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直以来，我国的基金会区分为公募和非公募两种。9月1日实施的慈善法第22条规定，依法登记满2年的慈善组织，可以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公开募捐资格。今年公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也拟决定基金会不再区分为公募和非公募。

　　在未来可见的一段时间内，“非公募基金会”的名字或将消失，但众多基金会却仍将会以“非公募”的形态存在。在近日举行的第八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上，非公募基金会是否需要转型为公募基金会成为热议的话题。

　　11月22日至23日，第八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在上海举行，本次论坛以“新格局新想象”为主题，依据慈善法和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的背景，探讨我国基金会面临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非公募基金会要转型公募?

　　刘小钢有着在公募与非公募基金会之间身份转换的经历。她曾任职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基金会)于2014年取得了公募资质，转型为公募基金会。如今，她担任理事长的广东省千禾公益基金会却没有转型公募基金会的迫切需求。

　　刘小钢对两种类型的基金会有着清晰的认知。千禾基金会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推动社区发展和资助社区社会组织。“按照慈善法的要求，我们注册成慈善组织是一定需要的，但是不一定要把基金会由非公募转型为公募。”刘小钢说。

　　“我觉得公募和非公募对我们没有太大的限制，不会对我们现在的理念、业务、方法有什么影响。虽然我们是非公募基金会，但是我们要求自己完全透明、公开，财务要向公众交代。目前工作成效还不错。”刘小钢说，“如果到了某个阶段，大家都认为转型为公募基金会对于千禾基金会更有帮助，我想我们也会去转型。”

　　另一位公益人士———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理事长潘江雪也经历了从非公募转向公募的转型。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潘江雪表示，真爱梦想基金会之所以要转型为公募基金会，有几点原因：首先真爱梦想的业务是教育，而教育并非仅靠几家基金会就能推动，需要社会各界协力推动。“教育是社会公共话题，它有内在的需求。公益组织其实是幸运的，社会给了你资金，你只要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并在实施的过程中不断纠错，当这个方案逐渐被改进，被政府和企业看到的时候，他们就会看到改变的力量。”潘江雪说。其次，潘江雪认为，公募并不简单，作为公募基金会，要有公开透明的意愿与能力。需要“把自己全部打开，做到完全公开透明”。

　　她认为，转型公募基金会是一种战略选择。“在做这件事之前，你要问自己这样的问题：项目能跟社会公众说清楚吗?基金会是否拥有完整的工作逻辑和数据采集能力可以做好透明披露工作?”潘江雪说，真爱梦想之所以选择转型公募基金会，这是其生存结构决定的。“我们的资金来自亲友，建立透明体系，就会有更多人知道你在做什么。”因此，选择转型公募意味着“做一件正确的事，并且把正确的事做正确”。

　　公益行业竞争将加剧

　　随着慈善法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公益机构将获得公募资格，会否对现有慈善格局产生影响?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认为，这将会导致行业出现公平竞争的局面。“应该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一个基金会觉得有底气，愿意转为公募基金会就可以去转。”

　　“希望在具备公募资格的机构增量上出现一些真正优秀的民间公募机构，用自己的专业性与透明度赢得社会的信赖，而优胜劣汰将会促使行业进步。”徐永光说。

　　徐永光预测：“我认为基金会有相当多的数量不会申请公募权，恰恰是那些转为慈善组织的草根社会组织需要公募权。未来获得公募权的机构中，社会服务机构会多于基金会。”

　　徐永光还认为，未来大多数定向募集资金的基金会，都会获得慈善组织的资质，这些机构今后都可以成为慈善信托的受托机构，“尤其是社区基金会，在慈善信托方面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对于行业竞争加剧的趋势，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王行最认为，一枝独放不是春，万花齐放才是春，竞争越来越激烈是事实，但公益行业目前的竞争仍然是不足的。他打了个比方：“如果公益行业的竞争程度是100米的深井，现在我们只挖了10米。”

　　“公募权开放得越早越好。尽管转型有痛苦，但是痛苦过去以后，就会有阳光大道。”王行最说。

　　社会组织可发挥“桥梁”作用

　　不管是公募还是非公募，在慈善法实施的背景下，包括基金会在内的社会组织蓬勃发展，都将成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在论坛的发言中提出一个形象的比喻：“公益组织在宏观公共治理目标和基层社会治理之间如同桥梁，起着关键的连接作用。”

　　薛澜认为，在当前供给侧改革与精准扶贫的背景下，社会组织有能力不断地进行解决社会问题的试验，而有普遍意义的解决方案是可能上升为国家政策和区域性政策的。

　　那么应该如何促进社会组织良性发展?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马庆钰认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应贯穿于社会服务和公益慈善领域。

　　马庆钰表示，应对社会资源进行开放配置，放开对社会组织发育和其他相关要素的限制，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社会选择机制，降低社会资源配置成本，提高社会服务供给品质和效率。“应在养老服务、卫生与健康服务、教育、就业、困难群体服务等方面采用多元和竞争的方式配置资源。”马庆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