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全鸿是名乡村医生，在河南新乡农村开了间小诊所，当了数十年的医生，没有积下家产，没能给家人提供一个优越的生活环境，却积下了一整箱的白条，多年来竟有50万之巨。3月7日，杨全鸿把所有的欠条都从箱子里拿出来，投到了院子里的炉子里，付之一炬。

　　村医烧掉白条可敬，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值得讨论，比如社会保障机制，对困难家庭的扶助，可我好奇的是，这么多的白条是怎么积起来的。没钱看病这谁都能理解，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谁都有困顿的时候，可是你心里得有数，一年还不起，不妨两年三年，两年三年还不起，不妨十年；还不了全部，每年还一点，对别人也是莫大的安慰。

　　如果考虑到物价的因素，就能发现，其实有些陈年老账已经不能说是沉重的负担了，二十年前的一千元，对一些家庭而言也许不那么好还，可是二十年后，你如果还觉得是个沉重的负担，就不能说是正常现象了。一部分人困顿可以理解，可是，这么多人、50万的白条收不回来，就不能理解；一时的困顿可以理解，可跨度这么长的困顿很难理解。

　　我更好奇的是，是什么促成了杨烧白条的决心。要不回来固然是个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杨全鸿说，自己要烧欠条的念头其实早在两年前就有了。那时候，他先后荣获河南省最美乡村医生、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拥有了不少荣誉，“再说欠条的事儿，就没啥意思了。”

　　杨说的没啥意思，说到底是荣誉带来的负担，话是从杨的口中说出来，却是围观者的普遍心态，仿佛一个“最美乡村医生”“优秀共产党员”就有义务做这些事，就不能谈钱的事。

　　从杨全鸿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好人的无奈，不当挨骂，当了也挨骂，给打欠条说你是作秀，去要债又说你有损荣誉。不吝于给荣誉，可又有谁关心一下杨的白条如何处理的问题？如果说那些欠钱不还的患者是用自己的失信来回报诚信，用不义回报仁义，那社会则是用简单的道德补偿来掩盖自己身上的责任。

　　某种程度上说，杨全鸿的确很傻，明明知道还不回来依然允许别人打白条，明明知道有些人动机不纯，依然选择了相信。可换个角度看，他又不傻，他身上的这些朴素的信念，正是社会最稀缺的诚信，他的坚持代表了这个社会的良知。是一些人太过聪明了，把贪便宜当成了习惯，把会骗会赖当成了本事，可他们真的是得利者吗？杨全鸿也许能一直仁下去，可这样的人毕竟是少的，伤害了他们，最终是让社会对善良关起了大门。这个时候，谁都可能是那个利益受损者。

　　杨全鸿所担心的“树大招风”，与其说是对成名的恐惧，对媒体追捧的抵触，对做一个普通人的坚持，不如说是对可能蜂拥而来的病人的恐惧，对荣誉背后的付出的恐惧，他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支撑起这么大的责任，但良知又迫使他不会做出背叛自己良知的选择，所以，他只能选择关门歇业。

　　本报评论员 高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