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8-12-19 21:52 | 来源:大连日报 2018年12月10日 12版 | 查看:3435次
青年时期的宋黎。
1.东北大学游行队伍。
2.学生们夺过军警水龙头进行反击。
3.演讲者为黄敬,左下架扶者为宋黎。
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纪念“一二·九”运动4周年大会上指出:“‘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总之,‘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83年过去了,人们不禁又想起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始终站在前头的勇士——宋黎。
宋黎(1911年-2002年),曾任职中共中央东北局城工部秘书长,中共辽南省委城工部部长兼沈阳市工委书记,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长,辽西省政府副主席、中共旅大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粉碎四人帮后,主持过中共大连市委领导工作,兼任首届大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后任职中共辽宁省委顾问、省政协主席,当选两届中顾委委员。他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八大代表,中共十二大特邀代表,1994年离休后,又相继被邀请为中共十五大列席代表、中共十六大特邀代表。2002年11月22日,宋黎在他长期工作过的大连病逝,享年91岁。
闻隽
“一二·九”运动前夜
1935年5月,侵华日军不断制造事端,国民党政府仍然妥协退让。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莫斯科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卖国内战政策所造成的民族危机,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两个月后,《八一宣言》传到国内,加之红军历尽千辛万苦胜利到达陕北等消息,进一步激发了北平青年学子抗日救亡的热情。北平地下党因势利导,决定于12月9日组织北平大中学校学生到新华门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请愿,表达人民坚决抗日、反对投降的要求。
12月8日,北平地下党经由北平学联出面,把这一重大决定传给学联各校代表。当晚,东北大学出席学联会议的郑洪轩、邹素寒两位同学,在俄三班秘密召开的会议上,向东北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宋黎等人传达学联的决定。与会同学十分振奋,立即组成宣传队、纠察队、交通队、救护队,写标语、印传单、制旗帜,为第二天的请愿活动做准备。
北平“一二·九”学生游行示威总指挥
12月9日凌晨,东北大学300多名同学不顾学校当局的阻挠,在总校大餐厅紧急集合,一致推举有斗争经验的宋黎为总指挥。原定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经西直门进入城内,与东北大学会合后一同到市内请愿,因遭军警关闭西直门而无法进城。宋黎决定,东北大学单独行动。东北大学的学生队伍在新街口遭遇军警布置的封锁线阻拦,旋即转走北沟沿向西四北大街行进。
队伍到达西四牌楼时,又遭遇二三百名军警横加阻拦,对同学们挥舞大棒和大刀。搏斗中,王敬桓、刘淑清、侯淑艳等同学被军警打伤,队伍一时被阻断,关山复同学掏出石灰包砸向军警脸上,同学们乘机冲破封锁线。东北中山中学的郭峰、李涛、甘仲斗、高铁等许多同学,也冲出军警包围圈,在新华门前与东北大学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会合。此时,到达新华门前请愿的各校学生已有2000多人。
新华门大门紧闭,前廊排列有持枪的武装军警,摩托车架着机枪,杀气腾腾。学生们高呼救亡口号,高唱救亡歌曲,当场推举董毓华、宋黎等人为学生代表面见何应钦。何应钦早已躲避别处,当局派参议侯成出面委蛇应付,对学生代表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主张和允许清华、燕京同学进城的要求,支支吾吾,不予正面答复。宋黎和各校学生代表见状,决定改请愿为游行示威。由于东北大学的学生最多,宋黎便被推举为游行示威的总指挥。
游行队伍从新华门出发,沿西长安街,经西单、西四牌楼、沙滩、王府井大街,准备最后在天安门广场集会。一路上,不时有冲出校门的学生加入,游行队伍人数逐步增加到五六千人。沿途的工人、教师、商贩、家庭主妇不断鼓掌喝彩,很多人争抢学生们散发的传单。刘尊棋、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尼姆·威尔斯等进步记者,始终跟随游行队伍,拍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
北平军政府以为学生们要去东交民巷冲击日本大使馆,便调集大批军警在王府井大街南口布置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线。游行队伍派出代表同军警交涉,军警竟用水龙头对着学生队伍猛烈扫射,同学们的脸上、身上顿时挂上一层薄冰,宋黎穿的棉袍刹时变成了冰袍。同学们迎着棍击、刀砍、水龙头喷射,同军警搏斗。纠察队的韩永赞、肖润和等数十名同学,夺过水龙头反击军警。此时,军警的冲杀声、学生们的怒吼声、市民的咒骂声混成一片。这场巷战,有30多名同学被捕,东北大学的林铎同学被打断鼻梁骨,佟云同学背上挨了一刺刀。晶莹的冰层上,留下爱国青年的斑斑血迹。
队伍被冲散后,宋黎与北京大学学生领袖黄敬各自通知所率队伍到北大三院集合。经过商议,宋黎宣布:从10日开始,全城总罢课,并要求当局严惩破坏学生运动的首要分子。
回到学校,宋黎等人即去各宿舍慰问受伤同学。
斗争取得初步胜利
12月11日,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宋哲元派出武装军警,到东北大学将王新三、戴洪图、冯静安等六名同学捕走。在同学们的坚决斗争下,反动当局不久后不得不释放了这些同学。
在“一二·九”示威游行的鼓舞下,东北大学成立了党领导下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宋黎、郑洪轩、邹素寒被选为常委。救委会抽调三四十名精明强干的同学组成纠察队,昼夜值班巡查,维持学校秩序。
12月11日,又传出消息,根据《何梅协定》,蒋介石要派宋哲元、王克敏、王揖唐于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意味华北也“特殊化”了。对此,广大学生和市民群众义愤填膺,怒火中烧。北平学联根据北平地下党的指示,决定于12月16日再次组织各校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抗议成立汉奸政府。
12月16日,北平各校学生浩浩荡荡地走上街头,宋黎被推举为全市学生游行示威的总指挥之一。城内的游行队伍冲破军警数道封锁线,到达天桥。原定宋黎讲话,因宋黎嗓音低,遂由黄敬站在一辆老旧电车上,宋黎与东北大学同学王炎架扶着,黄敬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大会一致通过坚决反对成立汉奸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等决议。会后,游行队伍经前门、和平门,直奔宣武门。一路上,同学们与武装军警且战且走,又有数十名同学被捕,百余名同学受伤,20多名重伤者被送往医院抢救治疗。
这次示威,震撼了北平全城,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推迟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斗争取得初步胜利。
营救被捕的“一二·九”运动学生骨干
东北大学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中的表现,引起西北“剿匪”代总司令兼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将军的关注,先后三次电邀东北大学派学生代表去西安面谈。宋黎、韩永赞、马绍周三人于1936年1月抵达西安。张学良同宋黎等三名学生代表进行了五次长谈,对学生运动表示理解和同情,并拿出一部分资金慰问东北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张学良慨叹:“看来我办东北大学没有白办,还出了宋黎这么个人物。”他决定留宋黎在身边工作。
1936年2月末,宋黎从张学良那里获悉,北平当局逮捕了43名东北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宋黎焦急万分,向张学良提出赶快设法营救被捕同学。张学良慎重考虑后,决定派宋黎假以他“秘书宋梦南”的身份,带上他写给北平宪兵司令邵文凯的亲笔信,奔赴北平。旋即,宋黎只身来到北平,经过一番斡旋、斗争,迫使邵文凯释放了已被戴上死铐的被捕同学。获释的王振乾、胡焜、柳文等许多人,历经长期革命战争环境的锻炼和考验,都成长为我党政军的高级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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