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本报记者 马楠 孙文晔

长征初期的红军，被失败、牺牲和迷茫的阴影笼罩着，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左”倾教条主义仍在中央占据着主导地位。湘江一战，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人。进，有敌人围剿，退，无根据地可守。

中国革命将何去何从？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在生死攸关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前后，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们，以中国革命事业的大局为重，以开阔的胸襟纠正错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坚持了真理，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力挽狂澜。党和红军转危为安，中国革命化险为夷。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此，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幼年到成熟的蜕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抬轿子”行军

1934年冬，流经广西兴安、全州的湘江江水，冰凉沁骨。

11月27日，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渡过了湘江，随后控制了渡口，找到4处可涉水而过的浅滩，并架设了一座浮桥。

此时，全州至兴安的湘江防线，只有零星小股敌军，中央红军的机关部队即军委纵队，离湘江最近的渡口仅70余公里。倘若轻装前进，红军主力可在一天内，兵不血刃地渡过湘江。

然而，军委纵队的人马一路龟速前进，一天一夜仅前进不到20公里。最终，国民党湘军、桂军和中央军三面形成合围之势，红军不得不血战5天才渡过湘江。

血染湘江，是长征史上最惨烈一役。这枚由于指挥失误而吞下的苦果，早在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时就埋下了种子。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在共产国际的“包办”下，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为了适应大转移的战况需要，党和政府全部并入军队，党政军的全部权力完全集中于“三人团”，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等红军领导则被排斥在外。

博古，原名秦邦宪，比王明小3岁，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底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留学3年半回国。留苏期间，博古与王明是同学，都属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重要成员，在苏联历次“路线”斗争中，博古站队站得好，深得第三国际赏识。

1931年，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被破坏后，王明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因王明鼎力相荐，年仅24岁的博古火箭式蹿升，为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王明临走前反复叮嘱博古：无论什么事都要请示共产国际，不要擅自行动。

年纪轻轻的博古成为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有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而李德跻身最高“三人团”，则是一系列“误会”和“巧合”的结果。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9月28日生于德国慕尼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德国共产党。1928年前往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春毕业后，进入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

1932年秋，奥托·布劳恩来到了中国上海。那时他可不是什么共产国际派给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而是苏军总参谋部派来给国际间谍佐尔格送经费的交通员。

共产国际确实派了一位驻华军事代表兼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他的名字叫曼弗雷德·施特恩，以后在西班牙内战中以“克勒贝尔将军”著称。然而施特恩迟迟未到上海，奥托·布劳恩便顶了这个“空缺”。博古虽有王明的支持，但在国内一无威望二无经验，于是拉着奥托·布劳恩这个并非正牌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当大旗。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根据地，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对外称“中共中央局”。博古成了中共中央局总负责人。同年9月，奥托·布劳恩以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瑞金，并开始启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

博古不懂军事，全盘倚仗洋顾问李德，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能做的只是发电文执行。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博古将红军的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李德。这个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3年、只有街垒巷战经验的顾问，不问中国国情、不顾战争实际情况，仅凭课本上的条条框框，坐在房子里按地图指挥战斗，结果导致反“围剿”作战连连失利，致使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踏上了悲壮的长征路程。

长征初期，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再次充分暴露。他一方面强调保密，对战略转移没有进行应有的政治动员；一方面在退却中采取了消极避战、逃跑主义，使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损失惨重。

在最高“三人团”的决策下，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的行军队形往往是：红三军团为右翼，其后是红八军团；红一军团为左翼，其后是红九军团；中间是军委第一、二纵队，红五军团负责殿后。这种行进阵式，被刘伯承讥笑为“抬轿子行军”。

当时，中央决定所有可搬走的东西都要搬走，甚至病号的尿盆也捎上。这种“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使得红军战斗力大减。各路红军抬着军委纵队的“轿子”，既暴露了目标，也给蒋介石提供了充裕的时间，让他得以调兵遣将，在湘江东岸布置了铁桶阵。

经过一番血战，中央红军总算过了江，但从长征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为三万余人。面对大批红军战士的牺牲，博古几乎精神崩溃，而李德不但不检讨，反而暴跳如雷，把惨败的责任全推到红军指战员的执行上。

不过，也有让李德惴惴不安的事：从1934年10月中共的上海组织遭破坏后，瑞金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络就中断了（信号需要在上海过桥），他跟自己的上司也联系不上了。

由于联络中断，在莫斯科的王明是通过日本报纸，才知道长征开始了。王明尽了很大努力，试图恢复长征中的电讯联络。1935年他派李立三和一个熟悉无线电的波兰人前往中亚，李立三还专门派了两拨人，背诵无线电密码本后经过新疆寻找红军，但都未成功。1935年3月，陈云奉命离开长征队伍，辗转多地，好不容易赶上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式，才把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消息带到莫斯科。而中共与共产国际正式恢复电讯联络，还得等到1936年的瓦窑堡会议之前。

现在看来，中共中央与莫斯科暂时失去联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博古和李德就失去了“尚方宝剑”，中共头上也少了一道束手束脚的紧箍咒。

“我的脑袋没有被坏掉”

长征初期的毛泽东，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然而，随着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毛泽东早已被排挤出了中央领导层。

事实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与一直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毛泽东格格不入。在1931年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左”倾冒险主义占据了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从那时起，亲自创建了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就处于被排斥和打击的局面。

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被撤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书记职务。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又进一步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从此，毛泽东被完全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政治上的打击和罹患严重的疟疾，让他在福建长汀医院修养了半年之久。

现实其实已经明确了孰对孰错。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指挥下，中央苏区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三次“围剿”。第四次反“围剿”中，毛泽东虽然没有了指挥权，但周恩来、朱德等在实践中认识到中央要求红军先发制人的命令是错误的，果断地采取了毛泽东主张的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取得了胜利。

然而，1933年初，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博古等人把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也带来了更严重的错误路线。博古、李德等拒绝采纳毛泽东的正确建议，使得红军由胜转败——在博古、李德等“拼消耗”战略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1933年春夏，毛泽东回到瑞金，却仍被打入“冷宫”。为了避免在“肃反”中授人以柄，毛泽东几乎不与人主动交往。他曾回忆说，“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那个时候，我的任务就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坏掉。”

