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6年11月底，格莱珉银行中国版——中和农信累计给农户放款161万笔，放款金额达到184亿元。（高鸽/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4月27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创业为赚钱，还是为解决社会问题？ “社会企业”AB面》）

　　一个要为投资人负责的互联网新兴公司——摩拜单车，因入围“中国社会企业奖”而广受争议。另一个曾在行业内备受推崇的老牌社会服务机构残友集团似乎想摆脱“社会企业”这个身份。这是为什么？

　　2017年3月7日，摩拜单车入围“中国社会企业奖”的消息一出，中国公益圈顿时炸开了锅，随即掀起“什么是社会企业”的激烈讨论。

　　“社会企业”这一概念进入中国要追溯到2006年。彼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创始人尤努斯说：“传统的慈善方式不具备造血功能，不能解决困难群体的根本问题。社会企业与传统的慈善组织相比较，其创新性、可持续性更强。”因此，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企业传播最广的原始定义。

　　然而，这种有情怀的企业形式在中国长达十多年的推广中仍然面目模糊，相关方对其概念和模式也未能达成共识。南方周末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多方探索实践者的诉求不尽相同，行业需要影响力、企业强调规模化、政府倾向小而美。

　　摩拜入围社企大奖

　　“收到摩拜单车的申请表后，我们执行团队还是蛮激动的，这是一个跟我们想象中不一样的企业。”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秘书长盛少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6年11月，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以下简称：社企论坛）启动首届中国社会企业奖的评选活动，用于表彰和鼓励以创新的商业模式，大规模、系统化地解决中国现阶段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的企业。奖项评选面向包括有社会属性的商业企业、具备商业模式的社会服务机构以及致力于扶持社会企业发展的社会投资机构。

　　社企论坛由中国17家有志于推动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的知名基金会和公益创投机构于2014年共同发起。截至2017年1月25日，社企论坛共收到了183份申请材料，其中摩拜单车申报了环境、能源和生态农业领域奖以及互联网+奖两个奖项。

　　南方周末记者在评委打分表上看到，第一项指标是社会使命，即企业的愿景和使命具备清晰的社会目标；企业创办和发展的初衷包含满足社会刚需、指向社会痛点，并以此为出发点解决或改善社会/环境问题。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袁瑞军是这次评奖的标准制定委员会成员。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摩拜单车不是经典定义里的社会企业，但还是有一些社会属性，在规模化解决社会问题这一块做得不错。从社会动员和传播的导向来讲，大奖评选可以采取广义的定义。”

　　作为互联网+领域的评委，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赵萌向南方周末记者分享了打分时的感受。“根据评审指标，我首先排除了一些有硬伤的企业，比如商业属性过强，解决的社会问题没那么清晰……剩下的其实没有几家了。社会企业现象是复杂的，第一轮入选的并不能说在社会属性等方面就无懈可击。有些东西仅从申报材料中无法判断，需要在下一步探访中才能进一步确认。”

　　一位不愿具名的关注摩拜单车的行业人士（以下简称“行业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摩拜参评，首先是认可社会企业的理念，认为按照自己的理解是与之契合的，再就是想彰显自身社会价值的一面。摩拜不一定要得这个奖，关键是倡导用市场化的办法去解决社会问题的理念。”

　　残友不要社企帽子

　　质疑随之而来，认为摩拜不能算是社会企业的声音主要是两点：创办者的初衷和是否解决了社会问题。

　　自2006年尤努斯将“社会企业家”和“社会企业”概念带入中国公益人的视野以来，“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这个基本内涵广为传播。对此，公益资本论创始人黎宇琳的理解是：“商业是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是目的，要赚钱，但赚钱永远不是第一位的。”

　　因此，“失败了，就当做公益吧”，摩拜单车创始人胡玮炜在网络演讲节目《一席》中的这句话在这次争议中首先被诟病，认为其企业创立的使命并不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公益慈善论坛创始人张以勋直言：“在商言商，对投资人和用户负责，好好做你的生意，努力实现营利目标，都没问题，但何必要把公益当作万一失败时备用的遮羞布？”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苗青也认为：“摩拜单车是用社会共享的手段实现经济价值，首要驱动力是为股东创造利益，与社会企业的逻辑不同。”

