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庆后，1945年出生于浙江杭州，1987年创立杭州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1991年成立娃哈哈食品集团公司，现任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杭州清泰街160号，立着一座已有些年代感的六层小楼。31年前，娃哈哈的前身——杭州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就是在这里起家的。那一年，宗庆后42岁，如今，年过古稀的他仍然是这个中国最大食品饮料企业的掌门人，他的办公地点也从未离开过这里。他每天7点上班，晚上11点下班，经常住在办公室。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的前一天晚上，他就睡在办公室。采访当天早晨，记者8点到达他的办公室时，他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5年的“魔鬼历练”

　　改革开放40年来，浙江这片土地上涌现的民营企业家灿若星辰。有人用“四个千万”概括浙商精神：走遍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道出千言万语，想出千方万法。浙商以勤奋著称，而宗庆后的勤奋，在浙商里又是出了名的。他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没有节假日；一年当中，有超过200天的时间奔走在全国各地的生产基地和一线市场。他像一部永不知疲倦的马达，时刻在满负荷运转着，以保持对市场的敏锐洞察。

　　70多岁的宗庆后依然精神矍铄，反应敏捷，维持着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在他自己看来，这离不开年轻时经受的15年“魔鬼历练”打下的基础。

　　宗庆后出生在旧中国，幼时随父母颠沛流离，成长于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青年时期又赶上“上山下乡”，经历了一段艰苦的岁月。

　　尽管从小学习成绩优异，但初中毕业后，懂事的他迫于家境困窘，不得不辍学，干起了谋生的小买卖。他曾走街串巷叫卖爆炒米，也曾在寒冷的冬夜到火车站卖煮红薯，虽然挣到了一些钱补贴家用，但这并不是他想要的人生。

　　他本打算报考不要学费还能发给津贴的师范学校，无奈因不是贫下中农出身被拒之门外。直到1963年，宗庆后听到消息，说舟山马目农场正在杭州招收知识青年，不论家庭成分，谁都可以报名参加。这对于当时的宗庆后来说，几乎是唯一改变命运的机会。他紧紧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

　　马目农场是一个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地方，本是关押犯人的劳改所，被称为“舟山西伯利亚”。农场里的日常工作就是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不是挖沟修坝，就是拉土堆石，大多数城里来的年轻人都难以承受，有人晚上偷偷躲在被窝里哭，还有人索性当了“逃兵”。18岁的宗庆后却选择了默默忍耐，以一颗倔强的心坚持了下来，还被评为舟山地区的“上山下乡积极分子”。

　　一年后，马目农场收缩，宗庆后辗转来到绍兴茶场，一样的高强度体力劳动，种茶、割稻、造地，甚至开山打石，他一干就是14年。

　　如今，谈起那段艰苦的岁月，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这段经历于他而言最大的好处便是练就了强健的体魄，锻造了坚不可摧的意志。

　　这段历练带来的宝贵财富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业历程。娃哈哈刚生产果奶的时候，热销得不得了，有一次装货的工人不够了，来不及发货。宗庆后过去一看，二话不说，把外套一脱，就冲了上去，装完货，浑身像水洗了一样。多年后，在那场轰动国际的“达娃大战”中，宗庆后在跨国公司达能时任总裁扬言要让其“在法律诉讼中度过余生”的威胁之下，以超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意志力绝地反击，最终赢得了这场持续两年半的战争，保卫了民族品牌的尊严。

1989年，宗庆后在办公室里。

　　用脚丈量中国市场

　　“我是一个普通人，从底层崛起的凡人。幸运的是，我生于一个大时代。”宗庆后在自己的传记中这样写道。

　　1978年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元年，也是宗庆后人生的转折点。在经历了15年的下乡劳动之后，这一年，33岁的宗庆后回到杭州，接替退休的母亲，进了杭州工农校办纸箱厂做推销员，从此在校办工厂工作了10年。正是这段经历的磨练，为他以后从零开始创办娃哈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北京已经传出了“改革开放”的消息，但形势还不甚明朗。“那个时候还没有明确个人可以搞企业，温州那边（浙南模式）也还没有起来，还只是有些人在搞一点小生意。”但宗庆后已经预感到，一场变革正酝酿而生。他必须为此做好准备。

　　在校办工厂的10年间，他做过推销员，也办过电扇厂、电表厂。他曾蹬着三轮车到处送货，背着几台落地电扇挤在绿皮火车上，在天涯海角斗智斗勇追款讨债，在简陋的招待所里打地铺，在广交会大门外摆地摊。“我用脚来丈量中国的市场，深入到穷乡僻壤、犄角旮旯，‘中国市场地图’就是这样在水里火里、摸爬滚打中摸透的。”后来，他将之称为创办娃哈哈的“秘密武器”。

　　在他42岁那年，机会终于来了，而他也已经准备好。当时，杭州市上城区文教局要对下属的校办企业经销部采用承包经营的方式，并公开选拔经销部负责人。宗庆后毛遂自荐，夸下了当年创利10万元的“海口”。而文教局要求的当年创利指标仅为4万元，按人均创利标准计算也已经远超当时国企的人均利润指标。“当时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但其实我心里是有底的。”这底气，就来自于在校办工厂做推销员、办厂中厂的磨砺与积累。

