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让多吉

　　有人和我讨论，为什么很多名人没有出事时是大善之人，出事之后就成了大恶之人？那些人早年行善的同时其实也在做恶事，只不过后来东窗事发了。他们一面对弱者含情脉脉，一面对对手暴力相向，难道内心就没有纠结和矛盾？

　　生存还是毁灭？这些集大恶和大善为一体之人，显然不会有哈姆雷特的纠结。因为，有太多内心的纠结与犹豫的话，他们没法不择手段，也不会多么“贪婪而凶暴”。

　　在一个动力系统中，最初一个微小的变化都可能引起整个系统巨大的连锁反应，这种混沌现象就叫“蝴蝶效益”。“蝴蝶效应”的世俗版，就是人们常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未到”，指的就是南美的蝴蝶震动翅膀导致北京的某地下暴雨，这中间的时间差。

　　人生就像一个动力系统，不停地与周遭发生互为影响的运动关系。作恶之人表面的善行，却是由恶而生，看似小小的不一样，最终却有可能引发系统性的奔溃。法网恢恢，作恶者最终难逃追究，听上去就有些“蝴蝶效应”或“因果报”的意味。

　　大恶之人，在行善之时，可能掩藏着更大的恶。已故英国广播公司知名主持人吉米·萨维尔把自己90%的财产都捐赠给了慈善公益事业，他生前被英国王室封为爵士，被罗马教廷封为骑士。如此光鲜的背面是，萨维尔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共计猥亵和性侵女性多达300多名，其中绝大多数是未成年人。

　　大善之人行大恶，不存在哈姆雷特式的道德纠结，他们从一开始行善，可能就是为了更好地作恶，行善只是帮助他们作恶的工具而已。而对于这样的“善”，有一个专用名词叫“伪善”。

　　作恶者为什么要行“伪善”？德国伦理学家包尔生说，伪善是奉承的一种形式。在中国，伪善者从事慈善公益事业，表面上是在“奉承”社会，实际是在“奉承”一些地方官员。伪善者通过行善，让自己的行为更符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从而堵住当地百姓的嘴，进入地方领导的保护之下，掩盖其恶的一面。乃至于每当有人揭露伪善者的时候，总是有人站出来说，他们毕竟捐过钱，救过人。

　　事实上，善与恶的区别不仅仅是“捐过钱、救过人”这么简单，媒体和公众不能因为一个人“捐过钱、救过人”就表彰有加。毛泽东在包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说“善恶生于利害”，而一个人内心对“利害”的考量，不易为外界把握。所以，识别伪君子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时间；很多人认为，伪善比恶对社会更加有害。

　　举例来讲，有黑社会头子出钱在某地修建学校，其主要目的并非对外所言“黑什么，也不能黑教育”，而是为解决地方官员政绩之需，以方便他在当地开发房地产项目。就在出钱做善事的同时，他的公司从房地产开发中获得了更多利益，甚至指派公司保安将对拆迁补偿不满的村民乱刀捅死。

　　还有被曝光的某涉黑企业，在某地免费给村民统一盖房子，每年按人头发补贴。这“善行”的后续，是在当地建设大型污染企业，无节制地污染周边的土地和水源。他们用表面的“善”，改善了村民的居住条件，帮助当地官员完成了政绩；但他们用后面的“恶”获取了巨大利益，对当地环境和村民的健康造成不可逆的破坏。

　　所以，无论学校修得如何坚固，无论给村民修了多么漂亮的房子，都不能用“善是善，恶是恶，应该区别对待”来宽恕他们的恶行。恶就是恶，只要事后证明是从恶的目的出发，无论最初所行之善多么鲜亮，也是恶。这样看来，那坚固不倒的学校，不是善的丰碑，而是一本生动的“伪善”教科书。

　　从对社会的危害来看，伪善者和卖假茅台的人一样，都会让公众怀疑“正品”，让真正的善行越来越被怀疑和轻视，在公众内部制造敌对和猜疑的气氛，极大地增加社会运行成本。

　　现在公益圈和一些公众存在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只要有人对名人、明星或者商业机构参与慈善公益活动提出质疑，就有人辩解说，他们毕竟“捐过钱，救过人”。好在时间能证明一切，伪善终究逃不过时间的检验，“捐过钱，救过人” 显然并不能证明好些人最终是善还是恶。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只要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行善者最终会获得社会认同，作恶者最终会受到法律的惩处。古人云“世之治也，行善者获福，为恶者得祸”，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作者系资深公益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