　　对此，行业人士认为“失败了，就当做公益吧”是投资人的想法，无意冒犯公益人。“投资人要求更多的收益是很合理的，但他们做好了失败的准备，即使摩拜不挣钱，但让市民骑行也是有益于社会的事情。”

　　此外，行业人士认为摩拜单车提出的满足“最后一公里”绿色出行的目标不能算作解决了社会问题，反而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新的社会管理负担，例如乱停乱放等。上述行业人士则认为，摩拜用市场化的办法提供公共品，这个公共品是骑行，外部性在于减少了城市拥堵、尾气排放，为广大市民提供了出行便利。

　　赵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判断摩拜是不是社会企业，“我会看这个组织有什么做法以及制度设计来保障它所声称的社会属性的稳定性，使它不会轻易漂移。另一方面，即使它的收入模式很好，发展可持续，但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模式没那么创新，或者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政府或商业机构正在比较有效地解决，例如有机食品或私人医疗”。

　　然而，与摩拜单车积极申请社会企业奖不同的是，一个创立20年、在行业内备受推崇的老牌社会服务机构——残友集团似乎想摆脱社会企业这个身份。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残友集团致力于促进残障人士等困难群体的自我救助与可持续发展，旗下有1家慈善基金会，11家社会组织，21家社会企业，员工超过5000人，其中95%以上为残障人士。集团打造了“三位一体”组织架构，即基金会整合社会公益资源打造平台，并从法律框架上掌控残友社会企业群的社会属性永恒不变，同时支持残友社会组织群的标准化、专业化项目运行，而残友社会组织群又为残友社会企业群提供社企残障员工的标准化无障碍生活社区服务与扶助推动弱势群体生存状态改变的社会服务，进而形成良性发展的公益生态链。残友2012年还获得英国社会企业国际社企大奖。

　　残友集团董事刘海军曾在2016年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希望澄清公众对其社会企业身份的一个误解。“残友在整个架构上是社会企业，但是单纯从企业角度来讲，它不是社会企业，就是商业企业。”他甚至表示：“社会企业这个帽子是别人给我们戴上的，我们不在意自己是不是社会企业。”

　　刘海军也是这次大奖赛的标准制定委员会成员。他认为真正的社会企业是追求经济、社会、环境三者平衡的最大化。“社会问题就是社会需求，很多企业之所以存活，就是从社会需求里挖掘出了自己的企业机遇。”

　　认证标准有待明确

　　归根到底，社企奖只是一个荣誉，当上升到学术和法律层面时则需要更严谨的认证标准。

　　近年来，世界各国政府和研究机构开始尝试从各种角度去定义社会企业概念和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美国、英国、芬兰、韩国等国更是先行尝试了就社会企业进行立法，来保障企业社会属性的稳健性，不会轻易被商业目标超越。

　　共益公司（Benefit Corporation）是美国31个州在2010年之后设立的法律形式，其中强调两点，一是必须追求社会目标大于商业目标；二是财务透明。英国的《社区利益公司法》则要求在公司章程和声明中必须包含“资产锁定”条款，即资产只能被用于社区利益；此外还规定了“分红上限”，即利润分配的累计总额不能超过可分配利润总额的35%。意大利、芬兰、比利时、韩国也都对利润分配进行了规定。

　　“国内目前好像有意回避利润分红和财务透明这两个指标。”袁瑞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苗青则认为部分社会企业可能是出于对分红的考虑决定是否要“摘帽子”。“社会企业的身份可以为摩拜单车带来一定的社会声誉，而残友集团已经通过成熟的盈利模式让旗下两家公司在新三板挂牌上市，现在需要分配利益了。因此，一个需要帽子，一个不需要帽子，各自的动机不同，也可以理解。”

