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洛与读者合影。图片除署名外均为受访者提供

手写的书稿。杨杰/摄

洛洛和李晓征在普吉岛合影。

洛洛和猫。

冬天在后海卖书。

夏天夜晚卖书。杨杰/摄

洛洛与青春期的伙伴。

　　罗爱群在出版了第一本书之后改名“洛洛”，洛阳的洛，古城牡丹，她想去看看。她还想去看草原、看海，想去日本。洛洛出生在河北承德，爸妈第一次推着她去避暑山庄是在她12岁时。在一条青石板小道上，她摔下来了，脑门摔破，流了血，头发掉了一小撮，但好像不疼。

　　1岁多，没吃糖丸，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洛洛患上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右手不能动，左手没力气，两条腿逐渐变形，身体柔软得如同妈妈平日和好的面团。

　　她在一张小双人床上度过童年，又在轮椅上过完整个青春期。33岁了，在北京后海银锭桥往西的路旁，她用嘴叼着左手上的橡皮圈给买书的人签名，顾客帮她拔掉笔帽。已经出版的两本书分列两侧，轮椅上挂着大纸板，上面4个大字“我写的书”。

　　后海时光

　　下午三四点的阳光透过树叶的间隙打在洛洛脸上，油光细密，“没有什么被看得起、看不起的。”她调整了一下轮椅的方向，躲进阴影里，“生活所迫嘛。”

　　她来北京5年了，起初住在西四环外一间朝西的屋子里，只有下午才有太阳，黄昏看得久了，人就容易低沉。后来搬到鼓楼东大街，月租2000元，进院门后要拐3个弯才能到她住的门口。

　　房间20平方米不到，屋里有两只性格迥异的猫和码到屋顶的没卖出去的书。屋里黑，下雨时更暗。小时工每天来两个小时，帮她穿衣、洗漱、上厕所、做饭、洗衣服、抱到轮椅上，没有太多感情交流。隔壁住着附近饭馆里打工的青年，上下铺，偶尔在白天传出歌声。

　　洛洛吃过午饭，在小时工的帮助下出门，坐电动轮椅去后海。戴着猫耳朵的女孩熙熙攘攘走过，还有滑轮少年、汉服少女、穿情侣装的人、也有钓鱼的安静待一下午。

　　“这地方不适合卖书，他们是来买醉的。”烟嗓从下午5点开始冒起，接二连三的歌声，响得她心脏咚咚咚跳，早前她来一次得在家缓两天。熬到晚上12点回家，经常看见摇摇晃晃的人，大哭的，红着脸的，说掏心掏肺的醉话。也有买她书的人，冲动，喊着“给我签名！我一定要买！”有人买完书悄悄问她，“哪个酒吧好？都有低消吧？”

　　一到冬天，没有供暖的日子不太好过，房间本来就进不来阳光，窗外呼呼的风声，心里一紧。她的手在冷天使不上劲，写字不是想要的走向。心情也不好，感到无力，这个冬天跟上一个冬天有什么不一样呢。

　　12月，比12个月还漫长。冬天的后海结冰了，书也卖不了什么钱，一天几十元，或者不开张。摆摊时遇到很多问题，人们常问“怎么证明这书是你写的？”有人出于同情，付了账就走。更多人只是停在她面前，好奇，对同伴说，“连这种人都能出书，我们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然后走了。

　　洛洛不会推销，只说同样的话：“这是我写的书，可以翻看。”拒绝的人常说，“我不喜欢看书。”

　　旁边摆摊的同伴乐观得多，“酒吧里出来的酒蒙子，碰着了能给你开个大张。”刚来后海时，洛洛谁也不认识，天一黑，她需要有人帮忙把台灯从轮椅后的袋子里拿出，夹在桌上，插上充电宝，再补几本书。

　　一同摆摊的人就是她的“手”和“脚”。他们一起在大树下吃饭，分享食物和日用品，住在胡同里的老邻居免费提供热饭的帮助。刮风下雨的天气，他们就聚在出租房里唱歌、打牌。他们还一起躲避“黑衣服”城管，被逮到要没收、罚款，抓得严时，像捉迷藏一样。他们建了群，通风报信。