毛泽东忍辱负重，但博古仍急于“甩包袱”，甚至在长征随军的领导干部名册中都没有毛泽东的名字。是周恩来同博古、李德据理力争，博古才勉强同意重新把毛泽东加入到中央纵队的名单中。对此，当年给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在几十年后说：“若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了另外一个样子。”

虽然周恩来为毛泽东争取到了随军的名额，但毛泽东本人却不愿意走，他上书中央，表示要留下来打游击。周恩来知情后，当即骑马从瑞金赶到毛泽东住的于都县，在夜雨中同毛谈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凌晨，周恩来骑马回瑞金，见到博古就讲了一句话：“他同意跟着走了。”

周恩来谈了一夜，可见劝说艰难。1934年10月18日，毛泽东随中央纵队一起踏上了征途，他的行李包括一袋书籍，一把雨伞，两条毛毯，一件旧外套和一块油布。

在见证者的回忆中，他憔悴得让人心疼：

“长征之初，毛泽东40岁。他双颊深陷，憔悴消瘦，黑发长得几乎齐肩，两眼炯炯发光，颧骨高耸，看上去很难受。他患疟疾，经常复发，一病数月。尽管教会医院出身的傅连暲医生使尽了浑身解数，他还是处在半恢复状态，感到虚弱和乏力。”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的暗夜：远离决策中心，无人理睬，身体虚弱，疾病缠身。

也正是在这时，毛泽东坚持的正确主张虽然得不到执行，却在默默产生着影响力。

在政治局内，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六人，加上李德，其中有四位是来自苏联的“国际派”，无论怎么投票都是多数。但是，在血的教训面前，“国际派”其实已在发生着分化。实践确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国际派”中已经有人看清，自己手中的“本本”带来的并不是胜利。很自然地，他们与曾经批判的对象——毛泽东渐行渐近。

张闻天笔记记载：“在长征出发前的某一天，我和毛泽东同志闲聊，我把对中央的不满全坦白了。从此，和毛泽东同志亲近起来，他要我和他同王稼祥住到一起。”

长征开始时，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人被安排在不同的军团之中，这是博古的主意，他故意不让他们几个凑在一起，以使其不能相互交流，不能参加中央决策。毛泽东立即对这种安排提出了反对。经过争取，博古最后“开恩”，把他们仨都安排在中央纵队，放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监管。

如果毛泽东没有和张闻天、王稼祥编在一起并朝夕相处，很大可能，不会有遵义会议。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历史，就因为一个小小的细节开始改写了。

担架上的谋略

中央纵队从江西于都出发后，毛泽东、王稼祥都躺在担架上，行军中常伴左右。

毛泽东体格消瘦，身患疟疾刚恢复，无力走路。王稼祥则是在1934年4月遭遇空袭，被炸穿了肚子——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着剧痛经历了八小时手术，当时人称胜过关公刮骨疗毒。因医疗条件简陋，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王稼祥只能腹部通着管子、坐着担架参加了长征。

可以说，在从苏联回国的那一批人中，王稼祥是最早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才能的人。

王稼祥在留苏期间，对马列主义有深入的研究，被称为“红色教授”。虽然他也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不过，王稼祥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因为对中国的情况缺乏了解，他曾拥护王明的教条主义见解，并因此很受重用，成为王明派到中央苏区的第一批留苏干部。

1931年4月，王稼祥到达中央苏区，后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副主席。

王稼祥也曾和王明一样，认为“山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还曾批判毛泽东“经验论的落后思想”，不过与毛泽东见面后，他就被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吸引了。

王稼祥回忆与毛泽东的初次见面说：他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不相同，他是独特的，他所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的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新鲜和有说服力。

在与一身学者气质的王稼祥的交谈中，毛泽东对他的理论功底也颇为赞赏，认为他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论文写得有理有据，颇有见地。

从此以后，这对革命家就惺惺相惜。

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后，王稼祥与毛泽东一起指挥战斗。他亲眼看到，在中央苏区，凡是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去办的，总是行之有效；而按照王明中央的指示去办的，就往往适得其反。这使王稼祥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并在政治和军事观点上越来越倾向于毛泽东。

在毛泽东备受打击的宁都会议上，王稼祥亦秉理直言：“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这一发言震惊了全场，连毛泽东都感到意外。毕竟，在当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环境里，没有一颗立党为公的公心，这番话是不敢讲的。

毛泽东曾经说：“有书本知识的人，应向实际发展，然后才能不停止在书本上，才能不犯教条主义错误。”正如其言，王稼祥就是一个在“实际发展”中纠正了教条主义错误的“红色教授”。

不过，也正是因为王稼祥脱离“左”倾“国际派”较早，他也一度成了被排挤、打击的对象。

由于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与李德意见向左，王稼祥不仅完全离开了工作，还险些被留在中央苏区养伤而不能随军转移。幸而周恩来提出抬也要抬走，王稼祥这才被抬出医院，跟上大部队。

毛泽东、王稼祥一路相谈。路宽时一左一右谈，路窄时一前一后谈，走上大路，就两副担架并列前进躺着谈；两人的担架经常会碰到一起。

“在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使毛泽东和王稼祥互相越来越了解，并有机会分析在江西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毛谈到战术上的错误，特别是导致广昌惨败的错误。他的论点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王便倒向了毛的一边。”《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这样描述。

毛泽东亦曾多次讲过，王稼祥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

遵义会议时，王稼祥带病出席了三天会议，并在双方势均力敌时站了出来说，“事实证明，中国的红军和中国革命战争，应该也必须由毛泽东这样有实际经验的人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后来，毛泽东多次对人说：“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长征之后，王明在武汉搞“第二中央”。王稼祥又从苏联带来了共产国际极为重要的指示：“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实际斗争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这是王稼祥第二次在党内维护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冷板凳”

在毛泽东和王稼祥的担架旁，相伴而行的是骑着马的张闻天。

此时的张闻天，名义上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内仅次于博古的“二把手”，实际上也在坐着“冷板凳”。

张闻天化名洛甫，出身大户人家，留日、留美、留苏，早年热衷文学创作和翻译，有长篇小说问世，郁达夫评价他完全能成为一个诗人。在莫斯科，他和王明、博古都名列“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回国后，张闻天在党内地位不断提高，先是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随后又成为仅次于总书记博古的党内领导人。

