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国民党高层14年 去世前昏迷突然大喊“我暴露了？” 沈安娜子女华庆来、华克放讲述——

沈安娜之子华庆来、之女华克放一边翻看相册一边向记者讲述父母的特殊使命

 沈安娜（主席台右二）在国民党六届中央全会上作速记

　　法制晚报讯（记者 张蕊）  3月4日，解放军报刊登了一篇名为《虎穴中的成长与辉煌》的文章，作者是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之子罗援少将。文章中，罗援称这名著名的女情报员为阿姨，称自己和这名阿姨很熟悉，因为这名阿姨是他从小崇拜的偶像，还曾自豪地向小伙伴们“炫耀”。

　　“在我爸爸的同志当中，有一位打入到蒋介石身边担任速记员的阿姨，她叫沈安娜，使得国民党核心的一举一动都在我党的掌控之中。某学院曾经编辑了一部影视资料片，片名叫《到目前为止尚不能公布的功勋》，说的就是安娜阿姨。”罗援称，父亲罗青长曾经赞沈安娜阿姨是“我们情报战线可以引为自豪的无数无名英雄之一”。

　　华庆来是沈安娜和华明之的长子，华克放是他们的女儿。和父母亲一样，两位老人在各自单位的工作，也具有保密性质。日前，《法制晚报》记者来到华庆来位于西郊的家中，听他和妹妹华克放讲述了父母传奇的一生。

　　如今，华庆来和华克放都已经退休，“我们和普通人一样，住在普通的小区。生活平静，家庭和美。”华克放告诉《法制晚报》记者，因为腿脚不方便，两位老人很少外出，“闲暇的时候会去社区的老年活动中心参加活动。”

　　一张照片成为十几年谍报工作的见证

　　沈安娜曾被台湾《中国时报》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国民党《中央日报》曾经发表过一张蒋介石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主持会议的照片。从这张现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拍摄于1948年4月14日的照片中，能清楚地看到，蒋介石站在主席台中央，双手撑在台桌上正在讲话。在主席台后排右侧，一男一女两位速记员，正埋头速记。

　　蒋介石大概不会想到，离他几米远的女速记员竟会是中共派遣的秘密情报员。而拍摄照片的记者更不会想到的是，这张照片会成为沈安娜十几年谍报工作的见证。

　　沈安娜曾经的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速记员，因此她可以出席各种高层会议，能接触到大量机密文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她为中共提供了大量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各方面高层内幕情报。1946年，沈安娜在重庆获周恩来嘉奖，1949年获中共中央集体通令嘉奖，1989年获国家安全部为长期坚持在隐蔽战线做出贡献的无名英雄颁发的荣誉奖章及荣誉证书。

　　当年沈安娜和丈夫华明之都从事着地下工作。她获取的情报，由华明之整编、密藏，源源不断地传递到中共领导人的案头。甚至有一种说法，蒋介石上午在重庆开会骂了娘，毛泽东晚上在延安窑洞里就能知道。

　　2003年，华明之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2010年前后，沈安娜的身体状况开始走下坡路。6月，沈安娜病危，“妈妈去世之前，人已经不是很清醒了。”沈安娜的长子华庆来告诉《法制晚报》记者，那时候母亲沈安娜很多时候都处于昏迷状态。有一天，她突然像被惊醒一样地大喊，“我暴露了？他们抓人了，快从后门跑”。那一刻，守护在母亲身边的华庆来和妻子，眼泪夺眶而出。2010年6月16日，沈安娜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凭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字站稳脚跟

　　沈安娜，原名沈琬，1915年出生在江苏泰兴的一个书香门第。沈安娜的父亲思想开通，从小就教沈安娜读书习字，她十三四岁就能熟练写楷书、行书，生性聪颖，学习优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受到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为了摆脱封建家庭包办婚姻的束缚，1932年，沈安娜从江苏省泰兴中学毕业后，就和姐姐沈伊娜一起，离家出走，前往上海。