　　有一次，洛洛正在签名，低头一看书都不见了。“黑衣服”突袭，旁边摆摊的女孩把自己的东西藏好，又帮洛洛藏了起来。“我还没对她感恩呢，她就走了”。后海摊贩的流动性大，有的混不下去回了老家，也有人存够了钱盘了店铺。

　　“摆摊好像是最底层的人”，洛洛说，常人看来模糊的面貌其实活得无比生动。一对南方的年轻夫妻已经在河北买了房，努力还着贷款。北方大哥大嫂，小团体的灵魂人物，对谁都好，乐意借钱给洛洛，到冬天生意不好时，就带着大家去找别的营生。一个独身的中年女人，早年家人出车祸离世，结婚半年因为家暴离了，送给洛洛红色手串。一个北京大妈，拉着三轮卖水，她老伴走了，孩子出国，出来为了解闷……

　　“我以后要是有钱开公司，一定雇佣这帮人，他们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洛洛爱他们的乐观，一遍又一遍把收起的商品摆好，不厌其烦。

　　前两年，后海开始整治，摆摊的走了，酒吧也不敢太吵，洛洛的书也卖得少了。“人们因为买醉来到后海，遇到了我，才买书，也许回去也不会看。”她坐在路边像个裁缝，守着轮椅。胡同游的三轮车在傍晚下班，呼啸而来，那么长的队伍让她无处可躲，她说，“像暮归的羊群。”

　　摆摊奇遇

　　摆摊这几年，倒是积累了些粉丝，有奇遇。她的微信上有2000个好友，1500个都是“僵尸粉”，她用嘴划开触屏，偶尔与他们联系，互相取暖。

　　一个在冬天买书的女孩，在第二年的8月给洛洛发来微信，说要来北京玩。洛洛翻了朋友圈才想起她来，邀请她来自己的住处。晚上两个人聊天，女孩讲了自己的秘密。

　　女孩从东北来，要去五台山。她大学刚毕业，父亲突然去世，只留下菩提子，在弥留之际告诉她，自己不在了要带着它去五台山。她爸是孤儿，在她4岁时与母亲离婚，爸爸带着她生活，没有家，房子是租的。爸爸病重时，她把房子退了，在医院照顾他。爸爸去世，她什么都没了。

　　“听着就非常难过。”那个在北京的夏天，女孩外出，洛洛发信息问她何时回家，看到“回家”两个字，她很触动。后来她离开北京，去云南支教，留下一把吉他，现在还挂在洛洛家的墙上。

　　在那间小屋子里留下痕迹的还有明星。他在一个晚上看了50页洛洛写的书，第二天来找她，送了她CD、书、猫王收音机和一些钱。它们摆在一个不断加高的架子上。

　　男明星说自己的青春就消耗在后海，是真正没有忧愁的日子。现在有了孩子，请教她如何做一个好父亲。洛洛回答两个字：陪伴。她10岁前和母亲住在乡下，只有在寒暑假时，能看见做教师的父亲。现在叫起“爸爸”都觉得陌生。

　　来北京之前，洛洛在承德最繁华的一条街上卖书，挨着手机贴膜的小贩。路灯的颜色跟北京不一样，对面的商业街大屏幕上放着电影，夏天的槐花下雨一样落下，是甜的，落在书上，黏黏的，招小虫子。

　　对面婚纱摄影店有个助理常来找她，陪她卖书，送她回家，离开时给她拍了张槐树下的照片。

　　书摊前走过形形色色的人，有个中年男人从书摊路过，瞥了两眼，翻了几下，说，买一本吧。洛洛比较反感他的居高临下，几天后，竟接到他的电话，说自己无意中买了书，回去看了觉得很好。他是当地某个局里的领导，在电话里说，自己得了癌症。

　　承德是个安静的地方，夏天傍晚6点，购物广场就关门了。洛洛又去了石家庄，以为省会的生意总会好做一些，没想到街上没多少人，买书的更少。

　　石家庄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整个城市都像生活在雾里。洛洛卖书在人民广场一带，住的地方要坐40分钟公交车。房子租在一楼，别说阳光，光线都很奢侈。窗外有别人种的丝瓜，开的小花。