作为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的革命家，张闻天对“左”和“右”一直都保持着理论警惕。在中央苏区，他就撰文批判过极“左”现象，如排斥知识分子，在肃反中的乱抓乱杀现象等。张闻天与博古很快分歧丛生。

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战役总结会上，张闻天与博古的分歧由暗到明。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描述，洛甫和博古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洛甫说，不应该打消耗战。博古反唇相讥，说洛甫采取了普列汉诺夫对列宁采取的态度（即右倾机会主义）。洛甫又说，咱们中国的事，不能全听李德的，得有自己的主意。

与博古冲突激化之后，张闻天和毛泽东逐渐越走越近。

不同于王稼祥，他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不过，分管政府工作后，他并没有像博古那样孤立毛泽东，而是时常听取他的意见。接触越多，他越发现，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比如执行“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同十九路军签订协定等策略上，两人的观点完全一致。

1934年8月敌机轰炸瑞金，党中央迁至云石山，毛泽东和张闻天一同住进云山古寺，两人有了长时间深入交流的机会。张闻天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原来，毛泽东绝非王明、博古眼中的“泥腿子”，其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对中国革命未来图景的描绘，让张闻天刮目相看。

广昌战役的那场争论之后，博古派张闻天到闽赣省巡视工作，实际上是把他排挤出了中央。长征快要出发以前，张闻天才从闽赣回到瑞金。当时关于长征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最高“三人团”决定，张闻天则是依照“三人团”的通知行事。

在中央纵队，毛泽东和王稼祥由担架抬着行军，张闻天骑马与两副担架同行。他们三人在行军中一有时间就相互交谈，讨论问题。

张闻天在《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中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位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不久，李德发现三人接触甚密，想从中阻挠，于是找来王稼祥、张闻天，说：“你们两人都是从苏联回来，必须齐心协力，中国革命需要你们齐心协力。”但此时这两人对他已不屑一顾。李德在回忆录中还在“抱怨”，毛泽东不顾纪律四处活动，一会儿找这个指挥员谈，一会儿找那个政委谈，导致对博古和他的批评越来越多。

当时，红军中有最高“三人团”，即李德、博古、周恩来，起着主要的领导作用。这时，在长征中央队中却形成了另一个“三人团”———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这个中央纵队“三人团”，虽然成员都处在备受“冷落”的地位，却将使中国革命绝处逢生。

“橘林谈话”

中央红军翻过老山界后，情报显示，蒋介石已经识破了红军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并集结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设了四道防线，形成一个大口袋，专等红军去钻。

张闻天迅速把情报告诉毛泽东。此时，维持党和军队的生存，是压倒一切的大事。毛、张二人感到，对中央的错误领导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张闻天随即向周恩来提议召开临时紧急会议。

12月12日，在通道县城的恭城书院（另说在县城一户人家的偏房里），参加临时紧急会议的七个人在讲堂里坐下来。如今，书院模拟还原了当时的会议场景：六把座椅围着一张方桌摆开，毛泽东的那把椅子摆在一角，似乎是个旁听者。

从宁都会议被解除兵权以来，这是毛泽东首次对军事行动有了发言权，尽管只是以列席会议的身份参加，仍意义非凡。

通道会议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仅李德的《中国纪事》回忆录里有所记载。李德说他主张中央红军按原计划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被毛泽东“粗暴打断”了，后者主张放弃北上湘西，转而西进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张闻天、王稼祥异口同声表示“赞成”，周恩来也表示赞成。一番激烈争吵后，李德愤然中途退场。而早已没有了主意的博古，也觉得毛泽东的提议有道理。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避免了红军重蹈湘江覆辙。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书中说：“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三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此后，红军出其不意地由被动逃跑转向主动进击，挺进贵州，攻占黎平，不仅把蒋介石的“围剿”军甩在湘西，还赢得了喘息之机。

黎平县城的翘街相当繁华，翘街中央有一家胡家店铺，宅院宽敞。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胡家商铺召开会议。博古仍然坚持中央红军由黔转入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并认为这是共产国际同意的，不能越雷池一步。但毛泽东不同意博古的意见，坚决主张继续向黔北进军，以遵义为中心开辟根据地。张闻天、王稼祥继续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朱德也表示同意。

李德因患疟疾未能参会，当周恩来把会议决议译文给他送去，他看后大发雷霆，用英语和周恩来吵了起来。周恩来把桌子一拍，搁在桌面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屋子里顿时一片漆黑。一向儒雅的周恩来，再也不能忍受李德的蛮横，与后者彻底决裂了。

此时，博古、李德头上的光环已经被彻底打破。红军上下认识明确，让错误的人继续掌权，错误就很难避免。可是，正当败军之际，谁来临危受命呢？

遵义会议前，张闻天与王稼祥之间有一个著名的“橘林谈话”。对此，时任红一军团第2师4团团长的耿飚回忆：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一片橘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担架放下来休息时，两人头靠头躺着，议论当前的形势，都感到忧心忡忡。王问张：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周恩来和朱德“这次毫不犹豫地支持了”。

耿飚对张闻天推举毛泽东之举作了这样一个评价：如果谁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来。如果不是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就只能是按照黎平会议的决定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而不是从组织上让毛泽东进入常委参与军事指挥，问题还是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10天后，也就是1934年的最后一天，贵州中部飘起大雪，大地银装素裹。中央红军到达了瓮安县猴场，把从土豪家里没收的财物拿出来，分发给当地穷人。市场上一片红火，街上到处笑逐颜开，洋溢着辞旧迎新的气氛。

新年第一天，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博古、李德依旧坚持原来的行军路线，毛泽东毫不客气地予以批驳，并坚持黎平会议的立场。没有经过激烈的争论，博古、李德的建议就被会议否决了。

会议解除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

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5年1月，中央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遵义。

红军司令部驻在军阀柏辉章的豪宅里，遵义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中央军委和红一方面军都在这里有办公室。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二楼；朱德和康克清也住在柏宅。

周恩来作为遵义会议筹备人，事无巨细。“我们中午进屋后，周副主席上下巡视了一番，指出：‘作战科住楼下，把楼上那间大房子打扫布置好，供开会用。’……下午周副主席又亲自检查一遍，表示满意。”当时在总部工作的吕黎平在其《青春的步履》一书中回忆说。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不久曾说：“这次会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在周恩来的运筹下，毛泽东住在一栋两层楼的洋房，贺子珍和他住在一块；张闻天、王稼祥也住在这里，离开会的地点比较近。

