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陕北创始录

　　张化民

　　他的一句很平常的话，能使这些平日看着有些呆滞的农民开怀大笑；

　　他的另一句很平常的话，又能使大伙突然收敛笑容，变得怒气冲冲……

　　他的身上，每根神经都好像同这些受苦汉子牵连在一起。

　　这个摆弄枪杆子的军人，毫不粗暴简单，他是名副其实的群众领袖。

　　拜师、求学 

　　要“做所能做，做所应做”

　　1897年1月19日，陕甘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谢子长，诞生于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枣树坪一个小康的农家。

　　在父母和兄长的影响下，谢子长从小嫉恶如仇、好打抱不平。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渐渐地发现，穷人受欺压，是因为他们没有本事。如果练就一身硬功夫，就不会受欺负，还能打抱不平，因此，他一心想学一套真功夫。他的父亲便请来陕北的武林高手魏敬德给子长教习武功。几年下来，谢子长大刀长枪都耍弄得得心应手，与此同时也学到了做人的道理。

　　1918年秋，谢子长考入西安省立第一中学学习。从陕北农村来到省城西安，谢子长眼界大开。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五四运动的前夜，追求民主、追求真理的思想解放潮流打开了子长的心扉，他开始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

　　这一年寒假，谢子长回到家中，就听说了安定县知事章尚武许多贪赃枉法的事。于是谢子长花了几天的时间把这些罪状核实整理出来，只身上榆林府去控告县长章尚武。年轻学子谢子长状告县长的事，一时传为佳话。这次经历，也使谢子长与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先生成了莫逆之交，杜斌丞先生教育救国的思想对谢子长影响很大。于是谢子长未及中学毕业，便回到家乡安定办学，想实践教育救国的道路。

　　当时的旧中国一片漆黑，陕北更是黑暗落后。在军阀井岳秀的管辖下，当时的陕北官、兵、匪互相勾结，残害群众，无恶不作。这种情势下，教育救国仅是一种美好的心愿。谢子长渐渐心灰意懒，也知道仅靠办学是救不了劳苦大众的。心中苦闷的谢子长常思救国之道，决心投笔从戎。适逢山西太原传来消息，阎锡山办起了学兵团，在各地招收高校毕业的青年学习军事。于是，1921年夏，谢子长辞了教务，翻山越岭，步行13天，行程800里，东渡黄河来到了太原市，投考阎锡山办的学兵团。

　　在学兵团这两年的时间里，谢子长倾心于学军事，1923年6月，学兵团一毕业，谢子长家也未回，就毅然离开山西，只身来到河南、北京、天津等地考察社会，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刚到北京，谢子长就参加了共进社的活动，这期间谢子长大开眼界，接受了不少新思想，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改造方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慎重考虑后，谢子长决定回到家乡安定，“做所能做，做所应做的事情”。

　　拿枪、带兵 

　　仍想看得更远

　　陕北这个地方，土匪比较多，一些地主豪绅为了自身生命财产安全，就出头搞武装，称作民团。谢子长回到安定县城后，了解到这种情况，他觉得笔杆子革命不如枪杆子革命痛快，要改革社会还得靠枪杆子，便决计利用县民团这个合法的组织，先掌握枪杆子。

　　当时安定县的驻军是国民党石谦的队伍，而谢子长学兵团同学李象九正是安定县的警佐（警察局长）。对于谢子长办民团的想法，李象九大力支持。同时，听说上过军事学堂的谢子长要办民团，乡绅们也都表示赞同。于是，他们共同向县知事推荐谢子长担任了民团团总。

　　在民团内，谢子长明确宣布不准欺压老百姓，“民团、民团，就是人民的团，就要保护老百姓。”在谢子长的严格管教训练下，安定民团面目一新，成为一支生气勃勃的武装力量。同时，谢子长毫不手软地惩罚劣绅、惩罚欺负百姓的士兵。很快，“谢青天”的称呼，便在陕北老百姓的口中传开了。