　　洛洛常去小时工大姐开的小吃店，尤其是下雨天，大家都在忙，她坐在棚里，看着雨，“周围都很热闹，但跟你没关系”。

　　小吃店旁边有个男人跟洛洛搭话，交上了朋友，男人来到她家上网。没过几天，家里被盗了。窗台上的小菊花撒了一床，电脑掉在地上。她猜想，男人想从窗户把电脑夹走，但失误了。东西没丢什么，只是生活一片狼藉。

　　洛洛曾在路上遇到过一条断腿的狗，见人就跑。她说人生就像这条狗一样，跑得特别难看，但是不得不跑。

　　她在石家庄遇到了翔哥。翔哥是一个女孩，比洛洛还小两岁。她卖小饰品，皮肤黑黑的，短发，大眼睛，高一米七多，像个男人。

　　有一次她们想喝粥，粥店规定买粥必须同时买包子。翔哥只要粥，不买包子，店员不理她，她自己盛粥，把钱一扔，扬长而去。“我管人家怎么看”，她以前推着车卖瓜，跟老头老太太打架。

　　后来翔哥对洛洛说，“你是别人看得见的身体上的病，我是别人看不见的。”她14岁得了红斑狼疮，需要终身服药维持生命，每个月的医药费有两三千元。

　　“人到了这份上，知道自己活不长，什么都能豁出去。”翔哥长得挺漂亮，有人追了她两年，后来她进了医院，那男的照顾了两天就跑了，再也联系不上。“你看这就是爱情。”翔哥说。

　　洛洛想起当初一起摆摊时，她跟翔哥开玩笑：“韩剧里都是穷人被富人看上了，怎么没人来救我呢？”一晃8年过去，翔哥开了两家店，房子买在了富人区，已经过上了自己给自己创造的富人生活。

　　最后一次在石家庄卖书时，洛洛竟然有些不舍。商户都搬走了，只剩洛洛一人和那盏路灯。“它像灯塔一样，和我度过那段最伤心的时光……说不清那是什么滋味，唯一清晰的就是我是路灯下的那个人”。

　　烧烤店的青春

　　洛洛和她的轮椅遇见过许多人，明星、官员、盲人、病人，很多人面对她，愿意敞开心扉。

　　“洛洛在朋友圈里算是核心，身上没有领导气质，却让人不自觉地聚在她身边。”朋友李晓征说。

　　洛洛小时候一直穿着哥哥的衣服长大，以黑色、深蓝色和军绿色为主。长大一点，她总想有自己的衣服。李晓征以前常陪洛洛逛街，“我是学美术的，都觉得她选衣服过于前卫了”。

　　她喜欢看时尚杂志里的各种款式，尤其喜欢旗袍，只是，她不能站起来，自认为穿不出精致的效果。

　　承德的冬天特别冷，大家穿着羽绒服、长大衣，洛洛突然弄了件披风，朋友们都觉得挺新鲜的。“当地人只求穿得暖和干净，她有眼界，有自己的想法。”李晓征说：“她的内心很大，不可以蜷缩在小环境里生活。”

　　李晓征为洛洛的第二本书《把我唱给你听》配图，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屋子里创作。那几乎是他在北京最困顿的时光。他跟洛洛分处两地，坐在电脑两端，时不时在QQ上相互催稿，好像办公室邻座一样。得知洛洛要来北京发展，他劝阻过。

　　洛洛不但来了北京，还走得更远。前两年，李晓征陪她去泰国，她穿着花裙子在海边拍照，轮椅陷入沙子里。回国路过免税店，洛洛想买个迪奥的口红，浅粉色的。李晓征说：“你又不化妆，买个曼秀雷敦得了。”

　　李晓征不知道，洛洛回国后坚持去专柜买了那个浅粉色的口红，就算不用，她也要有一套。

　　他们还一起去重庆，坐了33个小时的火车，看经过的城市和村庄，大片的田地，水稻以及向日葵，还有坐在家门口悠闲唠嗑的农人。洛洛一路很兴奋，话很多，对一切都感兴趣，又感慨那些远方的人一辈子只待在这方丈之间，有多落寞和苍白。

