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共享理念的文化战略学意义

发布时间：2019-04-29 22:58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8-08-28 15:47 | 查看：1579次

　　刘方喜

　　[摘要] 文章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社会形态学和价值论角度，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共享理论的重大意义尤其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战略学建构的重大意义加以阐发。习近平创新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和”为理念的“家—国—天下”的三层结构论：在“家”层面提出重视家庭和睦、家风建设等问题，在“国”层面提出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在“天下”层面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基本理论内涵体现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等理念由国家而世界的拓展；从社会价值论看，又体现了“五大发展新理念”尤其“共享”理念等由内而外的拓展，为我们超越西方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过度竞争、过度逐利基础上的文明冲突论，在顺应全球发展进步大势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战略学建构，提供了理论遵循和价值制高点。而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置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才能充分揭示这些重大意义。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文明共情理论；文明冲突论；文化战略学

　　[作者简介] 刘方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北京 100732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1004- 4434(2018)03- 0001 -08

　　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国际关系思想的重大创获，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若从理论上细加辨析，“人类命运共同体”关乎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社会形态学问题，而“共赢共享”则相对而言关乎“如何构建”的社会价值论问题。这些重要理念是在中华民族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重大历史转折中提出来的，可以成为跨越西方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化解中国威胁论、主动应对西方“价值观外交”的重要文化战略理念。这些理念顺应并将引领全球发展进步大势，充分揭示其重大意义，既需要对西方当代流行的文化战略学理念（如“文明冲突论”等）作出深刻反思，也需要对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基础上的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作深入辨析。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学理念

　　我们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的相关文献略作梳理。在2010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关于促进中欧合作的论述中，中国提出“命运共同体”概念；2011年《中国和平发展》更是把“命运共同体”概念纳入其中，并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等联系起来，强调应超越国际关系中陈旧的“零和博弈”、冷战和热战老思维、对抗和战乱老思路，提出了构建国际关系的新视角、新理念、新道路等。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理念。其后，习近平数十次加以阐释：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重要演讲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6年，在秘鲁国会的演讲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顺势而为，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在建党95周年庆祝大会讲话中提出“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2]；2017年，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的开幕辞提出：“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3]；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强调：“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不再符合时代逻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各国人民共同呼声”[4]；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倡导世界各国要“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历史过程”，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应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进行努力[5]；2018年，习近平在致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的贺信提出：“中国人民愿同拉美和加勒比各国人民携手并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6]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极具系统性、战略性，体现了习近平博大精深的社会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获，下面结合习近平相对较为集中而系统的论述，从社会形态学的角度，将其置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对此作进一步梳理和分析。

　　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关社会思想的最新成果，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思想资源。由“和谐社会”而“和谐世界”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创获。与“和谐社会”相关，习近平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论断，而“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则是“和谐世界”论的创造性拓展。这昭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于由内而外、由国家而国际构建什么样的社会的思想的发展脉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体现了我们古人由个人而社会建设的基本思路和理念。整体来看，习近平社会思想在方法论上创新性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国—天下”的三层结构论：在“家”这一层面，习近平高度重视家庭和睦、家风建设等问题；在“国”层面上提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在“天下”层面提出的重要理念。贯穿这三个层面的是优秀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和”的理念。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充分吸收了传统文化“大同”“和”等重要思想资源，多次引用古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说法，强调中华文明历来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协和万邦”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此展开进一步研究，当是个颇富激发性的课题，兹不多论。

　　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强调构建“利益共同体”的重要性和基础性。这一理念关乎国际新经济秩序的构建，并与“一带一路”倡议直接相关。“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谓2016年习近平外交的“关键词”。在杭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发表题为《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的主旨演讲，介绍了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取得的成就，强调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并提出建设创新型、开放型、联动型、包容型世界经济的倡议[7]。这些可以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具体落实。演讲还强调：“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共享为目标”，要“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8]。

