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珍

　　近日，民政部出台 《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并对外公布，该办法将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近年来，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赈灾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事业发展上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郭美美事件”等负面新闻。而诸如慈善众筹、网络募捐等新生事物的出现，也给现有的法律和政策管理提出了挑战。8月17日，中外慈善比较研究与创新实践研讨会暨“世界公益与慈善经典译丛”出版座谈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全球慈善从传承到行动”、“慈善公益与社会创新”、“公益创业行与思”、“英美慈善发展与制度建设”、“慈善事业的当代使命”等议题进行了交流与讨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为了有效回应这些新需要，解决社会的新矛盾，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领域，提出要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而公益慈善事业在完善社会治理、增强社会稳定方面正日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与会者认为，近年来之所以在公益慈善领域出现诸多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处于慈善事业快速发展时期，人们在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的转型过程中缺乏共识。在这方面，既需要通过本土摸索实践，也需要借鉴“他山之石”。为此，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推出“世界公益与慈善经典译丛”。该译丛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丛书从历史与现实的视角，解读美国以及其他慈善事业发达国家的经验，为读者了解慈善历史、作用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提供了有益参考。

　　在研讨中，与会者指出，现在中国慈善公益事业发展面临概念混乱、缺乏规制等问题。在这方面，除了学术上要对概念进行梳理、澄清外，还要注意中国与国外的差异。比如在西方，慈善主要是个体行为，而在中国因为国情不同，原来政府做得比较多，现在则要更多发挥社会力量，并加强组织化、制度化建设。该套译丛对于当前在慈善公益领域暴露出的热点难点问题也具有一定针对性。比如，按照我国2016年9月1日开始施行的慈善法，个人求助必须要通过慈善组织，这也就意味着打着个人救助旗号发起的众筹行为并不在慈善法的规制范围内。

　　会上，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家良教授作为该译丛第一辑的主要译者作了介绍发言。他指出，之所以要翻译这套丛书，主要出于四方面的考虑：一是目前虽然也有介绍国外慈善公益事业的书，但比较零碎，缺乏系统和全面性；二是相比国外，中国现代慈善公益事业算是刚刚起步，需要借鉴国外的一些好经验和好做法；三是在培养学生过程中，发现现有教材不能满足教学需求；四是为国内社会建设和政府治理提供一定借鉴。比如，《公益创业：一种以事实为基础创造社会价值的研究取向》（郭超 沃尔夫冈•比勒菲尔德 著）一书，主要探讨的就是如何构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公益创业是企业与社会组织重合的部分。该书通过多个案例分析公益创业的奥秘，并进一步揭示价值创导对公益从“输血”走向“造血”的重要作用。再比如，201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劝募员”作为新增职业被列入。什么是劝募？《全球劝募——变动世界中的慈善公益规则》对此作了详细介绍。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卢汉龙研究员指出，改革开放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而在公益领域则是从创新开始的。2008年的汶川地震是一个重要分水岭，自那以后，不同于传统以政府为主导的行为方式，社会力量开始显现。他强调，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慈善公益事业要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的重要调节作用。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苗青认为，公益创业区别于传统的输血式公益，也区别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公益就绝对排斥商业，相反在实际运作中需要结合商业手段和企业思维。那么，如何运用企业思维做公益？企业思维有很多，他认为其中有三个思维在公益组织中是可以借鉴的。一是互赢思维，主要用在资源获取阶段；二是设计思维，主要用在项目构建阶段；三是平台思维，主要用在服务输出阶段。

　　据介绍，截至目前，除了《公益创业》、《全球劝募》，该译丛还出版了《民间社团发展——从非营利部门到第三空间》（杰恩·范泰尔 著）、《美国历史上的慈善组织、公益事业和公民性》（劳伦斯·J.弗里德曼迈克·D·麦加维 编）和《美国慈善史》（奥利弗•聪茨 著）。今后，这个译丛还将继续做下去。

　　本次会议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同时它也是2018上海书展活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