　　石谦见谢子长谈吐不凡、治军有方，十分赏识，便将谢子长的安定民团收编在旗下，改编为石谦团三营十二连，下辖三个排九个班。

　　但此时的谢子长并未安于现状，仍想看得更远。1925年冬，谢子长联络李象九等四人向石谦告假，以游历的名义再次奔赴北京。此行，是为了进一步开阔眼界，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当时，北京各大学的学生运动搞得非常活跃。谢子长在北京仍住在北京大学附近的共进社总部。他埋头苦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对梁启超、孙中山、胡适的言论都有涉猎。《醒狮周刊》、中共党团的机关刊物《向导》、《中国青年》等杂志，都是他喜欢看的刊物。这期间，谢子长对政治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紧接着，北京爆发了以推翻段祺瑞政权和建立国民政府为目的的首都革命，谢子长报名参加了北京大学学生敢死队，亲眼目睹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无果而终。从中他认识到，中华民族贫穷落后，劳苦大众受压迫剥削，仅仅靠办教育，靠反官僚、办民团，是远远不够的。谢子长在深思熟虑中认定了政治问题是改造社会的先决问题。他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决定加入共产党。

　　起义、暴动 

　　“谢青天”冲在前面

　　回到陕北后，谢子长和李象九的新思想，对石谦也产生了影响。石谦是个讲义气的人，常常用他粗鲁不堪的话语当着别人的面说：“谁不革命就不是娘老子养的。”这就给共产党在石谦部队中建立党组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对全连官兵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谢子长还发展了一批党员。

　　1927年2月，谢子长带队回到安定瓦窑堡驻防。此间，他决定先从解除农民的切身疾苦入手，发动群众，然后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村政权。处在黑暗压榨下的老百姓，早就盼望着能有个出头的日子，今儿个看到“谢青天”又回到安定发动农民闹革命，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县各个角落。不到两个月时间，全县的基层农民协会就组织起来了。从此以后，革命的火种深深地扎在了安定人民的心里。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紧紧追随其后的井岳秀马上向共产党人杀来：“宣传赤化，首要分子格杀勿论”。形势紧迫，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组织武装起义，建立独立武装。自此，谢子长参与领导了清涧、渭华暴动。这是西北地区最早的两次武装起义，为之后的武装斗争和西北红军陕甘宁根据地的创建，积累了宝贵经验，培养了大批干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然而，两次起义，均因敌众我寡，最终失败。但在战斗中，谢子长率领的部队军纪严明、深得人心。在战斗中，谢子长也常常冲在最前面，“他裤管卷在半腿上，抡着手枪冲在最前面，后面的战士端着上好的刺刀，杀声震天”。起义中，作战最多、最勇、牺牲最多的，以谢连为主。

　　兵运、游击 

　　“凝聚力量，从头再来” 

　　起义失败之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全国重赏通缉谢子长、刘志丹，谢子长只得回到安定农村，开展地下斗争。曾经的手下士兵大多也在失散后陆续回到陕北，“在回安定的近千人中，没有不知子长、不愿听子长指挥者”。因此，尽管白天躲在阴暗潮湿的山窑子里，晚上才能出来活动，谢子长仍然鼓励大家，“凝聚力量，从头再来”。

　　“两次起义，为什么终究没有成功且又失败得那么快呢？一味地强调起义、暴动，不管天时、地利、人和……盲目地干能有好结果吗！”反思后的谢子长决定，先积极开展兵士运动活动，为革命创造条件。“搞武装斗争可以有白色的（白军工作）、灰色的（土匪工作）和红色的（公开组建革命军队）三种形式，当前尤以瓦解白军为要，打入白军和土匪中去分化瓦解，拉出他们的一部分，公开打出红旗，使其成为一支由党领导的红军武装，然后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开展农村游击战争”。

　　1930年，在北方局军委工作的薄一波同志与谢子长相识——“他个子不高，却流露出一股虎虎英气。他对武装斗争的道路坚信不疑，对眼前的失败毫不气馁，而且越挫越勇。他谦和诚恳，坦率而又英勇、果断、刚毅”。在谢子长不懈的努力下，1931年7月4日，国民党部队平定高桂滋部两个团，约两千人武装起义，宣布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4军。

　　然而红24军的活动，使敌人大为震惊，很快遭到围剿。战斗中，部队陷入了重围，弹尽粮绝，被井岳秀缴械，七十多名共产党员被活埋。活动了两个多月的红24军就此失败了。

　　同盟军、红军 

　　“我们偏要争口气”