　　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更是一篇关于全球利益共同体构建的经典文献。习近平批评了把世界乱象归咎于经济全球化的观点，强调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而走向孤立，是不符合当今世界历史潮流的。由于利益高度融合，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9]。演讲并未忽视全球化的负面后果，但强调包括国际金融危机在内的这些负面后果并非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金融资本过度逐利、金融监管严重缺失的结果，并揭示了全球化进程中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会更加突出。尤其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会加剧“不平等，特别是有可能扩大资本回报和劳动力回报的差距”等现象和趋势[10]。这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背景的描述和分析。而解决全球化负面问题的路径是：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要让发展更加平衡，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发展成果人人共享”，要做到这些，就要“完善发展理念和模式，提升发展公平性、有效性、协同性”[11]。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先关乎全球经济发展理念，而“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为了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为解决当前世界和区域经济面临的问题寻找方案。总而言之，“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12]。

　　其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关乎世界经济发展，只有置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尤其结合“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等由内而外、由“国”而“天下”拓展这种推己及人、推人及物的理论脉络，才能充分揭示这一理论的广泛意义，而这又集中体现在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论述中。

　　2015年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是一篇系统性极强的论述。讲话提出“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提出努力的方向：（1）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为此，要践行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2）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为此要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3）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4）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5）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1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体系已然成型。习近平还宣示：“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倡导“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4]。

　　再一重要体系性极强的文献是2017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演讲再次勾勒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国际背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等方面的发展，总体上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等成为强劲的时代潮流；同时，全球社会也面临许多共同的挑战和风险：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依然有影响，发展鸿沟日益突出，战争等传统安全威胁与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并存，并有持续蔓延之势，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正是针对这种状况，习近平鲜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而在具体行动上，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1）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避免的；（2）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3）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4）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5）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15]。这五点勾勒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行动路径。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宣示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打造伙伴关系、坚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为了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美好目标，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推进这一伟大进程。

　　再一纲领性文献是中共十九大报告第十二部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标志着作为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之外交、国际关系理论的成熟。报告再次从正反两方面勾勒了相关国际背景：一方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等进一步深入发展，世界的联系更趋紧密，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与发展总体上仍然是当今时代主题；另一方面，当今人类依然面临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以及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等诸多挑战。作为推动和平发展大势、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在国际关系构建上，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2）在国际安全构建上，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3）在国际经济新秩序构建上，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4）在全球文明建设上，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5）在全球生态建设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16]。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已成为脉络清晰的思想体系。

　　由以上三篇系统性极强的文献可以看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体系由五个方面组成，并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存在对应之处：国际关系、国际安全、世界经济新秩序、全球文明、清洁美丽世界建设，大致对应于国内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态五大建设。这其中蕴含着由“国”而“天下”、推己及人、层层拓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路，而把“和”的理念由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建构，拓展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建构，则又体现了“民胞物与”“推人及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

　　二、共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价值论理念

　　以上梳理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相关文献，并从社会形态学角度作了初步分析。从社会价值论看，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原则，又与五大发展新理念密切相关；同样，五大发展理念也关乎中国国家自身发展。而诚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拓展，习近平实际上也把五大发展新理念拓展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之中，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理念：开放、协调与此密切相关，创新之于全球发展也非常必要，而“绿色发展”即“低碳经济”等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议题之一，而其中“共享”理念尤为重要，下面对此略作阐发。

　　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联合国已有一系列原则基础上创新发展起来的。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到了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所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所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60多年前万隆会议所倡导的与毛泽东外交思想密切相关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习近平强调，这些在国际关系演变中所积累起的一系列公认的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而这些原则精神，也构成了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17]。

　　其二，“共享”是贯穿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中的一个重要价值理念，体现了习近平博大精深的社会价值哲学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蕴含着极其丰富的价值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一重要经典表述突出了共享理念在其中的重要性。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将自身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而作为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倡议所秉持的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倡导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实现共赢共享发展；在全球治理和国际安全上，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当然，共享更是全球经济治理的目标，要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要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要让发展更加平衡，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发展成果人人共享，等等。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用“共商共建共享”清晰概述了中国的全球治理观。

