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巴黎卢浮宫的中国游客或许会疑惑：那些精美绝伦的人体雕塑和旷世画作，会不会是复制品呢？如此多的奇珍异宝，就陈设在游客触手可及的地方，没有管理员看守，允许游客拍照，法国人也太不爱惜这些艺术品了吧？的确，除了三大镇馆之宝之一的《蒙拉丽莎》作了较为明显的隔离外，卢浮宫里的文物大多是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对于习惯了透过厚厚的玻璃罩观赏文物的我们来说，卢浮宫的这种大方简直令人怀疑其文物的真伪了。

　　这背后，我以为与法国人对待博物馆、对待历史的态度有关。漫步于巴黎街头，处处都是古迹文物，处处都是历史，但处处也都是当下人的生活。在这里，历史是鲜活的，是被延续的。博物馆里的每一件文物，仿佛都是活生生的，并没有人为切断，你可以畅通地与之对话，用你的生活经历建构你自己的历史叙事。除了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卢浮宫所展现出来的气魄与度量，我想除了高科技的保护措施之外，也与法国的国民素质自信有关。整个参观的过程中，欧洲面孔都表现出了较为优雅的素养，没有大声喧哗，更无人真的去触摸那些触手可及的藏品。我想，正是这种优良的公民素养，才增强了其诸多制度安排和生活方式的“底气”。

　　西方的法治，很大程度就是发轫于这样的公民素养。从卢浮宫的景象观察，呈现出的是一种制度安排与公民素养的良性互动：优良的公民素养产生了不设防的制度安排，而不设防的制度安排又改善提升着公民素养。在这里，大多数东方面孔也同样彬彬有礼，并未见“好奇者”伸手触摸或做出出格之举。如同一个文明的磁场，进入其中的人很快被规训，这样的效应令人深思。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火爆的旅游场景里，总少不了被媒体捕捉到的不文明行为，再联系近来网络上不断曝光的“霸座”现象，公民的素养已经无数次被置于舆论案头。其实，道德的谴责是很轻松也很容易的，它不需要付出多少思考的成本；或许值得警醒的是：在这种公民素养的讨论之中，我们缺失了对制度安排与公民素养“恶性互动”的观察。很多制度的设计逻辑是：因为公民素质不高，所以不得不“先小人后君子”。如此，为了防止那些少数公民素质不佳的行为，社会规则便体现出对人性恶的假定逻辑，折射出对公民素质的不信任，甚至呈现出一些戾气与恶意。而这样的制度环境，自然也产生不了规训文明的磁场效应。

　　讨论这样的恶性循环，很难明辨得出究竟是先有恶公民还是先有恶制度，就像良性循环里分不清是良公民与良制度的先后关系一样。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作出这样的判断：优良的公民素养构成了法治的底盘。从中国语境出发，建设法治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塑造优良公民，就是提升公民素养。因为缺乏公民素养的保障，一个社会的制度将处处设防，所谓的法治将始终停留在被动语态。相反，当社会上多数人展现出优良的公民素养，那么法治才会成为缘法自治的状态，优良的制度安排才能发挥出规训少数不文明者的磁场效应。

　　由恶性循环到良性循环，这个过程注定不容易，也很难理出逻辑上的真正起点。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有所作为。尤其是公权力，可以逐渐减少对公民的傲慢与偏见，放下身段作出更多合理的制度安排，为不文明者划出底线，同时又不伤文明者的自尊。就像治理“中国式过马路”，无需出台过多的“违章者曝光”举措，将精力更多放在绵密执法上，放在文明出行的倡导激励上，日久见人心，恶性循环终将会变成良性循环的。

　　（傅达林 作者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