　　1931年春天，中共陕西省委任命谢子长为军事特派员，到陕甘负责组建红军。

　　当时的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回忆谢子长时说：“他与老百姓谈天说地，不时地从衣兜里掏出一把炒豆子，分给身边的人，一同吃着聊着。他的一句很平常的话，能使这些平日看着有些呆滞的农民开怀大笑，他的另一句很平常的话，又能使大伙突然收敛笑容，变得怒气冲冲。他实在是太熟悉、太了解他身边的这些光头黑脸的农民了。他的身上，每根神经都好像同这些受苦汉子牵连在一起，这才是真正的群众领袖……这个摆弄枪杆子的军人毫不粗暴简单。”谢子长还劝马文瑞认真地去恋爱，“敌人希望我们断子绝孙，我们偏要争口气。恋一个好婆姨，生一个胖小子，气死反动派。”

　　在刘志丹和谢子长的共同努力下，一支新的部队又组织起来。不过，这支部队的成分起初相当复杂，既有晋西游击队的骨干力量，又有土客武装，还有刘志丹收编的一些武装。因此，谢子长和刘志丹是采用拜把子的旧形式来团结各方面力量的。

　　随着队伍不断壮大，1932年1月上旬，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正式宣告成立，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

　　隆冬的腊月天，谢子长整顿纪律之余，与士兵们一块儿在雪地里摸爬滚打、尽情操练，晚上，则与刘志丹共同探讨和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

　　1932年2月，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被整顿为陕甘红军游击队。这标志着继大革命失败后，党在西北高原上又一次高高举起了革命的红旗，标志着陕西省委在陕甘有了一支自己完全掌握的人民力量。人民战争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谢子长的指挥下，陕甘游击队与国民党军队第一次战斗就取得了胜利，俘虏敌人三百余名，缴获三百多支枪和大量子弹及其他用品，而我军仅三人受伤。不久，谢子长率部移驻山河镇以南村塬，湫头岩，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1932年3月20日，中共山西省委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正式红军。

　　撤职、离队 

　　回归后重整河山

　　然而，正当谢子长率领陕甘游击队节节取胜，创建根据地的时候，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杜衡来到游击队。他一到，就指责谢子长的游击队“目前在政治上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上山逃跑路线”。不久，谢子长就被调离部队，到甘肃搞兵运工作。这时，谢子长难受的，不是自己受委屈，而是担心这样搞下去，好不容易搞起来的这支武装又会被断送掉。但他仍然劝诫大家要顾全大局，服从党的组织纪律，不能闹意气胡来，“这次离开部队，到外面看看，或许也有好处嘛。”

　　陕甘游击队成立十个月，转战陕甘战斗不息，先后歼敌四千余人，最盛时期发展到千余人，锻炼出了一大批指战员，成为陕甘革命武装斗争的坚强支柱。但是，在“左倾路线”的干扰破坏下，杜衡给谢子长和刘志丹等四名游击队主要负责同志加上了“反革命阴谋”的罪名，撤了职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932年12月底，谢子长被迫冒雪离开了自己的队伍，赴上海中央局“受训”。

　　一年后，谢子长再次以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回到陕北工作。这时陕北的革命斗争正处于困难时期，严酷的白色恐怖，像严寒的冰雪一样笼罩着整个陕北高原。谢子长的家人，也屡遭报复，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远走他乡不知死活。

    然而谢子长从未气馁，“共产党人就像猫脑柳树一样，割了这茬，那一茬还会长出来。白军杀人越多，恨他们的人就越多，当红军和参加共产党的就越多。共产党是杀不绝的，红军只会更强大。”1934年3月8日，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在谢子长的主持下，正式恢复。

　　谢子长在整顿部队的同时，还创办了兵工厂。之前从白军那里俘虏来的几名铁匠，曾经为了养家糊口，为白军修理枪械，他们成了谢子长创建兵工厂最初的几位技师。

　　在谢子长不懈的努力下，武装斗争的烈火很快烧遍了陕北高原，红一支队迅速发展扩大，红二支队、红三支队、红四支队、红五支队先后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

　　冲杀、枪伤 

　　“保密，不许声张” 