　　到了上海，沈安娜进入上海南洋商业高级中学读书。在那段时间里，沈安娜结识了在中共特科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中共党员华明之，这不得不说是沈安娜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从南洋高级中学毕业后，由于没钱缴纳学费，沈安娜没办法继续读书深造。于是姐姐沈伊娜建议妹妹学习一门技术。再三考虑后，沈安娜选择了收费低且学期短的中文速记学校。

　　1934年冬，国民党浙江省政府要招—名速记员。中央特科领导王学文希望沈安娜能承担这个工作。经过考试，1935年1月，沈安娜被正式录用为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速记员。1935年1月，经王学文批准，沈安娜成为我党隐蔽战线“中央特科”一员，自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但让沈安娜始料未及的是，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这一次安排，只是自己潜伏在国民党中央核心机关里十余年地下情报生涯的开始，而此前，沈安娜的愿望是——去延安甩手干革命，但这却因为她的“隐蔽工作”而一直没机会实现。

　　彼时，沈安娜在浙江省政府的主要工作是给重要会议讲话作速记，整理各种文件，其中不乏绝密文件。当时，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开始长征。工作没多久，沈安娜就接到了组织上的暗语密信，希望她“回上海一趟”。她偷偷把省政府的一些会议文件、记录夹杂在衣物中装进小提箱，带回了上海。王学文看了情报后感慨：“安娜一炮打响！”

　　那时候，王学文都会派华明之到杭州取情报。华明之和沈安娜有时在茶室里会面，有时装扮成情侣在西湖碰头。1935年秋，经王学文批准，沈安娜和华明之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在那个没有录音笔的年代，会议记录全靠纸笔。通常，反应敏捷、技巧娴熟的速记员是人见人爱的宠儿。凭借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字，沈安娜很快就在浙江省政府站稳了脚跟。

　　历史资料记载，当时蒋介石指示浙江省政府围剿留在闽浙赣、皖浙赣和浙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沈安娜获取这些情报后，便悄悄记录下来，并由丈夫华明之传递了出去，交给中央特科的王学文。

　　这以后，沈安娜就将国民党的计划以及武器装备、公路碉堡的附件、图表等重要情报，用特殊药水写在信纸背面，然后正面写一般的家信。这种药水非常原始，有时还没等用药水显影，字就显露出来了，有的时候相当危险。

　　1936年冬，朱家骅接任浙江省政府主席。1937年日军侵华，战火不久就扩展到沪、杭一带。沈安娜和华明之随浙江省政府机关辗转西撤，与上海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她的国民党证编号前有个“特”字，被认为是“有后台，有来头”的

　　1937年7月底的一天，沈伊娜来到杭州,通知妹妹沈安娜和妹夫华明之：“上海沦陷了，以后党组织得靠你们自己去找了”。那一天，沈伊娜通知完就回上海了。

　　她带来的消息却让沈安娜和华明之颇为不安。两人商量了几天，做出了艰难的决定——让爷爷奶奶带着一岁的华庆来去上海，“他们当时考虑，杭州没办法继续呆下去了，他们如果要撤退，带着我很不方便。”华庆来说。

　　华明之先去了金华，沈安娜送孩子和公婆去火车站。“我妈妈抱着我，我六叔先送我奶奶爷爷上了火车，等他下车后想抱着我上车的时候，已经根本挤不上去了。”华庆来说，不得已，六叔将他从火车的窗户处塞给了奶奶，然后自己又费力地挤上了车，“我被六叔从妈妈怀里接过去的时候，连喊了三声‘妈妈’。”华庆来说，许多年后，母亲每次回忆起这个场景，都会流眼泪。

　　华庆来说，他和爷爷奶奶、六叔乘坐的这一班火车，刚到上海就遇到了日军的“八一三”大轰炸，“铁路线全断了，如果再晚一班车，我们就去不了上海了。”到了上海以后，他们和父亲母亲失去了联系，“他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还活着。”

　　1938年春，沈安娜辗转到达武汉，在这里意外遇见华明之的入党介绍人鲁自诚。在他的政治保证和引荐下，沈安娜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董必武得知国民参政会包租了一条轮船，准备将参政会迁往重庆，便立刻通知沈安娜，让他们夫妻俩设法搭乘参政会的船离开武汉。他们交代给沈安娜一项重要、紧迫的任务：打进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继续搜集情报。

