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赞成某些行为、反对某些行为，这是现代伦理学的中心问题——

　　我们今天看很多问题、现象，归根到底都会追究到道德层面，而且越是在道德这个层面，你会发现人们越是容易激动，这涉及到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或者一个制度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问题。法律问题，政治问题，生活问题，最后都涉及到善恶正邪的问题。伦理学在现代有了一个极大的转折，不再以人为中心，而是以行为为中心，不再是以价值、信仰为中心，而是以规范、义务为中心。

　　这是因为，社会发生了极大的转变，由传统等级制社会进入现在的平等社会。平等社会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追求自己所理解的幸福。不像传统的西方，唯基督教支配道德，或者像传统中国社会，儒家支配信仰体系。现代社会走向政教分离，价值多元，因为社会在走向平等，要尊重跟你一样平等的道德主体，他有自己所理解的幸福。就像密尔所说的，“只要不妨碍他人同等的自由”就行。

　　有些人可能愿意过一种很高尚的生活，像古代的士大夫，有些人只追求天伦之乐就可以了，还有些人的价值追求是“我这辈子就要最大限度地赚钱，我只要不坑蒙拐骗就行了，我觉得这是我的最高目标：成为亿万富翁”。你不能说他不可以这样，也没办法去强行禁止。现代社会很难把生活趣味、追求、信仰完全统一，无论是享受还是忍受，你都不得不接受价值的分化和多元，这是现代社会的主流趋势。

　　我们现在是集中于行为规范，也只有在行为规范上，方有可能建立平等的共识。各个国家的宪法、刑法的一些行为禁令，都是一样的，在行为规范上都可以建立共识。

　　道德和法律毕竟不一样，有些事情法律管不了，但道德可以管，欺骗别人了就可以批评。

　　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规范的根据是什么?怎么判断是良法是恶法?有些行为被道德或者良知所反对，根据何在?这就是现代伦理学要讨论的中心问题，不再是善、好，而是正当、义务。你的行为正当性根据何在，为什么我们要赞成某些行为，反对某些行为?这都是现代伦理学的中心问题。

　　对道德根据的回答，重要的是两大派，一个是义务论，义务论认为不可杀人，不可欺诈，不可盗窃，不可奸淫(强暴)，这是“四不可”，就像康德说的，是绝对的命令，是可以普遍化的。这些不需要效果来证明，它们的性质本身就可以证明，这就是义务论或者道义论。而效果论(后果论、目的论)认为要通过目的结果来证明，比如功利主义，比如完善论，这是通过结果来证明。

　　在追问道德判断的根据上，我比较赞成温和的义务论，一种普遍的底线。某些基本的行为准则，如果它符合康德意义上的可普遍化原理，这个行为不光你自己可以做，其他人都可以做，这就是可普遍化原理。之所以有些行为不能普遍化，是因为它只能一些人做，如果普遍化的话，这个原则就失效了。比如欺诈，没有比被欺诈者更希望别人不欺诈的，如果所有人都欺诈，那就不会有契约、合同，甚至连欺诈都没办法实施，所以说它不可普遍化。只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是可以普遍化的，而且是最底线的。（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