　　几个人去了秦皇岛的海边发呆，从早待到晚，也不聊天，“牙都晒黑了”。洛洛回来说，大海是人类悲伤的化身。又去过两次草原，轮椅轧在草原上，软软的，比地毯都舒服。到了草原才觉得自己太渺小了，她老早就喜欢内蒙古音乐，听德德玛的歌，她说那是产生于孤独的音乐。

　　她欣赏一个叫王凯伦的朋友，他花了3年时间，开摩托车走遍中国。王凯伦以前在承德钢铁厂上班，在40多岁的时候辞职了，妻子反对，离了婚，孩子上了大学后，他就走了。

　　他拿着相机给西南地区的孩子拍照，他让他们笑一笑，自己的眼泪却快要流下来，“他们长这么大可能都没拍过照片”。摩托车总是落入险境，日记里好多处“我可能不行了，如果有人看见……”

　　洛洛印象中，王凯伦看淡一切，他说过完那个冬天，会继续走，再不回来。他的眼神透亮，“那个年纪的人，已经没有那种眼神了”。

　　19岁那年的夏天，洛洛的“远行”是在承德开个书吧，全靠朋友帮忙。

　　对书吧的设想是有书、有音乐、有饮料，文艺风。她找父母要了三四万元，地址选在一条有生活气息的街道，旁边是小超市和面馆，租金便宜。

　　装修费了一番心思，墙壁刷成淡蓝色，靠上是深一点的蓝，下面是浅一点的蓝。一群朋友来帮忙，几乎全是学生。李晓征说，在装修过程中，他发现过往的人不像喜欢看书的，怕书吧过于小众，便提议改成烧烤店。等赚了钱，再去理想的位置开书吧。

　　洛洛听了他的建议，忍痛改成有音乐的烧烤店，买了音箱，放班得瑞的CD，店名叫“旷野”。鞭炮轰轰烈烈地响起，吓人的响声带来了她的新起点。朋友们有的负责采买、有人串串，有人招待客人。

　　有两个中年男人是常客，新疆人。每次到店，洛洛和朋友们就找出王洛宾的音乐《在那遥远的地方》。中年人给他们讲新疆的葡萄，大片大片的沙漠，一眼望不到边，偶尔有一棵树在遥远的地方孤单地立着。洛洛也想去这些地方走走。

　　烧烤店的生意时好时坏，暑假过去了，朋友们陆续返回学校，店里招来新的服务员。很多事情洛洛不能亲力亲为，店里的收入一天天减少。

　　离取暖期还差几天，洛洛摸着店里冰冷的边边角角，哭了。爸爸来看她，呼出的气息是一团白雾。爸爸让她当晚就回家，转身就流泪了。后来听说，爸爸回家后放声大哭，妈妈从未见他那么伤心。

　　“旷野”最后还是决定转出去，来看过的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整得不错，就是地势差点”。“旷野”花光了爸妈给的钱，也花光了借来的钱，结果失败，加上半年多盼望的落空，让她绝望。

　　从夏天走到冬天，“旷野”终究成了她心中真正的旷野了。

　　开店赔了钱，洛洛开始想怎么弥补，写书的想法一闪而过。

　　2005年大年初三，洛洛铺开纸，握一只秃笔，趴在床上开始写自传书《心的翅膀》。那半年时间，除了吃饭、睡觉，剩下的时间全用在写东西。

　　当时洛洛没有电脑，手稿分给朋友们校对打印，又拿给当地作协的人看，对方看完后建议她出版。爸爸对她说：“你写得真好，我的学生里学习最好的，也不如你写得好。”

　　乡下童年

　　童年里父亲的身影极少。父母分隔两地，洛洛与母亲在乡下。

　　印象最深的是妈妈带她去看露天电影。妈妈给她包一个被子，圆乎乎的，确保不会被冻着，再抱她走很长的一段路。她那时还不能理解电影里的内容，只记得漫天星辰，低垂得似乎伸手就能碰到。

