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先提出现代行政法“平衡理论”；任教时常骑一辆“二八”单车，任职最高法后坚持周末给学生上课

　　罗豪才 从“教书匠”到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对中国行政法理论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图/视觉中国

姓名：罗豪才

　　籍贯：福建安溪

　　终年：83岁

　　去世时间：2018年2月12日

　　去世原因：病逝

　　生前职业：北京大学副校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一米八多的大个子，标配是辆二八式自行车，刹车不灵，双脚一踩地，车就停住了。”

　　回忆起老师罗豪才，学生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那辆破旧自行车。即便后来当上北大副校长，罗豪才在学校里活动也全仰仗它，“骑着车，一阵风就过去了。”

　　1960年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后，罗豪才留校任教，一路升至教授、北大副校长，后又任致公党中央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学生评价他，学问做得很大，官也做得很大，个头儿也很大，唯独架子不大。

　　2月12日，最喜欢被别人称“罗老师”的他走了，但那份“平和的理性”仍在。　　

　　为师

　　注重启发的“教书匠”

　　学生们回忆说，罗豪才一生有很多职务和头衔，他自己最看重的是北大教授这个身份，最认同的便是“老师”这个称呼。跟学生们在一起，有人称呼其他的称谓，他都要微笑着纠正。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1994年到1999年在北大法学院读硕士和博士，硕士期间写了一篇论文，大概有一万五六千字，写完交给导师罗豪才看。当时罗豪才已经是北大副校长，操心的事情更多了，王锡锌担心导师抽不出空来，没想到两三天后被叫到办公室，“密密麻麻批注了很多，但是他喜欢鼓励人，所以批注里还写了两个字‘很好’，让我打印200份去参加学术年会。”

　　即便后来为官从政，罗豪才的“教书匠”工作也没有中断。

　　罗豪才到最高法就职后还坚持上课，通常安排在周末或晚上，“我们每周都期待周末的到来，讨论氛围很融洽，上完课罗老师都要自掏腰包请所有上课的学生吃饭、喝啤酒，可以说是知识和美食的双重大餐。”

　　罗豪才2000级的博士生查庆九在回忆文章中也提到周末上课的事。“博士生们平时最怵的，就是上罗老师的课，他会提前布置每次课的讨论主题，然后自己多方寻找相关资料，直到上课前都在不停思考。”

　　每次上课，罗豪才说得最多的开场白便是：“这些日子，我一直都在琢磨这个问题”。说完这句话，主题讨论算是正式开始。学生如果不认真准备，一开口便会露怯，“那时你会感到，罗老师那带着和蔼微笑的目光，一样无比犀利。”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成协中读博时，导师罗豪才已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常常晚上八九点打来电话，询问成协中最近读了什么书、有何心得。

　　“因为我不确定罗老师什么时候要打电话，所以就不敢不读书。我们讨论问题很深入，一个电话至少半个小时。有时还会因为某一个问题聊到社会问题。”成协中回忆，聊完一本书或一个话题，罗豪才会给他推荐同一主题下的另一些书籍，如果没有认真读书、敷衍地谈，罗豪才会马上指出来。

　　为人

　　谦和儒雅的“美食家”

　　上世纪80年代，《人民司法》杂志总编辑柳福华在北大法学院读书，罗豪才教授他们外国宪法，“罗老师瘦瘦高高的，每天骑一辆破旧自行车上课，课间抽一支烟，笑着看大家，是儒雅、和蔼的。”

　　那辆自行车频繁地出现在学生们的回忆中。学生们说那辆车不需要锁，因为太破了，没人要；座子也太高，一般人骑不上去。他不仅骑自行车，同系的老师自行车坏了，他还帮忙修理过，因为这是“拿手活儿”。

　　柳福华毕业后到《人民司法》工作，罗豪才自1995年到最高法院任职副院长，恰好协助分管这本法院系统的杂志，两人也因此有了更多交集。2016年夏天，杂志社创办60周年，筹备一个庆典活动，便把几位老先生请来拍一个视频片，回顾往昔，再谈谈对未来的期望。

　　柳福华回忆当时的场景，记得对罗豪才的采访持续了半个多小时，进行得非常顺利，“罗老师退休多年，很少出来参加活动，采访完很多人上前跟他合影。本来给他准备了一张椅子，但他坚决不坐，说绝对不可以，这样不礼貌。”

　　唯独在和柳福华合影时，82岁的罗豪才坐了下来。他说，“可以坐下了，因为她是我的学生。”

　　生活中的罗豪才被称为“美食家”。每次下课，罗豪才请学生们吃饭，除了北大校园里的美食，北大附近的湘菜馆、山东菜馆、韩餐馆、披萨店，都是罗豪才师徒们常常光顾的地方。

　　“罗老师也在家请我们吃饭，他怕我们拘束、吃不饱，经常给我们夹菜。”成协中说，罗豪才爱美食，但没有表现出对哪类菜情有独钟，是一个很“open”的人。

　　为学

　　吸纳异见的“学问家”

　　“为了权利与权力的平衡。”罗豪才去世的消息传出，这句他生前常说的话再次被人们提起。

　　上世纪90年代，罗豪才与袁曙宏博士等率先提出“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引发了行政法学界迄今为止最激烈的一次学术争论。

　　同为行政法学研究者的王锡锌说，过去中国强调“官管民”式的社会管理，但罗豪才对这种偏向管理型的做法有所反思，他主张既要保障政府管理有效进行，又要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后来行政诉讼法建立“民告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就吸收了平衡理论。

　　罗豪才曾回忆：“‘管理论’很明显是不民主的，是行政至上的，肯定要改。但是要实行西方的‘控权论’，在中国也很难。”

　　理论一出，学界一片讨论，有人质疑，所谓平衡其实是“老好人哲学”。“理论提出来没人说话才有问题，有争议就好，”王锡锌说，罗豪才常告诉学生要吸纳多方意见，他自己后来主编的多本现代行政法著作，全部要把批评文章、不同观点的见解编进去。

　　在软法研究方面，罗豪才曾在课堂上遇到过学生的反对。

　　“当时有学生认为，软法是国际法概念，国与国是平等的，因此国际法就不体现出强制力。而国内的法律是有强制力的，因此将软法引入到国内的公共治理上不合适。”成协中说，当时罗豪才并没有反驳，而是鼓励同学们提出不同的意见，支持学生们提出反对的声音。

　　退休之后，罗豪才还定期请在高校任教的学生到自己家里讨论。

　　2014年左右，王锡锌参加过几次这样的讨论会，每次7、8个人，围坐一圈，有的喝水、有的喝啤酒，罗豪才自己也喝啤酒。讨论的内容多是实践中争议比较大的问题，比如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就是实践中怎么解决民告官立案难的问题。他一般让大家先聊，讨论中观点有争锋，他就会追问，但不做总结。

　　对学术的热情保持一生。2014年，80岁的罗豪才还接受专访，专门谈到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他认为，行诉法的修改最重要是解决行政诉讼立案难、结案难、执行难的问题。

　　王锡锌说：“在中国做行政法研究，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有时会遇到挫折，但罗老师最可贵的是平和的坚持、平和的理性。”

　　■ 追忆

　　罗老师作为学者、作为北大法律学系副主任和北大副校长、作为最高法院副院长、作为中国致公党中央主席、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作为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在其每一个生命阶段，都有其对中国法学理论、中国大学教育、中国法治事业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沈岿

　　新京报记者 王梦遥 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