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子女中，梁思礼（左）与父亲梁启超长得最为相像

童年时的梁思礼

　　本报记者 杨洋

　　2016年4月14日，梁启超最小的儿子，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在京逝世。

　　梁思礼是中国著名的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他参与了中国航天历史上的诸多“首次”，是航天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这位被梁启超爱称为“老白鼻”（baby）的小儿子，圆了父亲梁启超的科技梦。

　　在梁思礼书房，摆放着一套《饮冰室合集》。合集旁是梁启超的小型塑像和一只白色的小老鼠塑像。梁思礼属鼠，小老鼠的头朝向梁启超的塑像，诉说着对父亲的思念与崇敬。

　　有人曾经问梁思礼，你从你父亲那里继承下来最宝贵的是什么？他回答说：“爱国。”“爱国救国”就像梁家九子女的胎记，也是梁家子孙不忘的训诫。

　　今日，本版悼梁思礼先生的同时，也为您讲述这个家族令人动容的故事。

　　梁启超没有遗憾了

　　梁启超生前，一直遗憾他的孩子们没有一个是学自然科学的，曾于1927年给海外的孩子们写信说：“我想你们兄弟姐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的憾事。”没想到，他去世后，最宠爱的小儿子实现了他的遗愿。

　　梁启超的曾孙，梁思成和林徽因之孙梁鉴提起自己的“八叔公”梁思礼，总觉得带着一丝神秘。因为梁思礼所做的工作牵扯到国家机密，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具体做哪些工作。“家里人都明白，他不说，我们也不问。”

　　上世纪50年代初，梁思礼还很年轻，每天总是忙忙碌碌，常常出差不在家。与他年龄相近的侄女辈觉得他有点神秘，总想打听他究竟在干什么。梁思礼的母亲会说：“我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小孩子别管这些事。”由于工作要求，他始终对家人守口如瓶。久而久之，家人对他的“神出鬼没”也习以为常了。

　　梁思礼虽是梁启超最小的儿子，却是和梁启超长得最相像的孩子。宽阔的前额，一双大眼睛，一张典型的“梁家嘴”，举手投足间处处是梁启超的影子，以至于在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见到梁思礼时，直呼“像，太像了。”

　　梁启超逝世时，梁思礼只有四岁半。他跟自己的母亲和几个年龄较小的哥哥姐姐住在天津。抗战爆发，天津沦陷。梁思礼亲身体会到当“亡国奴”和“顺民”的耻辱，见到百姓同胞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痛苦生活，从此下定了救国的决心。

　　1941年，梁思礼高中毕业，和五姐梁思懿一起赴美国。到达美国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从此17岁的梁思礼与亲人断绝了一切联系，在异国他乡苦读了8年。

　　梁思礼在美国本来就读的是综合性的卡尔顿学院，但工业救国的思想，让他改学了工科，进入有工程师摇篮之称的普渡大学学习，进入了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他的大学生活相当清苦，在餐厅当洗碗工和侍者，暑假在纽约北面的银湖湾当救生员。游客们在狭长的湖面上划着舢板，这位17岁的中国少年穿着泳裤坐在高台上聚精会神地四处观望，不敢有一丝松懈。一旦有人溺水，他便立即跃入水中抢救。寒假，梁思礼又去罐头厂做工。比苦和累更难忍受的，是美国华人的卑贱地位，被视为“黄祸”，连租一间房子都很难。

　　1949年，梁思礼获博士学位，那也是他人生转折的重要关头。新中国即将成立，所有要回国的同学都面临着两种选择：去台湾还是回大陆。他和进步的留学生们向往崭新的中国，和五姐梁思懿全家登上了“柯立芝总统号”轮船，驶向了新中国。

　　梁思礼曾经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几个哥哥姐姐都受过父亲言传身教，国学功底数我最弱，但‘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

　　一门三院士，满门俊秀

　　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6号，有一幢白色的意式建筑，这里就是饮冰室，梁启超伏案奋笔之所。他在这里写的“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用大事”，指引了梁家九子女未来的路。梁启超九个子女，各个菁秀，其中三个成了院士。

　　长女梁思顺是诗词研究专家；长子梁思成是杰出的建筑学家；次子梁思永，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三子梁思忠，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军官，参加过淞沪会战，25岁不幸早逝；次女梁思庄是我国图书馆学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四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三女梁思懿，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长期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四女梁思宁，在姐姐梁思懿影响下投身新四军，从事宣传工作；五子梁思礼是著名的火箭控制专家。

　　当年梁思成学建筑，梁思永学考古，梁思忠学军事，梁启超的续弦妻子王桂荃风趣又得意地对别人说：“我这几个儿子真有趣，思成盖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垮了埋在地里，思永又去挖房子。”

