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部中国慰安妇的英文著作作者丘培培：

丘培培（左）听谭玉华讲述她在慰安所的受害经历。

丘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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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培培在海南探望幸存者卓天妹老人。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华

　　丘培培出版了全球首部中国慰安妇的英文著作，作品中译名为《日本帝国的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的证言》。

　　丘培培是美国瓦萨学院中日文系主任，她出生于黑龙江，80年代移居美国。2002年，她在指导学生做有关韩日慰安妇的毕业论文时，开始接触到慰安妇这个群体。但中国慰安妇在英文世界缺少声音，她们的遭遇沉重地压在丘培培心头，为了在国际上发出她们的声音，丘培培开始了艰难的写作,前后历时6年才完成著作。她说，希望这本书能帮助读者超越民族国家的立场去正视战争对人类生命的侵犯，加深我们对那段苦难历史的认知。著作出版后，反响热烈。日裔学生课后到她的办公室表示感谢，听众听了她的演讲上前感谢她记录了这段历史，“我感到很欣慰”。　　

　　为受尽摧残的生命做纪念　　

　　广州日报：据你了解，有关慰安妇的英文著作情况如何？ 

　　丘培培：1930年初至1945年间，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征抓大量妇女和少女，将她们称为慰安妇。关于慰安妇的报道在日本战败后曾零星见于一些回忆录、艺术作品、小说杂志及电影书刊中。 

　　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慰安妇口述史以英文出版，为国际社会搞清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实质提供了关键信息。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关于中国慰安妇的英文出版物却明显缺失。见诸英文的幸存者口述资料大都来自前日本殖民地及东南亚地区的受害者，直至2010年，尚无一本关于中国受害者的英文专著。

　　广州日报：你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慰安妇这个问题？

　　丘培培：我最初关注是在2002年左右。当时我所在的大学亚洲研究专业的一个学生做毕业论文，选题是韩日慰安妇索赔运动，由我和一位韩裔教授担任她的指导老师。在阅览文献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关于中国受害者的英文资料甚少。从我当时接触到的中文材料来看，中国女性是日军慰安妇制度最大的受害群体之一，她们的受害经历反映了日军慰安妇制度最黑暗的一面。

　　我当时并没有马上投入这项研究，因为我的专业是日本文学而非历史。我想一定有相关专业的学者在写这方面的书。可是其后四、五年过去了，仍未看到有关于中国慰安妇的英文著作出版。几年前读过的中国女性遭受日军摧残的状况一直沉重地压在心头，我感到应当让国际社会知道她们的悲惨遭遇。铭记历史，才能防止战争暴行的重演。

　　广州日报：你是如何开始写作中国慰安妇英文版著作的？

　　丘培培：写这样一本书并非易事。八十年代末慰安妇运动兴起以来，这个问题始终是敏感话题。当时我刚获得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授予的研究奖金，在做古典文学方面的研究，放下心中的项目走进一个全新的领域去写这本书，花了大量时间，能否出版完全是未知数。我当时身体状况很差，正在治疗中。身边亲友劝我三思，毕竟这个课题太沉重了，她们担心我吃不消。

　　然而，如此大规模、如此惨痛的生灵涂炭，不应该也不能够被忽视; 我始终无法忘记那些受害女性的悲惨故事，随即下决心写这本书，为那些受尽摧残的生命做一个纪念。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国际社会了解那段黑暗历史的全貌，将战后各国间的和解与和平建立在真正的理解与互信的基础之上。

　　加引号的慰安妇

　　广州日报：在著作内容方面，对慰安妇一词，你觉得不恰当，而应该是“性奴隶”，为什么？

　　丘培培：慰安妇一词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慰安妇是日文同字词的直译。很明显，“慰安”二字的含义与受害女性在日军慰安所里的悲惨遭遇大相径庭，因而这个掩饰罪恶的词语是不应当用来指称那些受害女性的。 

　　之所以使用慰安妇一词，是因为该词近年来已广为人知，在国际讨论、历史研究及法律程序中专指亚太战争期间遭受日军蹂躏的性奴隶。因此，我在书里将慰安妇一词加引号，作为专题讨论用语使用。

　　广州日报：你的书中挑选了12位慰安妇，这12位有怎样的群体特征？为何挑选这12位？

　　丘培培：本书第二部分“血泪控诉”记载了12位日军慰安所幸存者的口述史。这部分选收的口述史在地域(受害者家庭及慰安所所在地)、被害者年龄、被拘方式、受害时间等方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并介绍了受害妇女在战前和战后的生活状况。这12位幸存者的口述史我是根据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教授苏智良与陈丽菲的中文采访记录整理翻译为英文的，我也参阅了众多中日研究者和法律工作者的调查报告。

　　广州日报：对于她们的口述历史，你是否做了大量的核实工作？

　　丘培培：我的合作研究者苏智良和陈丽菲教授也在1998年到2007年间对她们做了访谈调查。苏教授认为，对于受害事实已经确认的幸存者，不应再重复地让她们叙述受害经历，因为幸存者每次讲述这段经历，就好像又进了一次地狱。