　　谢子长率领的陕北红军很快引起国民党军队的重视，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总兵力万余人。在敌众我寡的情势下，谢子长决定集中使用兵力，保持团一级作战单位，精心策划战略战术，首战便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1934年8月，谢子长率陕北红军来到河口一带。河口，位于黄河边，是秦、晋两省在黄河上的重要渡口。敌军在此驻守，易守难攻。但谢子长知道，拔掉这颗“钉子”，对于巩固发展陕北革命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经过深思熟虑，谢子长决定率队攻打河口。

　　这一战中，谢子长在前沿阵地受伤。一位当时在场的老红军回忆道：“当时，区委书记后面站着二连连长李得胜，再后面是我，我后面是谢子长。一声枪响，区委书记就倒了下去，子弹一直穿了过来，打掉了李得胜的一个纽扣，在我衣襟上穿了一个小洞，最后又打在谢子长的胸部。区委书记当场牺牲，谢子长负了重伤。当时，谢子长打了一个趔趄，身子往前一倾，站在旁边的人急忙来扶他，他说‘不要紧，你们快往上冲’，旁边的人都急忙赶来看他的伤势，而他睁大眼睛大声说，‘不要管我，赶快往上冲’。殷红的血透过他的紫褐色的外衣，混着雨水一滴滴流了下来。此时身旁的人再也不顾他发脾气，硬将他连拉带抬地从前沿阵地上撤了下来，路上，他以微弱的声音传下命令，‘对我负伤的事保密，不许声张’。撤退时，谢子长发现山坡下还躺着几名负伤的战士，便叫随行人员赶快去抢救他们，随行人员执意要先抢救谢子长，被谢子长厉声喝道，‘你就知道顾你老子，别管老子，快去抢救其他伤员’，直到山坡下受伤的人全部撤走后，他才和大家一同撤出了战斗。”

　　尽管付出了伤痛代价，河口的敌军也受到重创而逃离。这颗黄河边上的“钉子”终于被拔掉了。至此，第一次反围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牺牲、余威 

　　红色陕北的创始者

　　谢子长受伤后，为防备敌人的搜捕，需要经常转移。生活艰苦，环境恶劣，没有医生，缺少药品，谢子长只能用南瓜瓤子敷在伤口上止痛，有时候连顿热饭都吃不上，只好搞到什么就吃什么。很快谢子长旧伤未愈又添并发症，不久便已完全不能起床。

　　1935年2月21日晚上9点多，谢子长去世。

　　为了避免影响军民的斗争情绪，组织上决定对谢子长的逝世绝对保密，不开追悼会、不发讣告，家属和战友们都不着孝服，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发布命令、内部行文、公文落款，仍然沿用西北军委主席谢浩如（子长的字）的名字。

　　谢子长下葬那一天，天上下了一场大雪，山山峁峁，沟沟岔岔，房顶树梢，白草头上都是一片白。人们说这是百草吊孝。

　　此时，正值敌人对红军发动第二次围剿。刘志丹属下带队去打游击、开辟根据地时，刘志丹常会嘱咐：“到了那里，你们还要打出老谢的旗号，说你们是谢子长领导的红军，是子长同志派你们来的，这样就能给群众壮胆，使群众受到鼓舞，同时，敌人一听到老谢还活着，必然会闻风丧胆，这么干对革命有利。”从1935年2月7日到同年7月5日，刘志丹指挥红军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红军发展到了九个团，游击队发展到四千余人。至此，谢子长生前为西北根据地建设和革命发展制定的最后一个规划得以实现。谢子长去世后，为了永远怀念他，安定县被改名为子长县。至今烈士的英名仍印在我们伟大祖国的版图上。

　　这块西北革命根据地，北起长城，西至环江，南抵淳耀，东临黄河，辖三十余县，约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近100万人口。这样的规模也使得长征中的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了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确立在陕北落脚。193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进驻西北根据地——红都瓦窑堡，从此，由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等浴血奋战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我党土地革命时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成为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成为中共中央领导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的出发点。

　　毛泽东在听到谢子长的故事后感慨地说，“西北红军的创始人谢子长，常败不丧志，真了不起呀！”毛泽东曾为谢子长三次亲手题写碑文，这在毛泽东一生也是绝无仅有的。 

　　整理/本报记者 张楠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败不丧志谢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