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首钟　本报记者　张　旭

　　杨泽林（右一）一家五口在一起（左一为杨贺巡）。本报记者　张　旭 摄

　　杨泽林（右）与杨贺巡（左）正在探讨医学问题。本报记者　张　旭 摄

　　在凌源市松岭子镇南洼村，今年80岁的杨泽林在乡村行医四十余载。其子杨贺巡从小耳濡目染，跟随父亲学习中草药知识，2005年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从此子承父业，守护村民健康。50多年来，小山村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父子的足迹和汗水。如今，杨泽林变成了村民口中的“杨爷爷”，杨贺巡肩扛药箱忙碌在这个偏远的小山村里。在村民们心中，杨家父子的作用不可替代，因为他们就是村民身边的“120”。

　　“听诊、把脉、打针，在乡村医生岗位上我干了一辈子。我今年80岁，眼神儿不好使了，腿脚也不利落了，村民们有事都来找我儿子杨贺巡。最近，我在整理医书，想把这些留给孩子们，让他们更好地为乡亲们服务。”在凌源市松岭子镇南洼村杨泽林家，杨泽林一边整理医书一边对记者说。

　　“乡村医生工作辛苦，收入也不高，但我心甘情愿。因为这个职业让我的人生充满阳光，我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帮助更多的人，让乡亲们有病能及时医治。”采访中，杨贺巡这样说。

　　上世纪60年代，杨泽林当上一名赤脚医生

　　上世纪60年代，地处偏远山区的南洼村缺医少药，看病难问题一直困扰着村民们。临近而立之年，杨泽林突然有了当一名赤脚医生的想法。“那时的赤脚医生，指的是乡村里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说得通俗些，就是光着脚丫下田种地的医生。”杨泽林解释道。

　　刚开始学医时，杨泽林一方面是靠书本，另一方面是跟别人偷艺。只要发现哪个老中医给人看病，杨泽林就凑到跟前不耻下问。当时松岭子镇有家医院，杨泽林没事就往医院里跑，主动帮助医院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时间长了，医生们对杨泽林逐渐有了了解，会把一些常见的病理病因方面的知识讲给他听。通过自学和他人指导，杨泽林很快成为一名赤脚医生。后来，杨泽林又在辽宁中医学院（2006年更名为辽宁中医药大学）进修三年，获得大专文凭，并获得了国家承认的农村行医资质。

　　“那时村里没有水泥路，更没有摩托车，村里村外、山上山下全靠步行。那个时代的赤脚医生很穷也很苦，缺少药材就自己上山去采，好在山里的常用药材种类很多，什么刺五加、黄芪、柴胡、知母、防风、赤芍、苍术、党参等应有尽有。”杨泽林说。身背药箱，打针、送药、针灸、拔罐、开方抓药，自从杨泽林行医那天起，就这样一直忙碌着。

　　“过去吃不饱穿不暖，村民们更没钱看病。那时你要是给他一片止痛片，村民们都感激不尽。”杨泽林说。在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杨泽林从来都是能为别人节省就节省，有的人家太穷了，他就干脆给予免费治疗。“反正是自己上山采的药，不值几个钱，能帮人一把就帮人一把吧。”杨泽林说。

　　那些年，南洼村的村民有个头疼脑热的，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找杨泽林大夫。因村民居住得非常分散，村组之间绕山走，所以几乎每一天，杨泽林都要骑着自行车奔走在山间小路上。40多年里，杨泽林已记不清出诊多少次，更记不清给多少人看过病，只要有人给他打电话，无论春夏秋冬，无论白天黑夜，他马上提起药箱就走，因为杨泽林心里清楚，患者的生命高于一切。

　　从小耳濡目染，杨贺巡子承父业成为乡村医生

　　“贺巡学医是受我的影响，他小时候就和我上山采药，长大后又在朝阳市卫生学校学习3年，现在也是一名乡村医生，如今村民们求医问药都找贺巡，遇到特殊病例，我们会在一起研究探讨。”杨泽林说。杨贺巡从小耳濡目染，跟随父亲学习中草药知识，2005年，从朝阳市卫校毕业后，他从父亲肩上接过担子，扛起父亲留下的药箱，一干就是十多年。

　　“乡村医生不像大城市医院里的医生分工那么细，大夫、护士、家庭保健医师的工作都是我一个人完成，所以，常用药、急用药、针头、输液器都得在药箱里配备齐全。”杨贺巡翻开随身携带的药箱给记者看，“最开始，我用的药箱是父亲传给我的，那个药箱不能用了之后，我自己买了几个人造革的药箱都没用住，现在用的这个是一名患者从网上给我买的，牛皮做的，很结实。”

　　十多年来，杨贺巡的药箱换了一个又一个，交通工具也由当年的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无论风霜雨雪，严寒酷暑，只要乡亲们的电话一打来，杨贺巡就会立刻背起药箱，骑上摩托车，翻山越岭来到急需救治的村民身边。

　　行医是有风险的，在偏僻的农村更是如此。2015年冬天的一场雪后，杨贺巡接到求医电话赶到山梁后的一户人家。生病的是这户人家的女儿，20多岁，患重感冒，家里只有老母亲陪着。杨贺巡按照规程把药配好，正拿着针头准备扎针时，患者突然昏了过去。患者母亲当场崩溃，抓着杨贺巡的衣服歇斯底里地怒吼和痛哭，房间里乱作一团。“快叫救护车，我女儿有事跟你没完！”老人哭喊着。杨贺巡回答说：“那根本来不及，要是信我，我来救她，出了事情，我负全责。”一阵心肺复苏后，患者有了微弱的心跳，但还需要强心针，杨贺巡骑上摩托车奔向诊所取药。