　　大部分时间，妈妈要忙着去学校教书，下班赶到地里干活儿，洛洛总是一个人。最孤单是午睡醒来，发现房间里只有自己，周围异常安静，后来索性不睡午觉了。

　　老宅背靠一座山，打开窗，跟麻雀对视，树和自然离着人很近。春天开始，杏树开花了；冬天有松树，山也是绿的；秋天的野百合漫山遍野，橘黄色的，洛洛把自己想成最淡的那一朵。

　　10岁之后搬到承德市里，与父亲和哥哥团聚。洛洛的房间9平方米，里面摆了书架子、轮椅、电脑、衣橱和一张小双人床。从早到晚，24小时、48小时、一个星期，或者更长的时间，床是她唯一活动的空间。房间是阳面，有个小小的阳台，透过它，能看见一小片天空。大量的阅读便从那时候开始。

　　洛洛从没上过学，启蒙教育来自母亲。在一个围着炉火的冬天，她用左手拿起火盆里熄灭的一块炭，在盆沿上写下了第一个字，“的”——“和任何意义无关的一个字，像我的命运，与世无争，可有可无。”

　　窗台是书桌，棱角磨光了。她看书、摘抄、写日记、听英语磁带，不是出于刻苦，而是打发时间。她熟悉绿色植物上的灰尘，和时钟走动的声音。

　　后来朋友们来了。

　　她从窗户扔下钥匙，小伙伴打开门和一个新世界。“他们让我有一种无障碍的感觉，有台阶就背我上去，只要他们在，就没有不可能，好像没有去不了的地方”。

　　闺蜜杨是“一次就吃两个米粒”的林妹妹式的美女，她住在洛洛楼下，陪伴洛洛的时间最久。洛洛失恋时，大家整日陪着，一起放风筝、逛街，坐在一块听音乐、聊天，讲最热烈的笑话。后来起哄“818”是个好日子，给洛洛和杨办“婚礼”，有人送了两个粉红色的香皂盒。一帮朋友说好每年到这一天都聚会，不带外人。

　　后来杨嫁了人，洛洛没去婚礼，“好像去了就会失去她一样。”再后来，杨生了孩子，聊的是柴米油盐，“从精神上我们已经分开了，我真的失去她了。”去年，洛洛忽然收到一条短信，祝她“818快乐”，发自杨。

　　17岁迎来初恋和失恋。他在妈妈学校的食堂里工作，外地男孩，笑容好看。两个人决定在一起时，男孩哼着“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是我们的选择……”

　　洛洛说“我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你和其他人不一样，我才喜欢你，第一次见你，觉得这个坐在轮椅上、大眼睛的小女孩，蛮可爱的。后来通过接触，你的单纯、干净和善良越来越吸引我。”男孩说。

　　那时的洛洛陷入爱情，他等于快乐，他等于思想的全部，那有一些空洞的生活从此具有沉实的走向。男孩的家人知道后，明确反对，说若是病情轻一些就好了。

　　洛洛问爸爸妈妈，能不能通过治疗减轻病情。爸爸四处打听，后来找到长春的一家医院。妈妈陪她去做手术，如果成功，她起码能站起来。

　　手术做了4个多小时，人醒来已经是15个小时后了。骨头深处在痛，疼着疼着，人就失去了知觉，妈妈和医生们的呼喊越来越远。有一次休克了10分钟，每次模糊地醒来都被硬邦邦的医疗器械穿插着。注射器那么大，妈妈用手比划，看上去像是给牛打针的家伙。

　　妈妈一瞬间就老了，头发白了，牙也掉了。“妈妈她有没有后悔过有我这样的孩子呢？”她在书里写道，“我想做个祈祷，祈祷来世，我们继续做母女。不同的是，让我做妈妈，把她今生给予我的爱，再毫不保留地还给她吧。”

　　手术最终宣告失败，洛洛的腿还是没有力气。初恋男友离开了，他的家人说选洛洛，就跟他断绝关系。

　　爱情很短，叹息很长。她被确诊过抑郁症，觉得死是非常愉快的事，活反倒是煎熬。“有时候真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体被毁灭在铁轨上”。