李德和博古住在城边一所漂亮的中式庭院里。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同一座楼里，便于随时交谈关于即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一些问题。

对于会议发言顺序，周恩来也做了精密的“排兵布阵”，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这样的安排：博古作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发言；毛泽东发言；王稼祥发言；其他与会人员自由发言。

1935年1月15日夜，遵义会议召开。这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参会者20人，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列席。

为什么要开扩大会议呢？毛泽东在20多年后回顾说：“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这样，政治局开会，经常是两种意见，一边是我、王稼祥、张闻天，三票；他们那边是四票……每次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永远不能解决问题。不知开了多少会，一直是三票对四票。后来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就说，老是三票对四票下去不行，我们扩大一下，我把拥护我们的主张的下面的人找来，你们把拥护你们的主张的下面的人也找来，搞个扩大会议。这样，才有了遵义会议。”

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周恩来便通知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前来参加会议，这为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连开三天，博古在报告中为失败进行了辩护。博古作完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他在主观因素上明显与李德、博古划清了界限，还作为“三人团”成员之一，明确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从主观上作了检查，作了自我批评。

“他出以公心，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这种正确态度，对扭转会议形势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说。

周恩来之后，张闻天架起了“当头炮”，这份报告后来被称为“反报告”。张闻天发言时手里拿着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的集体创作”。张闻天在党内威望很高，由他把三个人研究了一周的话讲出来，分量很重。

毛泽东的发言也不同寻常，他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深刻地分析了军事错误的症结所在。

朱德素来谦虚稳重，这次会上也声色俱厉地指出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甚至说“如果继续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李德坐在门口，听着伍修权的翻译，处境狼狈。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在他的《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一书中，这样描写李德参加遵义会议时的情景：李德处境很不利，远远地坐在门旁，只能通过伍修权的翻译来了解他们在说什么。博古发言时，他的脸涨得通红，当毛泽东开始抨击他时，他的脸又变白了……

遵义会议在1935年1月17日结束，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事实上确认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老毛行”

遵义会议后，遭到批评的博古与中央军委纵队的同志一起离开遵义向北行进。一路上，博古常常深思不语，郁郁寡欢。

1935年2月5日，红军到达滇、黔、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小村庄。政治局决定在这里开会，讨论中央领导人选。

会前，周恩来到博古住处，同他进行了推心置腹的长谈。这番长谈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但博古对彻底打开自己心结的那些话语印象极为深刻，曾对不少人谈及。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派陈云、潘汉年分别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博古向潘汉年详谈了自己为何交权、为何让毛泽东回到中央领导核心的思想过程。后来潘汉年依据自己的记忆，对这番长谈有大略记载。

那天晚上，周恩来没有一句批评博古的话，他完全用现身说法告诉博古，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吃过洋面包的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

周恩来说，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而且他才能够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你我都当不成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搞成。

博古说，周恩来所言甚是，中国革命靠谁的领导才能取得胜利，而除了胜利我们还有什么东西不能放弃的。

此时的博古，也在不断反思着他和李德一系列的“左”倾军事错误。

湘江惨败后，博古就曾经掏出腰间的手枪，朝自己瞎比划。这一幕恰被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看到。他赶忙制止博古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闹着玩的！”博古这才知道自己失态了。

通道会议上，博古在是否与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一关键问题上，也亮出了转变的“首秀”。这是博古第一次在红军最高决策会议上，直面李德而否决李德的主张。

遵义会议上决定取消“三人团”，对这一点，博古是服气的。会上，面对众人疾风暴雨般的批评，博古经受的内心煎熬可想而知。作为大会主持人的他，可以打断、反驳任何人的发言甚至禁止这些发言，但博古没有这样做，他保障了所有与会者畅所欲言的权利，认真听取了每一句批评。

遵义会议后，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一下子转变过来。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就有不同意见。凯丰曾对博古说：“对错误路线的批判，我还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博古对凯丰说，局势已经定了，不好再讲什么了。

想通了之后，博古将装有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箱子，痛快地交给了张闻天。

再后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张国焘、陈昌浩分别找博古，说遵义会议的决定不合法，四方面军不同意。博古是共产国际批准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国焘领军8万，多过中央红军数倍。如果他们站在一起，又有其他支持者，形势怎样，可想而知。

面对张国焘、陈昌浩的拉拢，博古是非分明，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毛泽东后来曾对周恩来说：“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新“三人团”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领导地位，但是到毛泽东“名副其实”地担任领导核心职务，这中间还有一段曲折。

红军二渡赤水后，中革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但这个规定只是针对这次战役，战役结束，任命也就结束了。

当时，很多红军将士求战情绪高涨。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联名向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发出一封“万急”电报，建议中央红军主力攻打打鼓新场。

电报是凌晨1时发的，看得出来，这是林彪思考一夜的结果。当天，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题讨论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问题。

当时，国民党军队有两个师摆在遵义以西的打鼓新场一带。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但其余参会人员都赞成林彪、聂荣臻的建议。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甚至以不当政治委员之职表达坚定态度，但没能说服大家。

毛泽东来了脾气，对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在座中有人毫不客气地顶撞毛泽东：“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毛泽东愤然离席。

主持会议的张闻天没有办法，举手表决。举手表决不但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还把刚上任7天的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表决掉了。

深夜，毛泽东决定对这次势必损失巨大的战斗进行最后挽回，他提着马灯找到周恩来说，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晚一点发吧，还是得好好考虑一下。周恩来被说服了，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同样被说服的，还有与毛泽东常年并肩战斗的朱德。

第二天重新开会，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人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高级将领，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也得到恢复。

后来，毛泽东在阐述“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时，就曾以苟坝会议为例：“大多数人也可以搞错的，而一两个人可能是正确的。列宁那个时候有这种情况。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我先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就是我自己……散会之后，我同周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

行军打仗，临机决断，更不适合搞泛民主化的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3月12日，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最高军事指挥机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

新“三人团”的成立，完成了遵义会议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此后的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西进云南，巧过金沙江，跳出敌军的包围圈，毛泽东书写了长征以来的得意之笔。