　　来到重庆后，沈安娜找到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朱家骅，求他介绍一份工作。在浙江的时候，朱家骅就对沈安娜的印象一直不错，在他看来，沈安娜业务熟练又安分守己，可以重用。但他哪里会知道，在浙江的时候，沈安娜就已经为共产党做了3年的情报员。

　　看到沈安娜，朱家骅很高兴，因为他正缺速记员。但是，朱家骅说：“中央党部的机要速记员必须是国民党员才行”。沈安娜想到党组织交代，要尽快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于是马上随机应变说：“我现在加入可以吗？”

　　朱家骅笑了笑，随后就交代给沈安娜办“特别入党”。沈安娜在3个国民党中央委员的介绍下，几乎没办什么手续就被批入党，而且党证编号前有个“特”字，这在国民党内部被认为是“有后台，有来头”的。

　　国民党机关要给换好房子，被她婉拒了

　　华克放说，自己出生的时候，党组织曾派卢竞如（时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代理机要科长）妈妈拿着红红的小斗篷和红红的小鞋来看妈妈。“我妈妈曾经说过，‘我生孩子时，没有亲娘在身边，卢妈妈就代表了党，像我的亲娘一样，来到我身边。’”华克放小的时候，家里总会来人，这时候，父母都会让他们出去玩儿，所以华克放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秘密情报工作者。

　　沈安娜和华明之在重庆的家，安在了一个宪兵队的旁边。那几年，不仅每天老鼠会在天花板上跑来跑去，隔壁拷打犯人的惨叫声，也常常会让孩子们惊醒，“我爸妈会把我们的耳朵捂住。”

　　华克放记得，日本人还经常会大轰炸，父母时时刻刻都准备着一个小包袱，还有个小手电，听到轰炸声然后就护着他们躲到防空洞中。“有时大的重磅炸弹扔下来的时候，我们坐在地上都会被弹起，防空洞里的石头、沙子等都往下掉。我妈妈护着我们两个孩子，我爸爸护着我妈妈。”

　　“在家里，他们做秘密情报抄写。当母亲把会议文件或讲话稿的速记符号抄写成汉字的时候，父亲会在旁边守候。下一步是父亲从译成汉字的文件中摘取对我党有用的内容，综合浓缩成情报，抄写在极薄的纸上，这一步工作耗时很长，爸爸通常会让母亲先睡觉，等有不明白的地方，再叫醒母亲问清楚。重庆的夏夜非常闷热，秘密工作的时候，窗帘又得紧紧地拉着，每次，母亲、父亲都热得满头大汗，我爸爸会拿来毛巾给我妈妈擦汗。”

　　不得不说，1942年秋至1945年是沈安娜和华明之一生中最痛苦、难熬的岁月。由于徐仲航被捕，他们处境险恶，又无法与党组织联系，心情极度压抑。再加上一家人接连得病，令人心力交瘁。他们期盼着党组织来联络，但是，暗号敲门声却始终没有响起。

　　尽管联系中断，但工作还要继续。两人一如既往地搜集、整理、密藏情报，直到失效后，再亲手销毁，不停地重复着这样无奈的循环。在这期间，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看他们一家人居住局促，提出给调换一处住房，但均被婉言谢绝。因为沈安娜知道，那个破烂的家，是与党组织秘密接头的联络点，不能轻易搬迁。

　　至今回忆起在重庆的那段生活，华克放还记忆犹新。“家里都是爸爸管钱，我妈也不清楚家里的收入到底有多少。”华克放说，她出生以后，不到十平米的房子里，变成了3个人，等到弟弟出生后，就成了4个人住了，生活也越来越困难。“我爸爸给他的一个好朋友写信，信里面非常详细地描述了我们家当时的生活，‘一个肩膀要挑两副担子，精力耗尽，入不敷出。’”很久之后，华克放才明白，这是说，当时的父母已经预支了3个月的薪水。

　　而在《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中的描述则是，“半夜之后不能醒，一醒就得看天亮……产后已经是两个足月，仍然衰弱不堪，月前又发胃病、便血……奶水不够，母子俩的泪混流在一起……薪水已经借到三个月之后，大量的支出实在无法应付”。