　　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是著名的建筑学家。1924年赴美国留学，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旅欧期间，东北大学就将聘书送到梁启超手里，希望梁思成和林徽因回国后能够到东北大学任教。回国后，他就去当时比较艰苦的东北大学，创办了我国北方第一个建筑系。当时的东北大学建筑系尚属初建阶段，师资力量不齐全，林徽因成为梁思成属下唯一的一名专业教师。

　　他们到达东北时，张学良易帜数月，但仍匪患猖獗。林徽因曾回忆学校环境：“当时东北时局不太稳定，各派势力在争夺地盘。一到晚上经常有土匪出现（当地人称胡子），他们多半从北部牧区下来。这种时候我们都不敢开灯，听着他们的马队在屋外奔驰而过，那气氛真是紧张。有时我们隔着窗子往外偷看，月光下，胡子们骑着骏马，披着红色的斗篷，奔驰而过，倒也十分罗曼蒂克。”

　　“九一八”事变前夕，梁思成夫妇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从事中国古建筑研究，改变了过去只注重文献考证的研究方法，组织调查队，从1931-1937年间走遍了华北地区，到偏僻的乡村探寻古代建筑，对诸如五台山佛光寺（唐）、太原晋祠（宋）等进行测绘、摄影、分析、研究鉴定，写出有科学价值的调查报告。他是第一个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我国古建筑进行分析研究的学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思成在大后方极端困难情况下，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填补了中国建筑史研究空白，他还用英文为外国读者写了通俗易懂的《中国建筑史图录》。

　　1945年抗战胜利后，梁思成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并于1948年与弟弟梁思永一起，当选为第一届中国院士。

　　梁启超的子女中，大多学的不是“热门专业”，但只要子女真心喜欢，对社会有益，他必全力支持。次子梁思永立志投身考古，他便亲自联系当时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自掏腰包，让梁思永有机会参加实地考古工作。

　　梁思永是著名考古学家，曾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1930年毕业后，回国做考古工作。1931年参加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挖掘，秋季参加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第二次挖掘。他的工作提高了中国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使之纳入近代考古学的范畴。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考古界对龙山文化类型的划分，仍导源于梁思永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创见。

　　“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他们又都和他们的父亲一样，有一颗爱国的心。”梁启超的外孙女吴荔明提到梁家满门俊秀时，说：“公公梁启超真可以含笑九泉了。”

　　梁家的自由与亲情

　　梁启超曾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

　　梁启超的曾孙梁鉴说：“梁家比较自由，关心孩子，又不干涉孩子的选择。”这与梁启超对子女的教育方式分不开。

　　尽管梁启超曾是旧式科举的成功者，却从不在家里建立封建家长式的权威。他对孩子们的爱是热情的，对孩子的教育是开放式的。梁启超一生留下了大量论文、学术著作，也留下了2000多封书信，其中有300多封信是写给子女们的。

　　他从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儿女们。他很希望次女梁思庄学生物，但女儿兴趣不大，他便写信道：“听见你二哥说你不大喜欢学生物学，既已如此，为什么不早同我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不必泥定爹爹的话。”

　　梁启超的儿女们都爱好广泛，长子梁思成善于钢笔画，构思简洁。酷爱音乐，与弟弟梁思永一起学钢琴，又学习小提琴。梁启超最小的儿子梁思礼热爱西方古典音乐，梁鉴曾听姑姑们说起，在“文革”期间，梁思礼曾在深夜将窗帘拉严，给女儿们放古典音乐的唱片。

　　他称大女儿思顺为“大宝贝”、“我最爱的孩子”；三女儿思懿被他取了个外号叫“司马懿”，小儿子思礼的代号是“老白鼻”（老baby的谐音）。他直白的表达着对子女的爱：“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在他给次女梁思庄的信中，写道：“小宝贝庄庄：我想你得很，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裱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

　　梁启超的小儿子梁思礼比长女梁思顺小31岁，爱开玩笑的梁启超说梁思礼和梁思顺是“亲家”，将来他们的孩子要结亲。实际上，他们的孩子年龄更悬殊了，不可能成为“亲家”。

　　梁启超总是手把着梁思礼的手，用毛笔给“亲家”写几个歪歪扭扭的字条。梁启超还用滑稽的语句把小儿子描写的活灵活现，寄给大女儿梁思顺：“谢你好衣裳，穿著合身真巧。那肯赤条条地，教瞻儿取笑。爹爹替我掉斯文，我莫名其妙。我的话儿多著，两亲家心照。”梁思顺从国外寄给自己的小弟弟新衣服，“瞻儿”是梁思顺的长子，比自己的小舅舅梁思礼年龄大很多，后来总和小舅舅一起开玩笑。