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从左至右）的资料照片

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通过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 的总结决议。（抗日战争时期油印本）

长征初期的红军，被失败、牺牲和迷茫的阴影笼罩着，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左”倾教条主义仍在中央占据着主导地位。湘江一战，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人。进，有敌人围剿，退，无根据地可守。

中国革命将何去何从？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在生死攸关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前后，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们，以中国革命事业的大局为重，以开阔的胸襟纠正错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坚持了真理，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力挽狂澜。党和红军转危为安，中国革命化险为夷。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此，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幼年到成熟的蜕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抬轿子”行军

1934年冬，流经广西兴安、全州的湘江江水，冰凉沁骨。

11月27日，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渡过了湘江，随后控制了渡口，找到4处可涉水而过的浅滩，并架设了一座浮桥。

此时，全州至兴安的湘江防线，只有零星小股敌军，中央红军的机关部队即军委纵队，离湘江最近的渡口仅70余公里。倘若轻装前进，红军主力可在一天内，兵不血刃地渡过湘江。

然而，军委纵队的人马一路龟速前进，一天一夜仅前进不到20公里。最终，国民党湘军、桂军和中央军三面形成合围之势，红军不得不血战5天才渡过湘江。

血染湘江，是长征史上最惨烈一役。这枚由于指挥失误而吞下的苦果，早在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时就埋下了种子。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在共产国际的“包办”下，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为了适应大转移的战况需要，党和政府全部并入军队，党政军的全部权力完全集中于“三人团”，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等红军领导则被排斥在外。

博古，原名秦邦宪，比王明小3岁，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底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留学3年半回国。留苏期间，博古与王明是同学，都属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重要成员，在苏联历次“路线”斗争中，博古站队站得好，深得第三国际赏识。

1931年，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被破坏后，王明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因王明鼎力相荐，年仅24岁的博古火箭式蹿升，为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王明临走前反复叮嘱博古：无论什么事都要请示共产国际，不要擅自行动。

年纪轻轻的博古成为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有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而李德跻身最高“三人团”，则是一系列“误会”和“巧合”的结果。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9月28日生于德国慕尼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德国共产党。1928年前往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春毕业后，进入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

1932年秋，奥托·布劳恩来到了中国上海。那时他可不是什么共产国际派给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而是苏军总参谋部派来给国际间谍佐尔格送经费的交通员。

共产国际确实派了一位驻华军事代表兼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他的名字叫曼弗雷德·施特恩，以后在西班牙内战中以“克勒贝尔将军”著称。然而施特恩迟迟未到上海，奥托·布劳恩便顶了这个“空缺”。博古虽有王明的支持，但在国内一无威望二无经验，于是拉着奥托·布劳恩这个并非正牌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当大旗。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根据地，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对外称“中共中央局”。博古成了中共中央局总负责人。同年9月，奥托·布劳恩以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瑞金，并开始启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

博古不懂军事，全盘倚仗洋顾问李德，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能做的只是发电文执行。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博古将红军的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李德。这个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3年、只有街垒巷战经验的顾问，不问中国国情、不顾战争实际情况，仅凭课本上的条条框框，坐在房子里按地图指挥战斗，结果导致反“围剿”作战连连失利，致使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踏上了悲壮的长征路程。

长征初期，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再次充分暴露。他一方面强调保密，对战略转移没有进行应有的政治动员；一方面在退却中采取了消极避战、逃跑主义，使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损失惨重。

在最高“三人团”的决策下，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的行军队形往往是：红三军团为右翼，其后是红八军团；红一军团为左翼，其后是红九军团；中间是军委第一、二纵队，红五军团负责殿后。这种行进阵式，被刘伯承讥笑为“抬轿子行军”。

当时，中央决定所有可搬走的东西都要搬走，甚至病号的尿盆也捎上。这种“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使得红军战斗力大减。各路红军抬着军委纵队的“轿子”，既暴露了目标，也给蒋介石提供了充裕的时间，让他得以调兵遣将，在湘江东岸布置了铁桶阵。

经过一番血战，中央红军总算过了江，但从长征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为三万余人。面对大批红军战士的牺牲，博古几乎精神崩溃，而李德不但不检讨，反而暴跳如雷，把惨败的责任全推到红军指战员的执行上。

不过，也有让李德惴惴不安的事：从1934年10月中共的上海组织遭破坏后，瑞金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络就中断了（信号需要在上海过桥），他跟自己的上司也联系不上了。

由于联络中断，在莫斯科的王明是通过日本报纸，才知道长征开始了。王明尽了很大努力，试图恢复长征中的电讯联络。1935年他派李立三和一个熟悉无线电的波兰人前往中亚，李立三还专门派了两拨人，背诵无线电密码本后经过新疆寻找红军，但都未成功。1935年3月，陈云奉命离开长征队伍，辗转多地，好不容易赶上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式，才把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消息带到莫斯科。而中共与共产国际正式恢复电讯联络，还得等到1936年的瓦窑堡会议之前。

现在看来，中共中央与莫斯科暂时失去联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博古和李德就失去了“尚方宝剑”，中共头上也少了一道束手束脚的紧箍咒。

“我的脑袋没有被坏掉”

长征初期的毛泽东，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然而，随着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毛泽东早已被排挤出了中央领导层。

事实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与一直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毛泽东格格不入。在1931年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左”倾冒险主义占据了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从那时起，亲自创建了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就处于被排斥和打击的局面。

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被撤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书记职务。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又进一步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从此，毛泽东被完全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政治上的打击和罹患严重的疟疾，让他在福建长汀医院修养了半年之久。

现实其实已经明确了孰对孰错。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指挥下，中央苏区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三次“围剿”。第四次反“围剿”中，毛泽东虽然没有了指挥权，但周恩来、朱德等在实践中认识到中央要求红军先发制人的命令是错误的，果断地采取了毛泽东主张的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取得了胜利。

然而，1933年初，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博古等人把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也带来了更严重的错误路线。博古、李德等拒绝采纳毛泽东的正确建议，使得红军由胜转败——在博古、李德等“拼消耗”战略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1933年春夏，毛泽东回到瑞金，却仍被打入“冷宫”。为了避免在“肃反”中授人以柄，毛泽东几乎不与人主动交往。他曾回忆说，“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那个时候，我的任务就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坏掉。”