　　其三，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原则，“共享”既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总体上体现了习近平把这两者融会贯通的价值思想。习近平在系统论述共享发展理念时指出：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礼记·礼运》具体而生动地描绘了“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的状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共产主义社会将彻底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真正实现社会共享、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18]。“共享”是五大发展理念之一，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发展的核心理念，而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因此，“共享”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又处于特别重要地位。从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联系看，“按需分配”可谓最高程度的“共享”，而“各尽所能”“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则可谓最高程度的“共建”。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联系看，前已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社会形态学上充分吸收了“和”“大同”论等思想资源，而从社会价值论看，《礼记·礼运》所描述的“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包括“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包含有共享之意；“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19]蕴含有共建思想。

　　前已指出，从社会形态学看，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强调“利益共同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与社会价值论相关，习近平还强调“践行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的重要性。《礼记·大学》有云：“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20]其主旨后来被概括为“财聚人散，财散人聚”，体现了我们古人义重于利、德重于财的利益、财富和价值观，而真正践行这种价值观的社会效果是“民聚”（即社会团结）。这对于“国”与“天下”来说皆如此。习近平指出，当今全球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乱象重要根源之一，是资本过度逐利从而导致“财聚”，即财富过分垄断及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分化（即“财散人聚”），只有真正践行共享理念，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才能真正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而这正是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应对当今世界乱象的中国方案，我们有理由由此而坚定自己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其四，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原则，“共享”也是应对当今全球化负面影响的社会主义方案。上面已经指出，习近平强调“真正实现社会共享”乃是共产主义运动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之一，而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1]的重要论断。在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述中，习近平反复强调，当今全球化发展中出现的诸多乱象和弊端，不是全球化发展本身造成的，而是支撑全球化发展背后的价值原则造成的。因此，应对这些挑战的方案就不是阻碍全球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是改变其后的价值原则。习近平还反复强调，要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不再符合时代逻辑。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丛林法则等背后的价值支撑是西方资本主义鼓吹过度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践行共享发展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超越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全球社会经济发展上，习近平指出，全球发展失衡、发展鸿沟日益突出、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等，确实是当今全球化迅猛发展中人类所遭遇的共同挑战，但不能由此把世界乱象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其真正的根源在于金融资本过度逐利，金融监管严重缺失，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等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资本回报和劳动力回报的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扩大等。改变这种弊端，不是阻碍全球化发展，而是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发展成果，进而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总之，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共享为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完善全球发展理念和模式，在价值观念上，要践行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造成全球贫富分化的重要根源之一，正是西方包括金融资本在内的资本过度逐利的发展理念和模式。过度逐利造成财富的集中和垄断，体现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反共享（分享）”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本质的关系是，工人不占有产品中的任何份额，他同资本家的交换，不是使他能分享产品，却是根本排斥他去分享产品本身”[22]。这种本质的关系，同样体现在由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中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正是这种反分享的理念和模式，造成全球发展失衡和贫富分化。马克思还指出，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生产前提下，“不是交换最先赋予劳动以一般性质，而是劳动预先具有的共同性决定着对产品的分享”，“一开始就包含着单个人分享共同的产品界”，“生产的社会性是前提，并且个人分享产品界，参与消费，并不是以互相独立的劳动或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为媒介。它是以个人在其中活动的社会生产条件为媒介的”[23]。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依据。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24]践行共享理念、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践行共享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由利益共享而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乃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关乎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社会形态学理念，而“共享”则是关乎“如何构建”的社会价值论理念。它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经典理念在当今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因而既是“中国理念”，也是“社会主义理念”，为我们在文化战略上积极主动应对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提供了价值制高点，而全面、深刻理解其重大意义，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战略学建构，还需对西方流行的文化战略学理论和相关价值观等作深入的辨析。

　　三、从冲突、共情到共享：超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明价值观

　　鼓吹自己价值理念的普适性、推行所谓“价值观外交”并企图把别国纳入自己的价值观体系一直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文化战略之一，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理念为我们提出不同于西方而又与西方保持对话关系的文化战略理念提供了坚实的价值根基。与过度逐利、过度竞争的国际经济关系理念相应，西方在国际政治关系理念上流行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和“中国威胁论”，在民族文化关系理念上盛行所谓“文明冲突论”。历史地看，这些理念皆与在西方近代以来已流行很久而已不再适应当今全球发展进步大势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密切相关，推进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理念基础上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战略学建构，需对此加以深入反思。

