我们夫妻俩这点好，想法很一致，所以结婚60多年没吵过架。”冉懋梅说，自己和老伴都认为，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平时生活简单，也用不了多少钱，剩余的钱就为国家、为社会多做些事。

　　“我虽然退休了，但我共产党员的身份没有退休呀！”在渠吉堂的回忆录中，他写道：“党和国家给予了我很好的照顾，我想将多余的钱回馈给社会，争取在有生之年多做好事，多做善事，这就是我的心愿。”

　　4年前，垫江县杠家镇杠家村一名叫谢宜志的学生，以628分的好成绩被重庆大学土木工程系录取，却因家庭贫困，无法继续读书。“这么好的成绩，不读书太可惜了！”得知情况后，两位老人决定资助谢宜志完成大学学业，当即拿出1万元资助他圆大学梦，并在他大二到大四期间，每学期资助6000元。

　　“小谢去年毕业了，在成都找了份不错的工作，过年还回来看望了我们。”说到这里，冉懋梅声音里带着兴奋，“我们决定今年6月高考结束后，再资助一个贫困大学生，帮助他完成学业，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

　　到这里，渠吉堂的回忆录也翻到了尾页。他以这样一段话，为自己的回忆画上句号——国家越来越强大，人民安居乐业，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人要常怀感恩之心，要缅怀先烈、铭记历史，积极支持和参与国家各方面事业发展，积极投身国家各个领域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来源：重庆文明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