　　虽然在中国对社会企业还没有达成统一的界定，但民间已经有第三方机构开始尝试对中国的社会企业进行认证。早在2015年9月，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中国公益研究院等五家机构就在第四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以下简称“慈展会”）上联合发布了《中国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办法（试行）》，首次认定了上海救要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7家社会企业。

　　该《办法》将组织目标、收入来源、利润分配、组织管理、注册信息等作为社会企业核心认证要素，并对通过社会企业认证的机构提供资金、人才、孵化方面的支持。2016年，这个认证标准进行了更新，对申请认证机构的主体更加开放，鼓励企业进行申报；另外采用分级认证的标准，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机构，根据其自身发展状况可以申请初级和高级两个级别的社会企业认证，分别是中国好社企和金牌社企。格莱珉银行的“中国版”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就被认定为金牌社企。

　　慈展会社企认证工作的负责人，深圳社创星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创始人夏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入围门槛在2016年有所调整，是希望吸引更多的公益组织和粗放的商业企业进行转型。他还补充道：“每一个国家制定标准都是有相对应的背景和环境的，我称作‘责任和义务对等’，例如，有分红限制的国家，政府也会给相应的政策优惠。而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因此未来可能会将‘分红限制’作为认证的加分项而不是基础项。”

　　定义社企正当时

　　事实上，虽然社会企业还不是一个具有法律身份的形态，但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这个蓬勃发展的群体。

　　在苗青看来，社会企业做的是商业企业觉得效益低，公益组织做不好，而政府没精力做的事情，因而可以称其为“第四波力量”。

　　2011年，广东佛山顺德区委区政府下发《关于推进社会体制综合改革加强社会建设的意见》，提出“鼓励支持社会各界参与公共服务，扶持社会企业创办”。2012年，顺德首家法定机构——顺德区社会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区社创中心”）成立，受政府委托开始进行社会企业的顺德实践探索。

　　在顺德区社会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下，区社创中心于2014年底发布《顺德区社会企业培育孵化支援计划》，明确了顺德社会企业的认定标准与支援行动，并于2015年启动首批社会企业认定工作；2016年6月发布《顺德区社会企业培育孵化支援计划（修订稿）》，并同步启动第二届顺德社会企业认证工作。修改后的支援计划将社企认定准入门槛放宽至个体工商户，并对社会企业认定实行分级制。此外，支援计划还明确将从资金、人才、营销、宣传、行业交流等多方面构建社会企业培育支持体系。

　　南方周末记者在这份计划中看到，认定主体必须是在顺德区内注册的企业，认定维度包括组织类型、业务类型、利润分配、企业章程（含资产处置、治理结构）、经营年限。其中在利润分配问题上，采用普遍规定的不超过三分之一的分配办法。

　　曾任顺德区社工委副主任，现任区社创中心总干事李允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顺德社会企业的范围涵盖公共安全、助残、零售、文化等多个领域，总收入近1000万元，为180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含残疾人和特殊困难员工38人）。”“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商业和社会问题的结合度，比较有利润的已经有企业做了，剩下的问题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不仅如此，2016年11月17日，北京市委、市政府也在发布的《北京市“十三五”时期社会治理规划》中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企业的目标，其中引用了英国社会企业联盟（The Social Enterprise Coalition）对社会企业的定义（即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具有企业导向、社会目标、社会所有制等共同特征）。此前，北京市也出台了一份区域性社会企业发展调研报告，其中考察了北京地区的十余家社会企业。

　　一位不愿具名的相关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个人认为，当前发展社会企业的时机正在日趋成熟，因为这可能是最有效的社会机制，花费更小的社会成本去达成更大的社会效益。”这位人士表示社会企业的社会认同、登记注册和税收优惠问题是现实困境，而利润分红也需要有一个大概的界定，但是在社会企业发展的初级阶段不宜太高。

　　他强调：“概念最开始一定要界定好了，不能太宽泛，承担社会责任不代表就是社会企业，应该鼓励他们去做政府覆盖不了、老百姓特别是困难群众最关注的‘雪中送炭’的事情。”

　　“在推进社会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要避免社会企业沦为商业企业家的工具，所以这个政策突破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他最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