　　尽管如此，沈安娜和华明之依然为自己的信念坚持工作着。沈安娜白天做会议记录，晚上回家还要把会议内容回忆默写出来。华明之会根据妻子写出的东西，摘其要，用蝇头小楷写成情报，密藏起来，“当时就是藏在火柴盒或者蚊帐的竹竿里。”

　　几个人冲进办公室连喊“徐仲航被枪毙了”目的是诈她

　　在重庆稳定下来后，沈安娜和华明之开始托人寻找在上海的父母和孩子。“那时候我知道父母在重庆，但是我不能说，谁也不说。”华庆来说，当时的上海正是日本沦陷区，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自家有人在国统区重庆。

　　沈安娜离开大儿子庆来后，直到1946年，才又一次看到庆来，那时只在上海呆了几天，就因为有工作要做，不得不离开了，“妈妈走以后，我偷偷哭了。”华庆来说，他至今还记得那次看到母亲时候的情形。“当时我在弄堂里玩，老远看到一个女人带着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进了我家。后来她又从门里出来一把就把我抱住了。”这时候，华庆来终于确定，他心心念念的妈妈来看他了。

　　1939年1月21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主持人是蒋介石，沈安娜端坐在速记席上。这是蒋介石第一次见到沈安娜，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埋头记录的沈小姐竟会是中共情报员。

　　1941年年底，沈安娜为了拿到国民党即将召开的五届九中全会的重要报告草案，虽然当时已怀孕八个月，仍气喘吁吁坚持上班。草案不便带出，但她在长期的情报工作中练就了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强记本领，然后用速记符号记下来，夫妻俩艰难而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情报送到延安后，毛主席在情报上作了重要批示。

　　采访中，华克放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1942年，沈安娜和华明之的上级领导是南方局派来的徐仲航。有一次，在正常约定的时间，徐仲航没有来，他们等了很长时间也没动静，可是情报又不能总藏在家中，于是沈安娜就写信到徐仲航的工作单位，说：“徐先生，孩子生病借了你一点钱，但这个月工资不够开销，请你原谅，下个月再还。”

　　没想到，很快就有两个小特务来威胁：“你怎么还给他写信啊，他是共党，被抓起来了！”听到这话，沈安娜内心一下子紧张起来，但她表现得却很镇静：“现在国难当头，小职员之间互相借几个钱算得了什么，有什么事找朱(家骅)秘书长去。”

　　华克放说，几天之后，中央党部的两个人在下班前冲进母亲办公室，连说两声“徐仲航被枪毙了！”就想看看母亲沈安娜的反应，“我妈妈知道他们在诈她，就想，如果面露紧张，不是正中奸计吗？想着，她把手中的钥匙狠狠地拍在桌上，‘你们说这话什么意思，跟我有什么关系？”就这样，沈安娜发了一顿火，把那两个人轰走了。但回家后，她和丈夫华明之赶紧将竹竿里、饼干桶里的情报，通通烧毁处理掉了。

　　华克放说，此时母亲沈安娜和父亲华明之已经想到了最坏的结果。沈安娜安慰华明之，“如果我被抓进去了，你要保护好孩子、保护好自己”。然而，上线徐仲航是个硬汉，他被捕后，受尽各种酷刑却坚贞不屈，保住了党的秘密。沈安娜和华明之最终没有被暴露。

　　华克放说，后来，因为母亲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到了宋美龄身边当速记。“她的机灵和速记水平都让宋美龄很喜欢，也赢得了宋美龄的信任，这为妈妈又多了一把保护伞。”

　　蒋介石示意“不要记”的话她趁上厕所偷偷记录下来

　　在国民党内部做秘密情报工作的日子里，沈安娜家里不放任何进步书报，生活上尽量追赶潮流，穿着入时一点，和周围的国民党机关人员一样，有时甚至和同事一起看看美国电影。“妈妈每天都穿旗袍上班，爸爸也总是西装革履。”华克放说，他们兄妹三人从小穿的衣服也很整洁。华庆来说：“弟弟有套小西装，妹妹有件漂亮的小裙子，我也有套带拉链的夹克，但这种好衣服只有一套，是正式场合才能穿的。”