毛泽东忍辱负重，但博古仍急于“甩包袱”，甚至在长征随军的领导干部名册中都没有毛泽东的名字。是周恩来同博古、李德据理力争，博古才勉强同意重新把毛泽东加入到中央纵队的名单中。对此，当年给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在几十年后说：“若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了另外一个样子。”

虽然周恩来为毛泽东争取到了随军的名额，但毛泽东本人却不愿意走，他上书中央，表示要留下来打游击。周恩来知情后，当即骑马从瑞金赶到毛泽东住的于都县，在夜雨中同毛谈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凌晨，周恩来骑马回瑞金，见到博古就讲了一句话：“他同意跟着走了。”

周恩来谈了一夜，可见劝说艰难。1934年10月18日，毛泽东随中央纵队一起踏上了征途，他的行李包括一袋书籍，一把雨伞，两条毛毯，一件旧外套和一块油布。

在见证者的回忆中，他憔悴得让人心疼：

“长征之初，毛泽东40岁。他双颊深陷，憔悴消瘦，黑发长得几乎齐肩，两眼炯炯发光，颧骨高耸，看上去很难受。他患疟疾，经常复发，一病数月。尽管教会医院出身的傅连暲医生使尽了浑身解数，他还是处在半恢复状态，感到虚弱和乏力。”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的暗夜：远离决策中心，无人理睬，身体虚弱，疾病缠身。

也正是在这时，毛泽东坚持的正确主张虽然得不到执行，却在默默产生着影响力。

在政治局内，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六人，加上李德，其中有四位是来自苏联的“国际派”，无论怎么投票都是多数。但是，在血的教训面前，“国际派”其实已在发生着分化。实践确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国际派”中已经有人看清，自己手中的“本本”带来的并不是胜利。很自然地，他们与曾经批判的对象——毛泽东渐行渐近。

张闻天笔记记载：“在长征出发前的某一天，我和毛泽东同志闲聊，我把对中央的不满全坦白了。从此，和毛泽东同志亲近起来，他要我和他同王稼祥住到一起。”

长征开始时，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人被安排在不同的军团之中，这是博古的主意，他故意不让他们几个凑在一起，以使其不能相互交流，不能参加中央决策。毛泽东立即对这种安排提出了反对。经过争取，博古最后“开恩”，把他们仨都安排在中央纵队，放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监管。

如果毛泽东没有和张闻天、王稼祥编在一起并朝夕相处，很大可能，不会有遵义会议。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历史，就因为一个小小的细节开始改写了。

担架上的谋略

中央纵队从江西于都出发后，毛泽东、王稼祥都躺在担架上，行军中常伴左右。

毛泽东体格消瘦，身患疟疾刚恢复，无力走路。王稼祥则是在1934年4月遭遇空袭，被炸穿了肚子——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着剧痛经历了八小时手术，当时人称胜过关公刮骨疗毒。因医疗条件简陋，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王稼祥只能腹部通着管子、坐着担架参加了长征。

可以说，在从苏联回国的那一批人中，王稼祥是最早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才能的人。

王稼祥在留苏期间，对马列主义有深入的研究，被称为“红色教授”。虽然他也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不过，王稼祥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因为对中国的情况缺乏了解，他曾拥护王明的教条主义见解，并因此很受重用，成为王明派到中央苏区的第一批留苏干部。

1931年4月，王稼祥到达中央苏区，后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副主席。

王稼祥也曾和王明一样，认为“山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还曾批判毛泽东“经验论的落后思想”，不过与毛泽东见面后，他就被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吸引了。

王稼祥回忆与毛泽东的初次见面说：他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不相同，他是独特的，他所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的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新鲜和有说服力。

在与一身学者气质的王稼祥的交谈中，毛泽东对他的理论功底也颇为赞赏，认为他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论文写得有理有据，颇有见地。

从此以后，这对革命家就惺惺相惜。

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后，王稼祥与毛泽东一起指挥战斗。他亲眼看到，在中央苏区，凡是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去办的，总是行之有效；而按照王明中央的指示去办的，就往往适得其反。这使王稼祥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并在政治和军事观点上越来越倾向于毛泽东。

在毛泽东备受打击的宁都会议上，王稼祥亦秉理直言：“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这一发言震惊了全场，连毛泽东都感到意外。毕竟，在当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环境里，没有一颗立党为公的公心，这番话是不敢讲的。

毛泽东曾经说：“有书本知识的人，应向实际发展，然后才能不停止在书本上，才能不犯教条主义错误。”正如其言，王稼祥就是一个在“实际发展”中纠正了教条主义错误的“红色教授”。

不过，也正是因为王稼祥脱离“左”倾“国际派”较早，他也一度成了被排挤、打击的对象。

由于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与李德意见向左，王稼祥不仅完全离开了工作，还险些被留在中央苏区养伤而不能随军转移。幸而周恩来提出抬也要抬走，王稼祥这才被抬出医院，跟上大部队。

毛泽东、王稼祥一路相谈。路宽时一左一右谈，路窄时一前一后谈，走上大路，就两副担架并列前进躺着谈；两人的担架经常会碰到一起。

“在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使毛泽东和王稼祥互相越来越了解，并有机会分析在江西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毛谈到战术上的错误，特别是导致广昌惨败的错误。他的论点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王便倒向了毛的一边。”《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这样描述。

毛泽东亦曾多次讲过，王稼祥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

遵义会议时，王稼祥带病出席了三天会议，并在双方势均力敌时站了出来说，“事实证明，中国的红军和中国革命战争，应该也必须由毛泽东这样有实际经验的人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后来，毛泽东多次对人说：“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长征之后，王明在武汉搞“第二中央”。王稼祥又从苏联带来了共产国际极为重要的指示：“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实际斗争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这是王稼祥第二次在党内维护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冷板凳”

在毛泽东和王稼祥的担架旁，相伴而行的是骑着马的张闻天。

此时的张闻天，名义上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内仅次于博古的“二把手”，实际上也在坐着“冷板凳”。

张闻天化名洛甫，出身大户人家，留日、留美、留苏，早年热衷文学创作和翻译，有长篇小说问世，郁达夫评价他完全能成为一个诗人。在莫斯科，他和王明、博古都名列“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回国后，张闻天在党内地位不断提高，先是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随后又成为仅次于总书记博古的党内领导人。