　　其一，全球文明建设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在这方面，习近平为我们直接勾画出了一种新型文明观：历史地看，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现实地看，在当今全球化迅猛发展进程中，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在全球文明建设上，习近平强调，“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25]。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义之一就是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这种新型文明观乃是新时代中国文化战略学建构直接的理论基础。

　　其二，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战略学建构，要对西方文化战略学一系列范畴如“软实力”等背后的价值和意识形态诉求保持清醒。在这方面，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范畴，中国文化战略学界对此多有运用，但批判性反思不够。奈《软实力》中文版序赞扬了中国，而该书具体内容充斥的却是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过度自负：西方国家的“主导文化和理想”更加接近“流行的全球规范（当前强调的是自由主义、多元论和自治）”，“只要官方的内政外交中包含了民主、人权、开放、尊重他人意见等元素，美国就能从信息时代的发展趋势中受益”[26]，对美国政治价值观的过度自负昭然若揭，“而政府不但需要拥有美国之音、富布莱特基金等项目，更重要的是要避免让政策带上傲慢的面具，而要立足于为他人所仰慕的价值观”[27]。奈所谓的“软实力”“巧实力”，不过是通过更为巧妙的方式，更好地兜售、推行美国包括市场自由主义在内的政治、经济价值观而已，而所谓“价值观外交”就是这种套路的具体落实。奈还指出：“虽然美国和其他弱国之间仍存在着一些不平等关系，也很容易被人利用，但如果缺乏正规的政治控制，‘帝国’这个词就会产生误导作用。接纳这个说法，会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灾难性的指导作用。”[28]而奈等美国文化战略学家所要做的就是通过各种理论包装，竭力掩盖美国和其他弱国之间仍存在着一些不平等关系。对于这种意识形态策略，我们始终应保持清醒。

　　再从后续发展看，西方文化战略学界由“软实力”“巧实力”又衍生出了所谓“锐实力”，用来对他们的“中国威胁论”作更精致的理论包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战略学研究，当然应该充分吸收包括软实力论在内的西方理论资源，但是同时不应该忽视西方理论背后的价值和意识形态立场，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理念，则为我们积极、主动应对西方文化战略提供了坚实的价值论根基。

　　其三，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战略学建构，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流行于西方文化战略学界的“文明冲突论”等作深入的批判性辨析。这方面亨廷顿影响很大，他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富国可能彼此进行贸易战；穷国可能彼此进行暴力战争；但是贫穷的南方和富裕的北方之间的国际阶级战争几乎像一个幸福和谐的世界一样远离现实”[29]。在亨廷顿看来，“贫—富”这种传统的经济学范式，已不再适合解释当今国际关系。对于这种认识还是有批驳的声音的，比如福勒指出：“因权力、财富、影响分配不公以及大国不尊重小国引起的世界性冲突大大超过基督教、儒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文化是表达冲突的载体，而非原因。”[30]麦哲强调：“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社会经济，而不是文明。”[31]再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也指出，亨廷顿的“单一身份分类”法是想象出来的，“它不动声色地将人们强塞入了一组坚固的盒子。其他分类原则（比如富人和穷人、不同阶级和职业、不同国籍和居处、不同语言，等等）则被淹没在这种所谓的看待人类差异的基本视角之中”[32]。把当今国际冲突归结为“文明冲突”，在意识形态策略上就会起到掩盖强国与弱国之间的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及由此形成的冲突；从理论上看，冲突论所秉持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流行已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33]。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揭示，当今国际冲突、世界乱象的重要根源之一是贫富分化，而这又与资本过度逐利等密切相关，恰当的应对之策首先应是推动利益分享、构建利益共同体。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和立场的坚持，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战略学研究有重要理论指导作用。