　　在编译幸存者口述史的过程中，我还参阅了当时能找到的中日调查者公布的所有相关调查材料、地方史志以及上海慰安妇研究中心保存的采访录像。

　　广州日报：也有观点认为口述历史会因为记忆问题而具有主观性，你怎么看？

　　丘培培：企图否定日本帝国侵略战争罪行的人常以记忆的不可靠性为由，诋毁原慰安妇证言的真实性。但是中国原慰安妇的受害经历不可否认，因为她们大都是在日军侵占她们家乡时被抓，不仅有地方历史纪录的佐证，还有当地目击者的证明。事实上，本书第二部分记载的12位幸存者最初大都是在当地研究者和志愿者帮助与支持下，站出来讲述她们在慰安所的遭遇的，有事发当地的见证者，经过了多方核实。她们的口述史提供了关于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写作时忍不住落泪

　　广州日报：你还采访了数名慰安妇，讲述者再揭伤疤，而记录者同样心情复杂，当时你心情是否也非常矛盾？

　　丘培培：讲述性暴力的受害经历对幸存者来说十分痛苦。如康健律师说：“每一次对受害者的调查都是挖出她们心中几十年的痛。” 研究者和志愿者在调查过程中需要提供各方面的支持，譬如选择让幸存者放松的环境，有女性研究者在场随时提供支持等。对幸存者来说，打破沉默需要强大语境的支持，让她们得以发出自己的呼声、找到适当的叙事方式。记录慰安所幸存者的遭遇是非常沉痛的工作。不知道有多少次，我在整理翻译她们的口述史时忍不住落泪，沉痛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广州日报：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你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丘培培：一个很大的挑战是论证日军直接参与了慰安所的设立与操作。由于日军在战争结束时销毁了大量罪证文件，同时日本政府至今仍未完全公开相关的战时文件数据，军事计划、军事行动记录等尚未解禁。亚太战争时期的日本警察文件也未公开，所以调查慰安所的组建和运作机制困难重重。为此我查阅了中日双方大量的战时文献，及战后出版的历史资料，包括日本政府调查数据集中收录的战时日本官方军事文件。

　　为了尽量客观、全面地记述日军慰安妇制度的设立机制和慰安所实况，我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不仅引用了中国民众和军人的目击证词，也援引了日本军人的相关日记与文书。

　　战时驻华外国公民的目击者记录、回忆录，也为本书关于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撰写提供了重要细节与多重视点。

　　广州日报：你对自己的这部作品有什么期待？你最想跟读者传递的是哪些信息和观念？

　　丘培培：由于我所在的大学教学工作量很大，这本书只能抽业余时间来写，加上我自己病休，亲友病逝等，此书花了六年时间才完成。抚平创伤、走向和解，始于对历史负起责任。我感到如果慰安妇的受害经历不能被如实地写进历史，我们留给后代的战争记忆就是不完整的、不负责任的。

　　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读者超越民族国家的立场去正视战争对人类生命的侵犯，通过加深我们对那段苦难历史的认知，促进亚洲乃至世界各国间的相互理解与和平。

　　广州日报：你的学生、听众对你讲述的中国慰安妇的悲惨故事（或对你的书）反馈如何？

　　丘培培：本书出版后，我曾应邀在加拿大温哥华及美国新泽西、旧金山、洛杉矶等地演讲，也在我校的一些课上给学生讲了慰安妇问题。至今为止听众反响都很好。记得在温哥华讲演过后，两位日裔听众上前感谢我把这段历史记述下来，并希望此书能译成日文出版。在学校也有日裔学生课后到我的办公室表示感谢。我感到很欣慰。

　　广州日报：最后，你对中国慰安妇这个悲惨的群体最想说的是什么？

　　丘培培：慰安妇的历史叙事是一份无比沉重的历史遗产。当今世界上残害女性的性暴力依然是武力冲突的常用工具，对女性的剥削奴役仍然在全球普遍发生。在我们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人道的世界而努力的过程中，慰安妇遗留给我们的历史叙事，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希望，随着更多原慰安妇的个人回忆录溶入人类共有的历史记忆，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将继续教育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激励我们不断地努力，去防止反人类罪行的发生。

　　《日本帝国的性奴隶:

　　中国“慰安妇”的证言》

　　简介

　　正文含三部分。第一部分“战争记忆” 概述日本侵华战争与慰安妇制度的紧密联系，揭示了日军大规模暴力强征中国女性充当慰安妇的事实，日军慰安所实况，及慰安妇制度下骇人听闻的性犯罪。第二部分“血泪控诉”记载了十二位日军慰安所幸存者的口述史。第三部分“追索正义”中主要探讨二战后国际战犯审判对日军性犯罪未加深究的原因，并对慰安妇受害群体的生活状况及近二十年来慰安妇索赔运动在中国的展开进行综述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