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第九个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之际

张 云

1959年3月28日是西藏地方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伟大意义的日子，这一天中央政府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其职权，领导西藏各族人民一边平叛一边进行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存在千年、业已走向腐朽没落的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使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当家作主，西藏地方社会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革，迎来一个不断走向发展进步富裕文明的新时代。

　　达赖集团农奴主势力为旧西藏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做了许多美化工作，最擅长的就是以当时西藏地方几乎全民信教为说辞，把旧西藏描绘成人们追求精神平和、心灵纯净的理想王国。但是，却被无数铁的事实无情打脸。1959年8月到西藏实地采访的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她当年出版的《百万农奴站起来》一书中保留下大量真实案例，说明农奴制度的黑暗和僧侣贵族的龌龊：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在借给农奴粮食种子时，用能盛25斤的小斗称，而收租时则用能盛32斤的大斗量。年轻僧人洛桑德烈控诉上层僧人：在讲经时说过大量善待生灵的教诲，却从未见过哪个上层喇嘛对穷困僧人发过慈悲，哪怕是少打穷困僧人几鞭子也好；从未见过有上层喇嘛给挨饿的穷困僧人吃的食物，而他们对待世俗信徒同样没有慈悲，甚至更坏。更令人发指的是哲蚌寺一个名叫钦沛次美的喇嘛，占有一座三层楼房，拥有十个仆人，据他的弟子说，35年间他强奸妇女成百上千，即使晚年视察庄园时还要求农奴女子陪床，甚至企图强奸其管家的妻子，当管家夫妇指控他时，反而遭到极端报复，给他们实施“剥皮刑”，然后将他们流放荒无人烟的那曲地区。至于砍手、剁足、挖眼，致人残疾则是寺院农奴主处罚农奴常用的手段。号称学经场所的寺院，绝大多数入寺的农奴子弟依然是不识大字的文盲，只是会干活的工具。农奴们无从选择，因为“无主人的农奴无法生存”，谁都逃不出三大领主的掌心。

　　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消灭封建农奴制，既是建立新中国的共产党人救贫苦大众于倒悬的使命所在，也是维护国家统一、促成民族团结的必然要求，因为在这些对普通农奴残酷无情的上层封建农奴主当中，相当一部分也是帝国主义势力豢养下的分裂主义分子。实行民主改革，废除旧西藏的人身依附制度，是符合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顺应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西藏地方尚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百万农奴意志的伟大革命。此外，废除农奴制还是《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中规定了的内容。

　　1951年5月23日“十七条协议”签订后，中央政府履行规定，投入巨大人力和财力修建青藏、川藏公路，在拉萨和日喀则修建发电厂、医院、学校、实验农场，给农民无息良种贷款，赠给农民大批改良农具。但是保持着“现行政治制度”的噶厦政府和上层贵族，不仅拒不执行协议，阻挠将藏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还煽动民族仇恨情绪，造谣称“汉人医院毒死人，汉人学校蛊惑人的灵魂”，政府赠送给农民的改良农具会使“土壤中铁毒”等等，还扣留修建试验农场的土地，直到和逃亡西藏的四川康区叛军同流合污，公开发动武装叛乱，企图维持封建农奴制永远不变。甚至还幻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在美国的支持下搞“西藏独立”。但是，他们打着为“民族”、为“宗教”的幌子，干的却是压榨农奴、毁灭民族命运、践踏宗教宗旨的坏事，叛乱活动只是上层农奴主和僧侣贵族策动，其少数追随者死心塌地响应而已，不可能得到广大农奴的拥护。叛乱者虽然残酷无情、嚣张自大，但是他们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因为他们不得民心，叛乱活动终将不堪一击、迅速灭亡。

　　正义事业和人心向背是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顺利开展，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因素，而中央政府的方针正确、决策英明则是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中央政府严格履行十七条协议，在农奴主势力依然反对进行民主改革的时候，内调大批人员，推迟改革时间。农奴主发动叛乱之后十日，他们在拉萨街头为非作歹，为所欲为，但是解放军依然保持着极大的克制和忍耐，既不希望扩大纷争，也想让全体民众充分认清究竟谁是违背协议、践踏公道的坏人。从1951年到1959年的8年中，中央政府在西藏逐渐开展各项发展事业，为各族人民做好事实事的同时，也不断做进步上层的工作，还从投奔解放军的农奴中培养起上万名藏族干部，为即将开始的民主改革做好必要的组织和干部准备。

　　民主改革分步走、有区别的对待有效化解了各种阻力。通过实地调查和反复讨论，中央决定民主改革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开展“三反”即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反对人身依附和减租减息。在农村，对于参加叛乱领主的土地实行“谁种谁收”的政策；对于未叛乱领主的土地，实行“二八减租”即领主得二成，佃户得八成。同时，解放家奴，废除人身依附。在牧区，对于参加叛乱牧主的牲畜，由原放牧的牧民放牧，收入归放牧的牧民所有；对于未参加叛乱牧主的牲畜，仍归牧主所有，但减少牧主的剥削，增加牧民收入。第二步对参加叛乱领主的生产资料实行没收，分配给贫苦农、牧民；对于未参加叛乱的领主，采取赎买的政策，国家出钱赎买他们的生产资料，无偿分配给贫苦农、牧民，农、牧主也分得一份生产资料。“甚至连那些随叛乱分子逃到印度的人，只要不是叛乱的首领，也为他们保留了一份土地，等待他们回来耕种。”从而大大减少了阻力，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

　　民主改革还是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上层贵族逐渐认识到农奴制的反动没落，在党中央实施的赎买政策感召下，留下自己喜欢和必备的物质资料之后，主动参与改革，将多余土地和生产生活资料分配给农奴，爱国上层阿沛·阿旺晋美、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等发挥了很好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上层人士还改变千百年来做体力劳动低贱的观念，身体力行参加集体劳动，给拉萨大扫除，修筑灌溉渠，从事其他公益劳动。而贫苦的农奴和下层僧人也逐渐改变了自己的苦难是由于前世罪孽造成的认识，认清了农奴制才是一切苦难的根源，树立起改变旧制度才能得幸福的信念。

　　获得解放的农奴告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过去，人们不敢洗脸，因为管家会把这当作炫耀。如今人们一天洗好几次脸，甚至还洗头，洗脏衬衫了。”过去人们不敢大声唱歌，因为头人会斥责：“歌声会招致天降冰雹”，现在则可以在田间地头毫无顾忌地大声歌唱。百万农奴在民主改革后才体会到什么叫幸福，什么叫尊严。斯特朗在她书的最后部分写道：“西藏人民终于感受到了自由！从机场（当雄）到拉萨的路上，从那些衣衫褴褛牧民的身上，我们感觉到了这块土地上的快乐在觉醒……”

　　民主改革已经过去了59年，西藏地方社会以及各族人民的精神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我们享受今天富裕文明的发展成果时，不要忘记前辈们59年前那场惊天动地的伟大壮举及其不朽功勋！

　　（作者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