　　抗战胜利后，在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国民党机关内部特别流行交谊舞。沈安娜和华明之还专门去学了交谊舞，“他们在一张纸上，画了舞步，标得很清楚，什么时候该走哪一步。”华庆来说，“大家都在跳，你格格不入，你就可能被怀疑。只有很好地融入社会，才能更好地掩护自己，去获取想要的情报。”

　　彼时，国民党的“元老派”在内部很有影响，各派系头子都怕他们三分。为了寻找靠山，每逢过年过节，沈安娜总要精心准备礼物看望这些“元老”，并借机向他们“敬求墨宝”。

　　回家后，把居正、于右任等写的条幅、对联往墙上一挂，机关里的同事自然以为她与“元老派”交情深厚，上司也因此更信任她。就这样，沈安娜在国民党心脏潜伏了十余年，为我党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直到解放后国民党作鸟兽散，也从无一人怀疑过她是共产党。

　　1946年3月，蒋介石连续两次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策划在半年内击溃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会上还确定了军事部署和兵力调配。这些重要的战略情报都被沈安娜记录并迅速送到延安，受到周恩来“迅速、准确”的口头嘉奖。同年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在那段日子里，蒋介石在国民党的高层决策会议上，讲到一些绝密问题时，会突然示意：“下面的话不要记。”

　　这时，全场的人员都停下笔来，沈安娜也不能例外。“蒋介石不让记的讲话，都是最高机密，更需要记下来汇报给党组织。”沈安娜把蒋介石的讲话记在脑海里，趁上厕所的短短几分钟，偷偷用速记符号记录下来。

　　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从中央党部的陈立夫秘书长一直到机要处的处长，都要沈安娜跟着他们逃往台湾。但是沈安娜和华明之接到的党组织的指令是“留下来。我们需要一批老党员、老情报干部来保卫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指令中，明确强调沈安娜和华明之不要跟着国民党南下。于是，华明之就提前带着3个孩子离开了南京，到了上海。沈安娜则找到了当时的机要处长，把手上的结婚戒指和一枚印章交给对方，说要去上海，回家料理一下，两三天就回来。处长说，快去快回吧！

　　就这样，1949年4月，沈安娜悄然离开南京，回到上海。5月上海解放，至此沈安娜长达14年的地下情报生涯完美谢幕。华克放印象深刻的是，解放后，母亲不再穿旗袍上班了，父亲也不再穿西装了，“他们都穿蓝色的制服，看上去利落极了。”华庆来和弟弟妹妹从来没有问过父母为什么不穿旗袍和西装了，但他们从心里能感觉到父母的状态和以前有了明显的不同，“整个人感觉放松了下来！他们也解放了！”

　　15岁的华庆来瞒着家人报了名，要求上抗美援朝战场

　　1947年，华庆来前往南京和父母亲以及弟弟妹妹一起生活。11岁的华庆来曾经给家里扛了一袋重40斤的面粉回去。这让沈安娜和华明之很欣喜，他们觉得儿子长大了，可以帮助他们做事情了。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毫不吝啬地夸奖了华庆来。这以后，华庆来就会主动去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许爸爸妈妈早就忘记了，但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深。”

　　有段时间，沈安娜总是提醒华庆来，“你跟人家不一样，你各方面都要表现好一些。”这话让华庆来听起来一直很是不解，他不明白自己到底哪里和其他人不一样，但行动中是按妈妈的严格要求去做的。

　　解放后，不到15岁的华庆来报名参军，“参军的时候，要填家庭成分，爸爸告诉我填革命干部。革命干部是什么意思？当时我真的不懂。”华庆来说，他只知道父母亲都是革命干部，但他们具体做什么工作，他并不清楚。

　　沈安娜知道儿子报名参军的时候，很严肃地和儿子华庆来说了一句话：“你要是开小差，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当时的华庆来根本不懂什么是“开小差”，但母亲沈安娜说这句话时的表情却深深刻在了他的脑海中，“我知道这是一句分量很重的话。”

