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反特往事（上）

孙曙近照。

1950年代的孙曙。

西南服务团政法大队进重庆。

　　近来，柳云龙编导、主演的反特电视连续剧《风筝》，以年代剧的形式，从谍战剧的视角，反映了1949年左右直到1960年代的中国社会现实，非常精彩。其实，1949年以后，重庆公安在山城迷雾中，对战国民党潜伏特务和空降间谍的故事，同样精彩。重庆反特战线的老同志已经不多了，为此，我们采访了离休干部、老公安孙曙并参考有关史料，用两期专栏，打望峥嵘岁月的反特往事。

　　老公安

　　我在寸滩公安局宿舍孙曙家中见到他时，这位87岁的老公安，从前主要是抓特务，现在主要是打豆浆——他正在一台搅磨机上打制老两口一周的营养早餐。82岁的老伴是凤鸣山中学退休数学教师雷秉媛，她说：“是用莲子、百合、苦荞、豆子和在一起打的，现在这是他主要的工作。是有一些老战友打电话喊他看啥子《风筝》哟，但他现在眼晴有点花了，就没看。”

　　但《风筝》演的那些事情，老爷子早就烂熟于心，也不用看了，重庆公安和国安隐蔽战线的往事，他先后写在了《公安缉凶揭秘——“3·31”惨案到“11·27”大屠杀刽子手末日》《秘密档案——反特务间谍斗争实录》等书中。他堪称重庆公安的历史学家，在战友们的枪杆子之外，还多一杆笔杆子。但他说：“书的真正作者是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我只不过是一个蹩脚的记录员。”

　　孙曙老家是浙江诸暨，1949年18岁的他就到了重庆，“我高中毕业和3位同学一起报考了二野军大三分校，编入西南服务团公安支队。进重庆后，我被分配在军管会公安部第二处内勤科，办公地点就在较场口老街34号‘慈居’，原来是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

　　当时的重庆，不太平。现在反特影视里面，公安人员乘着美式吉普很帅气地来来去去的场景，当时并不存在。“重庆当时人口不到百万，但国民党特务就有9000人。敌情复杂，我们工作任务繁重。刚进城，公安人员没有星期天，吃的是水煮大白菜，煤、米自己搬。当时我是排级干部，每月5000元，是旧币，相当于现在人民币五角津贴。内勤人员，从上午8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2点，没有夜宵，饿了，用米汤充饥；外勤人员搞侦查调查，一无误餐补助，二无交通工具，到磁器口、黄桷垭办案，全靠两条腿走路。”

　　手榴弹

　　重庆解放后的首任市长陈锡联曾回忆他们接管重庆后面临的情景：“特务匪徒四处潜伏进行阴谋破坏，散兵游勇流浪街头，10万左右的旧有员工等待接收、安插或处理，大批学校师生等待救济与复课，工厂遭受敌特破坏，商业停滞，谣言满天飞。”

　　孙曙也对散兵游勇记忆犹新：“重庆解放后，首先处理散兵游勇，第二步禁止烟毒，第三步则是处理妓女。当务之急，还是散兵游勇，即国民党部队溃败的军人，无业无前途，流入民间，有的带枪，好勇斗狠，虽然不是特务，但是孤注一掷的破坏性特别大。

　　孙曙他们就侦破过一例散兵游勇大案。“当时军管，公安有特权，逮捕和宣判有时在一天之内就完成了。较场口通远门城墙下面那个和平遂道，连通城内和城外，当时还配有哨兵。1950年2月，大白天的，突然有人从城墙上投下一颗炸弹，炸伤一个哨兵，那是交通要道，全城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敌特太嚣张了，上面要求限期破案，越快越好，我们的侦查员开始着手调查。三天以后，就把案子破了，凶手缉拿归案。”

　　凶手不是特务，是一个散兵游勇。“名字叫伍自强，他扔的是一颗地瓜手榴弹，炸伤哨兵后，就往金汤街方向跑了，他家住在外科医院后门的临华街。这天，他从文化宫坐黄包车回家，被我们的侦查员抓住了。抓他的公安，也是部队下来的。我们还查明，这之前，他还在民族路一家花生铺楼上，抢过金店和表店。上午十点钟我们把他抓到，中午审判，下午四点钟就在他扔手榴弹的地方，在和平遂道前面的坝子上，召开公审大会，就地枪毙。”

　　追凶手

　　孙曙是最先走进1949年“11·27”大屠杀现场进行侦查、取证的公安之一。12月20日左右，孙曙到了渣滓洞，现场经过特务焚烧，尸横累累，惨不忍睹。“11·27”渣滓洞看守所共计杀害180人，其中叛徒两名，刘德彬等14位志士虎口脱险；白公馆看守所杀害28人，一人脱险。

　　血债要用血来偿，追凶缉拿“11·27”大屠杀的国民党保密局行刑刽子手，就成了重庆公安的紧要任务。1950年1月，他们拿下曾驻守望龙门的军统特务五团的刘志钦。

　　“军统特务五团当时称霸一方，敢于和宪兵当街群殴。刘是江苏人，1米8的个子，膀大腰圆，曾分去专门看守叶挺将军，号称军统“四大金刚”之一。1949年11月4日，参与了对江姐等30人的屠杀，分8批进行，他用左轮手枪连杀5人，下来后，他还回城里设宴庆功，还得到100元赏金。”

　　解放后，刘志钦逃到江北农村唐家沱老丈人家。“他以为那里很偏僻，没人知道他，殊不知1950年1月，他回家当天，我们就接到群众举报，说刘志钦隐藏在唐家沱寸滩码头乡下。刘很凶残，身上很可能还有枪，我们派出的侦查员更厉害，是从二野保卫部转到地方的刘二挺和郝志鹏。地方很远，从重庆下去，得先坐木船到寸滩码头，上岸还要走8公里乡间小路。”

　　侦查员一身当地农民装扮，在线人带领下逼近山坳里一个单家独户小院。“带路的人和刘熟，在楼下喊了一声刘大哥在不在？楼上有人说，老四，上来嘛。我们的人，马上将手枪上膛，跟到老四迅速冲上楼。只见一条大汉坐在床边，也是当地农民装扮，头上裹着一条白帕子，看到两支枪口，晓得栽了，一点都没有反抗，也没有狡辩。但这家伙还是很狡猾，想扳回一点，就说我刚刚回到重庆，正要准备去自首。我们的人就说，那正好，就请跟我们走一趟。”

　　这一趟，军统“四大金刚”之一刘志钦就走到末日了。1950年4月18日，重庆军管会在抗战胜利纪功碑（今解放碑）下召开公审大会。“刘志钦从石板坡监狱押到会场，刚出监狱就浑身发抖，脚都抬不起。公审完后，就押赴储奇门江边刑场枪决了。朝天门、苍平街一带的茶馆里都在议论：解放军身上都装有个红本本，哪个特务的地址，上面都有。老街军统二处的歪人刘志钦，逃出去当土匪，刚在老丈人屋头落脚，就遭解放军抓到了，敲沙罐了！”本报记者 马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