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南下广州寻亲时走失，家人多方寻找未果；赏金从20万涨至100万元

孙学奇开着车，带着大幅寻人启事，在广州火车站寻找线索。受访者供图

子女们制作的寻找母亲的寻人启事。受访者供图

　　“重回妈妈走失之地，心一阵阵的痛，做儿女的多么盼望与你团聚啊，妈妈你在哪里？”11月2日，站在广州火车站，55岁的孙学奇在朋友圈写道。

　　孙学奇随身带着一张寻人启事，上面写着：尧菊梅，现年79岁，湖北省崇阳县人，身高1.55米，圆脸，脸上有少量白麻斑，右眼靠近眼角处有块结疤痕印，不识字，不会讲普通话。

　　尧菊梅是孙学奇的母亲。1993年，南下广州寻亲的尧菊梅在广州火车站走失，此后24年间，尧菊梅的6个子女从未放弃过寻找。征集线索的赏金，也从20万涨至100万元。孙学奇告诉新京报记者，家人已经有心理准备，即便母亲已经去世，也要“将骨灰带回家”。

　　被骗往广州后在火车站走失

　　尧菊梅的走失过程，充满戏剧性。

　　1938年，尧菊梅出生在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天城镇新塘岭村，育有6名子女。崇阳县地处鄂南山区，改革开放后，不少乡里子弟前往广东打工，尧菊梅的小儿子也在其列。时年18岁的小儿子与村里人一道南下广州，在一家企业工作。

　　新京报记者从尧菊梅家人处获悉，1993年初，同镇邻村一名年轻人告诉尧菊梅，她的小儿子“在广州过得很苦”。这名年轻人称，尧菊梅的幼子“睡在山洞里，没有吃的，还被警察抓了”。听到这一消息，一向心疼子女的尧菊梅坐不住了，便决定“去广州看看”。

　　尧菊梅大半辈子生活在山区，没有办理过身份证，于是借来邻居的身份证，借钱购买去往广州的车票。怕子女反对，尧菊梅只与老伴打了声招呼，揣着300元现金，便与那位“传话”的年轻人出发了。

　　两人到达广州，见到幼子，情况却大相径庭。尧菊梅的幼子虽然工作辛苦，但也算有吃有喝。追问之下才知道，这名同乡年轻人企图通过编造一个故事，骗尧菊梅一笔前往广州打工的路费，但是没想到尧菊梅执意跟来，这才露馅。知道真相后，尧菊梅的幼子非常生气，由于工作自顾不暇，刚好有一名老乡要回家，便将母亲托付给这位老乡，让两人一起返乡。

　　这是不识字的尧菊梅第一次出远门，与同行老乡到达广州火车站后，老乡进站买票，让尧菊梅在站外等候。

　　上世纪90年代的广州站，每天都是人潮涌动，购票窗口也是大排长龙。等到老乡买好票时，已经过去3个小时。此时，站前广场依然是摩肩接踵，但原本应站在售票处外的尧菊梅，却不见踪影。

　　尧菊梅的二儿子孙学奇告诉新京报记者，母亲走失时，几个子女已经在外成家。上世纪90年代初的湖北农村，通讯非常落后。那位同行的老乡寻找未果后回乡，再将尧菊梅走失的消息以电报的形式，发送给尧菊梅的子女时，已经过去了好几天。

　　子女寻亲当地早已家喻户晓

　　接到母亲走失的消息后，尧菊梅的长女、女婿即赶往广州。与此同时，孙学奇和大哥也前来寻找。孙学奇的三弟章方良，此时正在美国准备博士毕业论文，听说此事后，也立即与学校请假，回国寻亲。

　　兄弟几人在广州碰头，合计了一下，租下几辆自行车，沿着不同的方向在广州城内搜寻。此外，他们还通过警方寻找母亲所携带身份证的使用信息。孙学奇回忆，一边是不断地碰壁，一边是想起母亲可能在外受苦，几个兄弟姐妹，几乎全程含着泪寻亲。

　　四十多天寻找下来，结果令人沮丧。无奈之下，章方良只能返回美国，孙学奇说，弟弟是“哭着走的”。

　　在孙学奇记忆中，母亲虽然不识字，但是识大体。尽管家中贫困，尧菊梅却倾尽所有支持子女读书，自己则又是务农，又是饲养家畜，辛劳一生。“冬天没有穿过棉袄，从来都是几件单衣穿在一起，就为了省点布给孩子做衣服。”生活中的尧菊梅，一直是能省则省，却将大量的粮票和布票，寄给在外上学的子女。离家前，尧菊梅还一直在田里劳作。

　　直到尧菊梅走失后，家人打算印制寻人启事时才发现，尧菊梅一辈子只拍过一次照片，还是儿子出国留学前的全家合影。于是，这张从合影上截下，放大后不是很清晰的头像照片，自此贴在了广州的大街小巷。新京报记者从湖北崇阳县天城镇新塘岭村委会获悉，尧菊梅的6名子女寻亲24年一事，在当地早已家喻户晓，但是一直没有收到有效信息。

　　在尧菊梅的培养下，6名子女中，有3人读了大学。其中，三儿子章方良从成都理工大学毕业后，考入南京大学读研，随后进入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任教。之后考入美国杜克大学读博。

　　“本文献给我的母亲——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却倾其所有，把我培养成了博士。”章方良在博士论文的致谢部分写道。

　　寻亲24年悬赏金额升至百万

　　今年10月22日，孙学奇驾车离开湖北，再次踏上南下寻亲之路。每到一地，孙学奇会停下车，将印有母亲照片的大幅寻亲牌放在车旁，并用扩音器播送寻人信息。

　　从1993年至今的24年间，为了找到母亲，尧菊梅的子女们，已经不知道用了多少方法。最初的一年，尧菊梅的几个子女将母亲的照片和信息，以信件的形式发给广东、广西、湖南三省份各地沿途派出所，总计发下2000多封；随后，家人在武汉和广州的车站张贴近万份寻人启事。

　　孙学奇介绍，由于担心母亲可能会通过广东到湖北的107国道徒步回乡，孙学奇甚至在2001年搬家到广州，一边开货车谋生，一边沿路寻找母亲下落，前后6年。那些年，孙学奇的足迹遍布广东各地，每经过一个地方，除了到派出所查询失踪人口资料，发放寻人启事外，还会去电视台投放寻亲广告。此外，孙学奇的儿子到广州读大学后，还曾带着同学在街头派发寻人启事。

　　章方良毕业回国后，与人合伙创办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经济状况有了改善。2009年，家人在寻人启事上写下20万元的悬赏，到今年，这一金额已经上升到100万元。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百万悬赏并未直接在寻人启事中注明。孙学奇介绍，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曾因寻人启事标注悬赏金额，导致被骗子盯上。“前后被骗过很多次，有一次一伙人直接坐着车来要钱。”

　　2013年，尧菊梅的丈夫去世。孙学奇说，从此之后，找到母亲的下落，即是全家的愿望，也是老父亲的遗愿。

　　孙学奇介绍，这次的广东寻亲，自己平时吃睡都在车里，不仅沿着乡镇街道散发寻亲信息，还去了精神病院和广州市殡仪馆，“母亲如果健在，今年也79岁了，家里人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不论结果怎么样，都希望能知道母亲的下落。”孙学奇说，即便母亲已经去世，也要“将骨灰带回家”。

　　新京报记者 王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