　　参军后，华庆来才明白“地下工作”的含义，他也才知道，自己的父母曾经从事过很长一段时间地下情报工作，他们就是大家口中的无名英雄。“我很自豪，但我知道父母的功劳是父母的，我还是要靠自己。”华庆来说，即使是对当时很要好的朋友，他也没有在他们面前炫耀过自己的父母。

　　部队里没有人知道华庆来的母亲是沈安娜，父亲是华明之，“从来没提过。”华克放说，如果母亲或者父亲愿意为哥哥去找关系，那哥哥在部队肯定会得到很多照顾。“那时候，我才知道，母亲所说的不一样是什么意思，她要我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华庆来告诉《法制晚报》记者。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15岁的华庆来瞒着家人报了名，要求上战场。1952年5月，华庆来随部队动身前往朝鲜战场。上战场前，华庆来把自己的衣服、书等个人物品，都装在箱子里寄回了家。母亲虽然收到儿子寄回家的箱子，但华庆来却一直没和家里联系。沈安娜什么也没说，只是小心地将箱子放好了。“我妈妈是个内敛、沉稳的人，我们其实都知道她是担心哥哥的。”华克放说。

　　“在朝鲜的时候，有半年的时间没办法和家里联系，他们不知道我上朝鲜战场了，也不知道我去哪里了。”华庆来说，后来母亲告诉他，每当有些担心的时候，看到自己寄回去的箱子，就又放心了，“就觉得儿子不会给自己丢脸。”

　　1952年底，华庆来才和家里联系上，这时候，沈安娜和华明之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在朝鲜战场上半年之久了。1953年年初，华庆来收到了母亲沈安娜托人带来的一件咖啡色毛衣，他说自己不知道这件毛衣辗转经过了多少人的手，但他清楚地记得，毛衣的扣子是横在肩膀上的。收到毛衣的那一天，华庆来第一次想家了，“刚开始舍不得穿，后来太冷了，也就穿上了。”华庆来说，这件毛衣真的很暖和。

　　华庆来的爷爷奶奶曾经抱怨儿子华明之和媳妇沈安娜，为什么把他们的长孙送上朝鲜战场，“当时我妈妈就说，这是去保家卫国，应该感到骄傲。”华克放说，后来爷爷奶奶就很理解了。

　　华明之去世前已经失忆了 见人就问是不是安娜

　　事实上，华庆来在部队确实表现很好。他没有因为任何事情让父母去走后门、说情。因为年纪还小，他还曾把自己上“哈军工”的机会，让给了一名年纪较大的战友。

　　有一次，华庆来操作的机器坏了，“当时让我承认是我故意破坏的，但其实不是。”气不过的他，就和母亲沈安娜抱怨了这件事情，说根本不是自己弄坏的机器。没想到，母亲沈安娜很严肃地告诉他：“如果不是你干的，那你就去申诉。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去解决。”

　　这件事情，是华庆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和母亲抱怨，“我没有想让她帮忙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很委屈，妈妈可能误会了。”华庆来说，他很清楚，凭父亲、母亲与部队领导的关系，想要自己被照顾很容易，但他们从来没有和任何人开过口。

　　几十年来，沈安娜和华明之一直相濡以沫，视彼此为精神支柱。邓颖超见到沈安娜和华明之时曾说：“你们地下时期，一个在台前，一个在台后，配合得很好，做出了贡献”。1983年，沈安娜从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的工作岗位上离休，华明之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离休。随后，两人被国家安全部聘为咨询委员。沈安娜和华明之从上海移居北京，安度晚年。

　　1989年，全国妇联在全国范围内评选了100对金婚夫妇，沈安娜和华明之入选，还得到了一张金婚证书和一个交颈鹤荣誉杯，这些至今都由子女完整地保存着。

　　2003年，华明之因病去世。去世前，华明之已经失忆了，他谁都不认识了。“连我在他的床前，他也会用疑惑的眼睛看着我，问我是不是安娜？”华克放说，弥留之际，父亲华明之的脑子里唯有安娜！

　　文/记者 张蕊 摄/记者 郭谦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女速记员为何被称“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