作为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的革命家，张闻天对“左”和“右”一直都保持着理论警惕。在中央苏区，他就撰文批判过极“左”现象，如排斥知识分子，在肃反中的乱抓乱杀现象等。张闻天与博古很快分歧丛生。

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战役总结会上，张闻天与博古的分歧由暗到明。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描述，洛甫和博古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洛甫说，不应该打消耗战。博古反唇相讥，说洛甫采取了普列汉诺夫对列宁采取的态度（即右倾机会主义）。洛甫又说，咱们中国的事，不能全听李德的，得有自己的主意。

与博古冲突激化之后，张闻天和毛泽东逐渐越走越近。

不同于王稼祥，他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不过，分管政府工作后，他并没有像博古那样孤立毛泽东，而是时常听取他的意见。接触越多，他越发现，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比如执行“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同十九路军签订协定等策略上，两人的观点完全一致。

1934年8月敌机轰炸瑞金，党中央迁至云石山，毛泽东和张闻天一同住进云山古寺，两人有了长时间深入交流的机会。张闻天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原来，毛泽东绝非王明、博古眼中的“泥腿子”，其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对中国革命未来图景的描绘，让张闻天刮目相看。

广昌战役的那场争论之后，博古派张闻天到闽赣省巡视工作，实际上是把他排挤出了中央。长征快要出发以前，张闻天才从闽赣回到瑞金。当时关于长征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最高“三人团”决定，张闻天则是依照“三人团”的通知行事。

在中央纵队，毛泽东和王稼祥由担架抬着行军，张闻天骑马与两副担架同行。他们三人在行军中一有时间就相互交谈，讨论问题。

张闻天在《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中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位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不久，李德发现三人接触甚密，想从中阻挠，于是找来王稼祥、张闻天，说：“你们两人都是从苏联回来，必须齐心协力，中国革命需要你们齐心协力。”但此时这两人对他已不屑一顾。李德在回忆录中还在“抱怨”，毛泽东不顾纪律四处活动，一会儿找这个指挥员谈，一会儿找那个政委谈，导致对博古和他的批评越来越多。

当时，红军中有最高“三人团”，即李德、博古、周恩来，起着主要的领导作用。这时，在长征中央队中却形成了另一个“三人团”———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这个中央纵队“三人团”，虽然成员都处在备受“冷落”的地位，却将使中国革命绝处逢生。

“橘林谈话”

中央红军翻过老山界后，情报显示，蒋介石已经识破了红军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并集结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设了四道防线，形成一个大口袋，专等红军去钻。

张闻天迅速把情报告诉毛泽东。此时，维持党和军队的生存，是压倒一切的大事。毛、张二人感到，对中央的错误领导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张闻天随即向周恩来提议召开临时紧急会议。

12月12日，在通道县城的恭城书院（另说在县城一户人家的偏房里），参加临时紧急会议的七个人在讲堂里坐下来。如今，书院模拟还原了当时的会议场景：六把座椅围着一张方桌摆开，毛泽东的那把椅子摆在一角，似乎是个旁听者。

从宁都会议被解除兵权以来，这是毛泽东首次对军事行动有了发言权，尽管只是以列席会议的身份参加，仍意义非凡。

通道会议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仅李德的《中国纪事》回忆录里有所记载。李德说他主张中央红军按原计划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被毛泽东“粗暴打断”了，后者主张放弃北上湘西，转而西进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张闻天、王稼祥异口同声表示“赞成”，周恩来也表示赞成。一番激烈争吵后，李德愤然中途退场。而早已没有了主意的博古，也觉得毛泽东的提议有道理。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避免了红军重蹈湘江覆辙。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书中说：“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三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此后，红军出其不意地由被动逃跑转向主动进击，挺进贵州，攻占黎平，不仅把蒋介石的“围剿”军甩在湘西，还赢得了喘息之机。

黎平县城的翘街相当繁华，翘街中央有一家胡家店铺，宅院宽敞。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胡家商铺召开会议。博古仍然坚持中央红军由黔转入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并认为这是共产国际同意的，不能越雷池一步。但毛泽东不同意博古的意见，坚决主张继续向黔北进军，以遵义为中心开辟根据地。张闻天、王稼祥继续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朱德也表示同意。

李德因患疟疾未能参会，当周恩来把会议决议译文给他送去，他看后大发雷霆，用英语和周恩来吵了起来。周恩来把桌子一拍，搁在桌面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屋子里顿时一片漆黑。一向儒雅的周恩来，再也不能忍受李德的蛮横，与后者彻底决裂了。

此时，博古、李德头上的光环已经被彻底打破。红军上下认识明确，让错误的人继续掌权，错误就很难避免。可是，正当败军之际，谁来临危受命呢？

遵义会议前，张闻天与王稼祥之间有一个著名的“橘林谈话”。对此，时任红一军团第2师4团团长的耿飚回忆：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一片橘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担架放下来休息时，两人头靠头躺着，议论当前的形势，都感到忧心忡忡。王问张：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周恩来和朱德“这次毫不犹豫地支持了”。

耿飚对张闻天推举毛泽东之举作了这样一个评价：如果谁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来。如果不是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就只能是按照黎平会议的决定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而不是从组织上让毛泽东进入常委参与军事指挥，问题还是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10天后，也就是1934年的最后一天，贵州中部飘起大雪，大地银装素裹。中央红军到达了瓮安县猴场，把从土豪家里没收的财物拿出来，分发给当地穷人。市场上一片红火，街上到处笑逐颜开，洋溢着辞旧迎新的气氛。

新年第一天，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博古、李德依旧坚持原来的行军路线，毛泽东毫不客气地予以批驳，并坚持黎平会议的立场。没有经过激烈的争论，博古、李德的建议就被会议否决了。

会议解除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

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5年1月，中央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遵义。

红军司令部驻在军阀柏辉章的豪宅里，遵义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中央军委和红一方面军都在这里有办公室。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二楼；朱德和康克清也住在柏宅。

周恩来作为遵义会议筹备人，事无巨细。“我们中午进屋后，周副主席上下巡视了一番，指出：‘作战科住楼下，把楼上那间大房子打扫布置好，供开会用。’……下午周副主席又亲自检查一遍，表示满意。”当时在总部工作的吕黎平在其《青春的步履》一书中回忆说。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不久曾说：“这次会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在周恩来的运筹下，毛泽东住在一栋两层楼的洋房，贺子珍和他住在一块；张闻天、王稼祥也住在这里，离开会的地点比较近。