　　她说，世上什么都没有了，母爱便可以使一切再生。“我的命运像不加糖的咖啡，苦得如同中草药，妈妈是糖。”失恋时，妈妈陪她出去散心，说世间的情感有许多种，需要我们用心用意地去体会和感受。爱情不是唯一的，失去了它，生命也照样在闪光。

　　她那时听相声，感觉人生就是这么一点儿事，没必要追根问底。

　　拥抱他人

　　当地的电视台曾报道过洛洛的故事，很短，一位农民工看到了，打电话过去想要买一本洛洛的书。他从六楼摔下来，脖子以下不能动了，已经躺了五六年。

　　洛洛看他太寂寞了，建议他用嘴咬着筷子上网。现在听说他有了智能手机，还有快手，很多朋友认识他，他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孤单了。

　　洛洛还曾资助过一个青海的学生。那时她认识了一个来承德出差的刚毕业的大学生，说青海有许多像他这样读不起书的人。洛洛就让他帮忙联系一个小孩，每个月给他寄点钱。寄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她发现那小孩是他的亲戚，并不贫困，一件有意义的事很不开心地结束了。

　　洛洛佩服一位盲人朋友，他懂得多，会说话，以前当地公交车对残疾人收费，他就不停给热线打电话，居然成了，免费了。洛洛后来签了捐献眼角膜的志愿书，她说盲人的生活比肢体上不好的人更艰难，“他们心里没有什么安全感，所以要不停讲话，来确定你的位置”。

　　有一次洛洛往后海走，看见有人推着轮椅上台阶，反反复复地失败，那人很愤怒，“推着的人都那样了，坐轮椅的人会是什么感觉？坐轮椅的人很敏感，你的气息、你的情绪、你的气场已经伤害到他了。”

　　“有时候我不想认命，有好多想法，觉得我可以，但是出行的困难，我就认命了。”台阶就是两个世界。在北京一个40摄氏度的夏天，她在地铁上艰难换乘，去参加严歌苓的签售会，人很多，根本挤不进去。她埋在人群后面，被挡得严实，待了一会儿就出来了，“也挺好的，因为我听到了她的声音。”

　　她常看到轮椅上有一张张被欺负过的脸。即便来到后海，也没带着游玩的心情，“是什么给了他们这样的表情，到底是什么给了他们这样的压力呢？”

　　她感谢那些持续给她温暖及伤痛的人，如果不是他们，她不会有那么多的力量。

　　看过她的书的人问她，“亲情、友情、爱情、梦想，你所拥有的过去和你热爱过的死亡，换成别人，也会这样洒脱吗？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一起陪伴你，奋不顾身的勇敢的努力生活着的你，现在有渐渐感到孤单少些吗？”

　　还有读者发来长长的信息，“喜欢你写的父母对你的付出……使我悟出一个道理：世间最强大的力量就是爱……喜欢你写的朋友之间的友情，那是你从老家来到一个陌生城市之后认识的一帮要好的朋友，他们增加了一个城市的温度。”

　　洛洛现在一个人在出租房，猫睡醒了走过来，也挺好。

　　她以前常与人通信，有个人在信里鼓励她：在任何特定的环境中，人还有最后一种自由，那就是选择自己的生活态度。

　　在后海干燥的风中，洛洛说自己做的最正确的事情是出书，出书使经济独立。她一直渴望做些什么，哪怕月薪只有300元，也能为母亲买一件新衣服。现在，她日复一日地担心生意，想要摆脱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她说，起初和朋友们一样，爱好音乐、读书、电影，现在想的是赚钱，“我离自己也远了”。

　　来往的路人不会注意书籍封底的一段话：“如果非要问我，到底为什么而写？我会正襟危坐地告诉你，我只想留下点什么，留下一点我活着的见证。还有，希望那些拥有健康体魄和灵魂的人，在合上我的这本书以后，对生活会更感兴趣，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也是我坚持下来的动力和初衷。”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杨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