　　1927年，梁启超去世前两年，他的肾病已经十分严重，经常尿血。在病痛折磨中，他更思念海外的儿女。他在一封对大女儿思顺的信中写道：“每到病发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她撒一撒娇，苦痛便减轻许多。”

　　梁启超晚年，家中经济困难。大女儿寄信给他，愿承担一些家庭费用。他回信说：“妈妈几次的病，都是你一个人服侍，最后半年多衣不解带的送妈妈寿终正寝。对于我呢，你几十年来常常给我精神上无限的安慰喜悦，这几年来把几个弟弟妹妹交给你，省我多少操劳。最近更把家里经济基础由你们夫妇一手确立，这样女孩儿，真是比别人家男孩还得力十倍。”

　　梁家是一个温馨的大家庭。几十年来，梁家的凝聚力始终很强。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谁年龄最大，谁就是家里的“头”，经过民主协商，少数服从多数，家中一切重大事件都由他最终拍板决定。

　　梁鉴参加的家族聚会，后来已经是由“八叔公”梁思礼召集了。每次家族活动，人都很多。一些第四代，第五代已经不太认识，大家就自报家门。但见面仍有说不完的话。

　　“一家三代都是失败的英雄”

　　梁启超的长孙梁从诫曾经自嘲，一家三代都是失败的英雄，“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梁启超作为戊戌维新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一心救国。戊戌变法失败，被迫逃亡日本。1912年，从日本回国后，又试图积极从政。但主张“君主立宪”与时局不合，在之后的一段很长时间内，“梁启超”这个名字，与“保皇党”相连，他的家人更因此在特殊时期受到诸多牵连。

　　然而，梁启超曾说：“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他一生中稳定不变的是爱国之心未变。

　　梁思礼曾经回忆，饮冰室给他最深的印象是镶有彩色玻璃圆顶下面的前厅挂着一幅一米左右的巨幅蔡锷将军肖像。他身着北洋政府时代的军礼服，仪态英武端庄。蔡锷是梁启超最得意的门生，曾经在此处与梁启超一起密谋护国大计。

　　1915年，袁世凯欲恢复帝制。梁启超和蔡锷等反对袁世凯称帝。梁启超在饮冰室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还没发印，袁世凯有所耳闻，托人送来二十万元贿赂梁启超。梁启超拒绝了袁世凯，并将此文抄录一份寄给袁世凯。愤怒的袁世凯遣人威胁，谓：“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

　　梁启超笑着回复来人：“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蔡锷临行托病，称将往日本疗养，实际上在夜间从梁启超家易装而行。蔡锷首先在云南发起反袁的护国战争，在全国各界声讨下，袁世凯于1916年3月被迫下令撤销帝制，3个月后袁世凯抱病而亡。

　　然而，梁启超的第二任妻子王桂荃却因为是“保皇党梁启超的老婆”而遭到噩运。十年浩劫，梁家的全部财产被抄尽，手帕胡同的住房被侵占，85岁高龄还要每天出来扫街。此时，她已是肠癌晚期，精神和肉体受到双重折磨。去世时，她孤单一人，因为她的儿女们不是“反革命”，就是“反动学术权威”，无一幸免。梁思礼曾说，自己最伤心的事，是“文革”中母亲受迫害致死，当时因行动受限，未能为她收骨灰。

　　1950年初，梁思成与都市计划委员会的陈占祥一起向政府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主张保护北京古建筑和城墙，建议在西郊建新北京，保护旧北京城，不在旧城建高层建筑，但建议没有被采纳。之后他多次上书，挽救了北海的团城。

　　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蔓延。梁思成因提倡以传统形式保护北京古城而多次遭到批判。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担任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之后，在文化部举办的文物界知名人士欧美同学聚餐会上，林徽因也与吴晗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

　　文化大革命中，梁思成被当作“复古”典型批判并抄家，所收藏的全部图书资料被没收。1972年，梁思成病逝于北京。

　　“我说你是人间四月天，笑声点亮了四面风，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四月天。”当年，年轻的母亲林徽因为初生的梁从诫写下这首诗。梁从诫曾是历史学家、出版社编辑。1979年、1980年，他有两次在北京为美国访问团会见邓小平做翻译。1993年，梁从诫开始关注民间环境保护活动，领导创建了中国第一家完全民办的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自然之友”成立后，他辞掉了公职，抛弃了待遇，先后开展了保护川西洪雅天然林、滇西北德钦县原始森林滇金丝猴、藏羚羊等工作，并参与可可西里地区的反盗猎行动。

　　梁从诫之子梁鉴说，“梁家几代人，体现着知识分子的良知，有‘士风’。”对孩子品行的要求上，梁家的教育更倾向于传统的中国士人。梁启超曾说：“你如果做成一个人，智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智识却是越多越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