李德和博古住在城边一所漂亮的中式庭院里。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同一座楼里，便于随时交谈关于即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一些问题。

对于会议发言顺序，周恩来也做了精密的“排兵布阵”，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这样的安排：博古作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发言；毛泽东发言；王稼祥发言；其他与会人员自由发言。

1935年1月15日夜，遵义会议召开。这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参会者20人，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列席。

为什么要开扩大会议呢？毛泽东在20多年后回顾说：“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这样，政治局开会，经常是两种意见，一边是我、王稼祥、张闻天，三票；他们那边是四票……每次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永远不能解决问题。不知开了多少会，一直是三票对四票。后来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就说，老是三票对四票下去不行，我们扩大一下，我把拥护我们的主张的下面的人找来，你们把拥护你们的主张的下面的人也找来，搞个扩大会议。这样，才有了遵义会议。”

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周恩来便通知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前来参加会议，这为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连开三天，博古在报告中为失败进行了辩护。博古作完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他在主观因素上明显与李德、博古划清了界限，还作为“三人团”成员之一，明确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从主观上作了检查，作了自我批评。

“他出以公心，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这种正确态度，对扭转会议形势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说。

周恩来之后，张闻天架起了“当头炮”，这份报告后来被称为“反报告”。张闻天发言时手里拿着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的集体创作”。张闻天在党内威望很高，由他把三个人研究了一周的话讲出来，分量很重。

毛泽东的发言也不同寻常，他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深刻地分析了军事错误的症结所在。

朱德素来谦虚稳重，这次会上也声色俱厉地指出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甚至说“如果继续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李德坐在门口，听着伍修权的翻译，处境狼狈。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在他的《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一书中，这样描写李德参加遵义会议时的情景：李德处境很不利，远远地坐在门旁，只能通过伍修权的翻译来了解他们在说什么。博古发言时，他的脸涨得通红，当毛泽东开始抨击他时，他的脸又变白了……

遵义会议在1935年1月17日结束，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事实上确认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老毛行”

遵义会议后，遭到批评的博古与中央军委纵队的同志一起离开遵义向北行进。一路上，博古常常深思不语，郁郁寡欢。

1935年2月5日，红军到达滇、黔、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小村庄。政治局决定在这里开会，讨论中央领导人选。

会前，周恩来到博古住处，同他进行了推心置腹的长谈。这番长谈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但博古对彻底打开自己心结的那些话语印象极为深刻，曾对不少人谈及。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派陈云、潘汉年分别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博古向潘汉年详谈了自己为何交权、为何让毛泽东回到中央领导核心的思想过程。后来潘汉年依据自己的记忆，对这番长谈有大略记载。

那天晚上，周恩来没有一句批评博古的话，他完全用现身说法告诉博古，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吃过洋面包的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

周恩来说，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而且他才能够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你我都当不成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搞成。

博古说，周恩来所言甚是，中国革命靠谁的领导才能取得胜利，而除了胜利我们还有什么东西不能放弃的。

此时的博古，也在不断反思着他和李德一系列的“左”倾军事错误。

湘江惨败后，博古就曾经掏出腰间的手枪，朝自己瞎比划。这一幕恰被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看到。他赶忙制止博古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闹着玩的！”博古这才知道自己失态了。

通道会议上，博古在是否与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一关键问题上，也亮出了转变的“首秀”。这是博古第一次在红军最高决策会议上，直面李德而否决李德的主张。

遵义会议上决定取消“三人团”，对这一点，博古是服气的。会上，面对众人疾风暴雨般的批评，博古经受的内心煎熬可想而知。作为大会主持人的他，可以打断、反驳任何人的发言甚至禁止这些发言，但博古没有这样做，他保障了所有与会者畅所欲言的权利，认真听取了每一句批评。

遵义会议后，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一下子转变过来。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就有不同意见。凯丰曾对博古说：“对错误路线的批判，我还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博古对凯丰说，局势已经定了，不好再讲什么了。

想通了之后，博古将装有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箱子，痛快地交给了张闻天。

再后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张国焘、陈昌浩分别找博古，说遵义会议的决定不合法，四方面军不同意。博古是共产国际批准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国焘领军8万，多过中央红军数倍。如果他们站在一起，又有其他支持者，形势怎样，可想而知。

面对张国焘、陈昌浩的拉拢，博古是非分明，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毛泽东后来曾对周恩来说：“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新“三人团”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领导地位，但是到毛泽东“名副其实”地担任领导核心职务，这中间还有一段曲折。

红军二渡赤水后，中革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但这个规定只是针对这次战役，战役结束，任命也就结束了。

当时，很多红军将士求战情绪高涨。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联名向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发出一封“万急”电报，建议中央红军主力攻打打鼓新场。

电报是凌晨1时发的，看得出来，这是林彪思考一夜的结果。当天，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题讨论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问题。

当时，国民党军队有两个师摆在遵义以西的打鼓新场一带。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但其余参会人员都赞成林彪、聂荣臻的建议。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甚至以不当政治委员之职表达坚定态度，但没能说服大家。

毛泽东来了脾气，对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在座中有人毫不客气地顶撞毛泽东：“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毛泽东愤然离席。

主持会议的张闻天没有办法，举手表决。举手表决不但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还把刚上任7天的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表决掉了。

深夜，毛泽东决定对这次势必损失巨大的战斗进行最后挽回，他提着马灯找到周恩来说，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晚一点发吧，还是得好好考虑一下。周恩来被说服了，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同样被说服的，还有与毛泽东常年并肩战斗的朱德。

第二天重新开会，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人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高级将领，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也得到恢复。

后来，毛泽东在阐述“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时，就曾以苟坝会议为例：“大多数人也可以搞错的，而一两个人可能是正确的。列宁那个时候有这种情况。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我先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就是我自己……散会之后，我同周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

行军打仗，临机决断，更不适合搞泛民主化的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3月12日，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最高军事指挥机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

新“三人团”的成立，完成了遵义会议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此后的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西进云南，巧过金沙江，跳出敌军的包围圈，毛泽东书写了长征以来的得意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