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5日，在中山陵发生了一次震动全国的400多名高级将领集体哭陵事件。

　　这件事的起因，是一年多前，即1946年4月，陆军总司令部在南京召开了一次军事委员会议，会后，国民党开始整编军队。原来的军改为整编师，师改为整编旅，团以下补充兵额，配备新式武器。军官则作为编余人员等待安置。这些编余军官除了打仗外，难有所长，离开军队后待遇降低，尤其是残废军官生计艰难。当时在编余军官中流传着一首歌谣：“此路走不通，去投毛泽东；此处无人要，延安去报到。”鉴于当时的复杂状况，蒋介石下令把各战区摘除兵权的编余将级人员调集中央训练团培训。

　　这批将领有400余人，报到后由国防部委任为中训团中将或少将团员。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是黄埔军校同学，参加过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有的曾跟孙中山出生入死，参加过东征惠州战役。这些人本是行伍出身，级别既高，又无其他专长，所以安置工作特别困难，受训半年多，还没有分配出去。

　　编余军官张清泉在警校受训结业，却好几个月没有安置工作，生活无来源。他那年轻的妻子，含泪劝丈夫把她卖掉，用卖身的钱来维持生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张清泉只得将妻子卖给了一个小商贩。这对夫妇分手时抱头痛哭，十分凄惨。

　　在将官班里，有个叫奚泽的中将，原是位华侨，同盟会员。他曾变卖家产，折合白银几十万两，支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深受孙中山先生的赞赏。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回国后的奚泽曾在大总统府工作。以后，他转战南北，参加过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官至某集团军的中将参谋长。成了编余的奚泽，竟也一贫如洗，饥寒交迫。妻子忍受不了生活的磨难，于1947年4月的一天到燕子矶投江自尽。

　　一件件触目惊心、惨不忍闻的事，给编余军官们以莫大的刺激。他们对当局日益不满，有人愤慨地提议说：我们都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与其背后暗暗哭泣，不如前往中山先生的灵前痛痛快快地哭一场。一场大批高级将领在中山陵哭陵的事件终于发生了。

　　5月5日上午9时左右，将官班的学员们各自从家里出发，三三两两到中山陵集中。10时许，就到了约400人。他们身着黄色的将校呢制服，将级领章，胸前挂着勋表。大家推黄埔一期学生、陆军中将黄鹤为总指挥。黄鹤带领众将官到博爱坊前站成方阵队形，黄埔一期同学站第一排，其余按期别、年岁依次排列，全体肃立，准备举行哭陵仪式。

　　仪式一开始，黄鹤激动地对大家说：“我们这些编余的军官，曾经追随总理东征北伐，出生入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政府把我们一脚踢开，断绝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没有别的奢望，活着只求有碗饭吃，死后有一口棺材安葬。我们也是人，我们要生活。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不是谒陵，而是哭陵。为了我们的同学，为了我们的民族，也为了我们全家的妻儿老小，我们要大哭，一哭、二哭、乃至三哭。”

　　讲完之后，黄鹤将军带领众将官到中山陵祭堂，向孙中山先生的坐像献花。祭堂的里里外外，挤满了前来哭陵的将官。不少游客纷纷围拢观看，对这些编余军官的遭遇深表同情。

　　接着，由黄鹤读祭文，将官们饱含热泪听完祭文，静默三分钟，鱼贯入灵堂。仰望着孙中山大理石坐像，他们的心情就像后娘养的孩子见到亲娘一样——委屈、不平而又向往着什么。从灵堂出来后，将官们又列队站好，主祭人黄鹤发言，劝勉大家离开后，振作革命精神，或农或商，自谋生活，守住军人气节，决勿轻举妄动，以免辜负先总理的期望。几位将领也忍不住发言，对现状表示不满……

　　第二天，《救国日报》在头版报道了此事，接着，《中央日报》作了报道，各家小报也相继发表文章，一时弄得满城风雨，妇孺皆知。蒋介石知道后，大发雷霆，骂这些谒陵军官是“目无法纪”，大声训斥陈诚总长，责成他即速处理，以平舆论。

　　陈诚赶紧召人共商对策，最后决定几项办法：（1）凡是在抗战期间没有离开部队的将级人员，年龄在50岁以下的改为文职，派到地方上任职。（2）40岁到45岁的转业到交通、工商、警察等部门任职。（3）40岁以下的，考进陆军大学深造。（4）年老体衰不能任职的，多发遣散费还乡，沿途照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