　　雪地路滑，取药的路上，杨贺巡险些跌入深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杨贺巡说：“我心里十分焦急，不知道怎么骑的车，怎么到的诊所，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马上拿到药救治患者。”取到药后，杨贺巡返回老人家中给患者注射了强心针。患者的血压渐渐地恢复正常，醒来后她说：“杨大夫，对不起啊，我刚才晕针，吓坏你了吧？”此时的杨贺巡真是哭笑不得。

　　十多年来，南洼村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杨贺巡的足迹和汗水，他的脑子里装着村民们的健康档案，谁家的老人患什么疾病，常用什么药，谁家的孩子有哪种症状，需要跟踪诊治都记得一清二楚。多年来，杨贺巡定期到几位身体状况不好的患者家中免费检查，并根据不同的病情、不同的季节，向他们提出健康建议。每次出诊，杨贺巡总是尽可能地多背上一些药品，顺道或绕道送给村民。有时赶在感冒多发期，杨贺巡一天就得诊治几十名患者，从早忙到晚；有时为了看护病人，一连两三天都回不了家。

　　他是“背着药箱的村主任”，从未让村民失望过

　　南洼村水泉沟村民组的王福堂，22岁患上双侧股骨头坏死而致残，至今孤身一人。十几年来，杨贺巡为王福堂每半个月体检一次，量血压、测血糖，让这个患病多年的老病号鼓起了生活的勇气。说起杨贺巡，王福堂眼含热泪地说：“要是没有杨大夫，我就活不到今天了。”

　　杨贺巡常年与患者打交道，村里每户人家的家庭成员结构、经济收入状况、文化程度、村民健康水平等他都了如指掌。他心里装着村民，村民们对他也特别信任，2016年，杨贺巡被推选为南洼村村主任。

　　当上村主任后，杨贺巡要处理全村1067口人的大事小情，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杨贺巡还是和往常一样，每天骑着摩托车，药箱不离身，坚持为乡亲们看病，村民们称他为“背着药箱的村主任”。

　　“平时，遇到急病的就先看病，不是急病的，我忙完村里的工作再去看病，村民们都很理解。”杨贺巡说。在两项工作时间发生冲突时，杨贺巡总是择重先行，两项工作都不耽误。

　　如今，除了作为一名乡村医生的责任，杨贺巡还肩负着乡村发展的责任。他深知这个责任就是从对一件件小事的处理、对每一位乡亲无微不至的关爱中体现出来的。村民中哪家出现了矛盾，哪家生活有了困难，杨贺巡总是第一时间赶过去解决。

　　几年前，一场大火烧毁了洼中村民组张春林的家，这个坚强的汉子一夜间头发花白了许多。在地方政府、村委会和父老乡亲的扶持下，张春林家盖起了新房。但张春林患有肺心病，一家人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了解到张春林家交不起合作医疗费用后，杨贺巡为张春林家垫付了两口人的参保费。张春林的女儿在凌源市实验高中就读，在杨贺巡的主导下，村委会与帮扶单位沟通，帮助她完成了学业。

　　为村民看病，当好村民健康的保护神；为村民服务，当好村民信赖的负责人。这个“背着药箱的村主任”，从未让村民们失望过。如今，南洼村建起了一座座大棚，2018年落成一个大型养殖场。

　　补记

　　仁爱之心

　　“儿子学医是受我的影响，我经常嘱咐他，如果愿意跟我干这行，就得好好学，就得付出辛苦。一天，我从外面办事回到家里已经很晚，看到儿子在沙发上睡着了，药箱还在肩上背着，让我这个做父亲的很心疼。”杨泽林说。

　　“心疼也没办法，医者就要有‘病人第一’的仁爱之心。我过去行医几十年，也都是这么过来的。深夜去给人看病是经常的事，有时赶上外面哗哗地下着暴雨，也得冒雨去给别人看病，因为人命关天，生怕给人耽误了。你想呀，假如病人病得不那么厉害，人家也不会深更半夜或者赶在天气不好的时候给你打电话。”杨泽林接着说。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工作上，那么，家庭的负担势必就会落在妻子的肩上。“我们家有地，还养牛养猪，家里的活儿我干得要比贺巡多一些，喂猪喂牛，地里地外，贺巡很少插手，有时我累急眼了会和他发火，不过事后还是会体谅他，我累只是身上累一些，而他却累在心里。”杨贺巡的妻子吕希英说。提起公公婆婆两位老人，吕希英说：“作为晚辈，我们尽量不惹老人生气，多年来，我和公公婆婆从来都没红过脸，就连一点儿小摩擦都没有。”

　　“过去，我父亲给人治病的时候，总是能为别人节省就为别人节省，看到有的人家太穷了，就直接给予免费治疗。平时，父亲总是教导我们，医者不仅要学习精湛的医术，更应该秉承医者仁心的美德，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杨贺巡说。

　　医者仁心，在当年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显得弥足珍贵，而潜移默化地，这个观念也如同血液一般注入了杨贺巡的骨髓之中。杨贺巡说，虽然当时赤脚医生的收入微薄，但是父亲积极、阳光而温和的性格，让家里充满了欢乐。他小时候最喜欢的事就是晚上跟父母、两个妹妹围坐在一起，摆弄那些药材，小屋子里充满了用药香调和起来的温暖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