　　在之后的31年，宗庆后从蹬三轮车送校簿、卖冰棍开始，将这个只有3个人的校办企业经销部打造成拥有3万余名员工的中国食品饮料行业巨头，品牌价值超过500亿元。多年来，他亲力亲为，公司几乎所有重大市场决策都是他一人拍板，出差在外的日子，办公室每天晚上要给他发送几十份工作传真，他再用电话做批示或者签字回传，遥控指挥公司的各项事务。

　　“都说我在娃哈哈大权独揽，这一点说得对，第一代民营企业家都有点这样，不集权内耗太大，根本做不起来，这是时代造成的。”

　　只有实业做强了，中国才会强大

　　从2010年首次登上胡润全球百富榜中国内地富豪榜“首富”的宝座开始，宗庆后在之后的四年间三次问鼎该榜单。而近几年，这一“首富”宝座却在房地产商和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之间来回更迭。在互联网经济席卷世界，人工智能、物联网、新零售等一批新概念的冲击之下，娃哈哈这一传统的民族品牌似乎显得有些“落伍”。

　　“有人说娃哈哈这几年走下坡路了，您认为呢？”记者问。

　　“2015年和2016年下坡路确实走得厉害。”宗庆后并没有避讳。他向记者强调，这并不是因为娃哈哈“落伍”了，而是因为网络谣言带来的负面影响。2014年，关于营养快线、爽歪歪“风干后变凝胶”“导致白血病”“含肉毒杆菌”等一系列网络谣言迅猛传播，引发了消费者对娃哈哈产品的恐慌情绪。而这两种产品恰恰是娃哈哈的两大主打产品，单是营养快线一年的销量就达到4亿箱。

　　“谣言出来后，营养快线销量下降了1.5亿箱，爽歪歪下降了8000万箱。”宗庆后认为，这是导致娃哈哈近年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但经过了这一波谣言的“洗礼”，宗庆后对娃哈哈的品牌和产品也更加坚定了信心。“日本最有名的饮品出现质量问题后就倒闭了，当年三株口服液在湖南的官司纠纷也直接导致了它的消亡。娃哈哈虽然受到谣言影响，但总算活下来了。这证明我们这个品牌还是可以的，换个企业的话早就倒掉了。”

　　事实上，创业30多年来，资金充沛的娃哈哈之所以始终专注主业，既没有投身房地产，也不涉及金融，并不是因为跟不上时代潮流，而是源自宗庆后的实业情怀。“实体经济是创造财富的经济，没有实体经济搞什么都搞不好。清朝末期我们就提出来要实业救国，实业不发展的话国家就不会发展，老百姓也不会富裕起来。”

　　心直口快的宗庆后曾在多个场合提出警告，中国经济近些年存在“脱实向虚”的问题。“过多投入房地产以后，回过头来再想好好做企业是很困难的。因为房地产是暴利，实体经济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利润。很多实体企业遇到困难是因为它不专心，没有专注地去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装备水平，没有开创新的产品。”

　　他希望年轻一代的企业家、创业者能更多地专注于实业，只有实业做强了，中国才会真正强大。“娃哈哈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实业，相信实业真正创造财富，而资本运作只是通过虚拟将财富再分配，而非创造财富。如果大家都去分配财富，而没有人去创造财富，那国家就垮掉了。”

创业初期，宗庆后蹬着三轮车送校簿。

　　“中国经济永远不会差”

　　创业至今，最令宗庆后自豪的不是家族财富的积累，也不是“首富”的光环，而是为国家、为社会所做出的贡献。“我交税就交了500多亿元，我们的经销商、批发商也很多，为社会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

　　早在1994年，娃哈哈就在西部贫困地区投资办厂，走上了产业投入、实业扶贫的路子。截至2017年底，娃哈哈集团先后在重庆涪陵、四川广元、湖北红安等17个省市投资85亿元，建立了71家分公司，吸纳当地就业近1.3万人，有力拉动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还带动了更多企业前去投资。

　　宗庆后见证并推动了食品饮料行业在中国的发展，“我们的食品饮料行业目前在世界上已经处于领先水平，创造了很多好产品。因为中国人是最会吃、吃得最好的，所以也带动了世界范围内整个行业的发展。比如美国以前饮料品种很单一，就可乐、橙汁、雪碧，现在也有了很多别的种类。”

　　采访当天，恰逢中国2017年GDP增速数据出炉，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17年中国GDP增速为6.9%。近几年来，中国的GDP增速放缓，经济进入新常态，国际上不乏一些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出现。作为最深入感受中国经济脉搏的人，宗庆后对这种声音不以为然，“暂时放缓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我们的经济还有很大的继续增长的空间”。

　　“中国的经济永远不会差，因为中国人勤奋、聪明，而且人人都想当老板，人人都想当富豪，所以都在拼命，都在创造财富。政府也鼓励老百姓勤劳致富，会逐渐放开审批权限，给企业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这样经济很快就上来了。” 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宗庆后，可以说真正见证了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他相信，“强起来”的这一天并不遥远。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第四十个年头，这40年里，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无数人靠勤劳和智慧改变了命运。宗庆后便是这个大时代里，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缩影。当他首次问鼎“首富”宝座的时候，曾有人问他为什么会有今日的成就。他回答：“其实我并不比别人聪明，我所有的只是一门心思地做成一件事的冲动，并且甘愿为此冒险。我还有‘只争朝夕’的精神。”
或许，40年来，正是这样一种精神，将一穷二白的中国推向了世界经济的浪潮之巅。

　　《环球人物》记者 王艺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