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人变老了”这句话隐藏了复杂的社会命题。如果讨论止于对老人的批评和吐槽，甚至几代人之间的“互怼”，那么这个命题就成了负向的公共讨论。只有将这一代人的成长履历嵌入到中国当代的历史背景下，从中引出历史性观察和人文性的反省，话题才能有正向的价值。

和我一样的“五零后”，大体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运动频发的时期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或青年时代。在那个年代，被人们背得烂熟的一段话就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文质彬彬”与“温良恭俭让”不再是传统君子人格的示范，而成了革命的对立面，成了首先要抛弃的人格特点。今天，当年轻人呼唤年长者承担起传统文化示范角色时，却不知很多人从一开始就没有上过“这一课”。

特殊年代背景下的文化荒漠和书籍匮乏，也对当年青少年的成长非常不利。“文革”时期，整个社会以及各个家庭中，最缺的就是图书，书店里只有8个样板戏和浩然一人的作品，想读书的青少年苦于无书可读。对人的成长来说，读书是很重要的，丰富而有优秀的文学作品，给予的是良心、良知与同情性的教育。苏联作家邦达列夫讲：“一个人打开一本书，就是在仔细观察第二生活，就像在镜子深处，寻找自己的主角，寻找自己思想的答案，不由自主地把别人的命运、别人的勇敢精神与自己个人的性格特点相比较，感到遗憾、懊恼、他会笑、会哭、会同情和参与——这就开始了书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的学生还有书可读，并因此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钱理群就说，他通过读安徒生的《海的女儿》而有了“精神的底子”，这篇童话所表现的对人的信念，对美好事物的信念，以及为了这个信念不惜献出一切的精神，都深深影响了他。然而后来的学生绝大多数就没有钱理群那样的机会了。这是那些被看做“坏人”的老人的悲哀——他们无缘获得这种“精神的底子”。

与其说新闻中那些老人是“坏人”，还不如说他们是性格有缺陷的人。性格的缺陷固然也有自己的原因，但那个时代的原因是不能排除的；他们的许多行为是可气的，但也是值得同情的。这些老人的人生轨迹是：中小学只受过很有限的教育，毕业后插队、进工厂，然后退休或是下岗。一辈子下来平淡无为，晚年生活限于温饱。他们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精神生活贫乏，没有什么独特的兴趣、爱好。他们生活的乐趣就是吃完饭聚一聚，聊聊天，跳跳广场舞。迷恋于广场舞，说到底是一种文化阶层的标识，我们很难想象季羡林、周有光、杨绛、屠呦呦去跳广场舞。这种老年人的群体兴趣，其实表达了生活有限的可能性和无以排解的人生寂寥。

这些老人，给人的印象是很“横”，不懂事，不听话也不听劝。其实他们过去多是很听话的——老老实实忍受知识匮乏的学校教育，老老实实地下乡，再老老实实地下岗。他们中的有一些人，到退休后，觉得自己听话了一辈子，却一直因听话而吃亏，于是听不进去话了。由于觉得自己一直很吃亏，心中就常常有气，甚至是有一种“无名火”需要发泄，其行为就显得很“横”，有一种暴戾之气。这些老人，看上去很强很“横”，实际上却属于弱势群体。

十九世纪著名的地质学家莱伊尔在他的巨著《地质学原理》中讲：“回忆各民族的历史，我们往往惊异地发觉，某一次战争的胜负，怎样影响了现在的千百万人民的命运，而这一次战争，早为大多数人遗忘了。”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如今中老年人成长的特殊岁月就与一场战争相似，它影响了一代人的历史，影响了千千万万人的命运。时至今日，当我们再来讨论“坏人变老了”的问题时，应提醒自己不要把个体的人单独“提溜”出历史进行批判，而忘了那些最该反省的东西。 

唐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