　　其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战略学建构，理论界对西方相关研究的关注依然非常必要。在这方面，不同于“文明冲突论”的“文明共情理论”尤其值得我们关注。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论述提到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所揭示的当今新工业革命“加剧不平等”的现象，而同样研究当今新工业革命的美国学者里夫金则揭示了问题的另一面，即新工业革命同时也在促进“分享（共享）”和“共情”①：“（2008 年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年轻一代分享自行车、汽车、家居、衣物和其他不计其数的东西，更注重使用权而非所有权。越来越多的千禧一代不再选择设计品牌而选择一般品牌或定制品牌；更关心物品的‘使用价值’，而非其‘交换价值’或地位。在本质上，由协同产消者构成的分享经济具有更多的共情性和较少的物质感。”[34]里夫金揭示了与当今新工业革命相适应的新型文明观。他指出：“在西方，我们相信人类是一个利己主义的物种，我们的自我发展来自于对自我利益的追逐”，而“孔子认为，人类天生具有施予共情的本能，一个人只有承担起个人责任，照顾他人利益，才能促进自我发展”[35]，这体现了中西文明价值观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里夫金还从人性论等角度，对西方资本主义相关价值观作了历史考察：“霍布斯认为人性是好斗和自私的，我们生来就是为了同他人进行斗争和竞争，在无情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并控制对方，在牺牲他人的基础上使自己获取物质利益”；洛克认为“人类具有贪婪的本性”，“如同亚当·斯密一样，他们也假设每个人天生就是追求赤裸裸的经济利益。在达尔文的带领下，他们认为每个人主要关心的问题是自己的生存和繁衍”[36]。这就形成了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所信奉的基本价值理念，即鼓吹过度逐利、过度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亨廷顿的冲突论则是这一理念在文明观上的具体体现。里夫金著作的重要主题就是揭示在当今新工业革命条件下，西方资本主义传统所信奉的过度逐利的价值理念正在日渐衰微，与之相对的“共情”“共享”理念正在逐渐被践行，昭示着全球发展进步大势。此外，里夫金还倡导“生物圈意识”，把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共情拓展到人与自然之间。

　　从冲突、共情到共享，体现了当今全球文明发展的大势。习近平强调，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的大势相比，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零和游戏等已不再符合时代逻辑，但是这种不再符合时代逻辑和全球发展大势的价值理念，在西方依然有着顽固的传统惯性。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力的发展会导致经济基础的变革，而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也多次指出：观念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制度的上层建筑又往往具有保守性，会阻碍经济基础的变更。当今全球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的重要体现是数字化、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极致技术按照所谓“摩尔定律”的指数级增长。这些极致技术与物质生产的日益融合，又形成了同样迅猛发展的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分享经济等新业态，全球生产力也正在指数级增长，这对传统资本主义价值原则、制度构架等形成越来越大的冲击和瓦解，一种超越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反分享价值原则的“分享主义”正在成为时代大潮。与习近平所提及的“零和游戏”“丛林法则”等相关，美国研究当今新技术、新经济的学者里夫金、本科勒等都已指出：诸如人是自私自利的、“看不见的手”、市场自由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化最有效率等西方资本主义传统的“观念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正在成为当今新技术、新经济发展的障碍；但是，他们没有指出或特别强调的是，更大的阻力恰恰来自“制度的上层建筑”即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而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坚持共享发展的中国，在这方面恰恰具有“制度”优势，更能顺应并将引领由当今新的极致技术所引发的全球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的变革[37]。

　　从文化战略学和文明观看，里夫金建立在社会共享理念基础上的“文明共情理论”较之亨廷顿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理念基础上的“文明冲突论”，在影响的力度和范围上都小，这同样体现了西方资本主义传统的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文明观的保守性和落后性，已不再符合当今时代逻辑和全球发展进步大势。习近平在中华民族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重大历史转折中提出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享理论，创造性转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思想资源，创新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相关经典理论，其巨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正来自和体现在顺应并将引领由当今新的极致技术、新的物质生产方式所引发的全球发展进步大势上，这也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的充分理由所在。

　　综上所述，习近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享理论。理论界应以此为理论遵循，关注西方文明共情理论等相关研究，超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明观，这对于顺应全球发展进步大势，立足全球价值制高点，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战略学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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