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南京举行2016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12月13日，在国家公祭仪式现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夏淑琴（前排右二）等参加仪式。

▲12月13日，人们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纪念碑前走过。新华社 发

中共中央、国务院13日上午在南京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2016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赵乐际出席并讲话。

赵乐际在讲话中表示，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悼念南京大屠杀无辜死难者，悼念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宣示中国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立场。

国家公祭仪式上，最前排的位置永远为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而留，他们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据统计，目前登记在册的幸存者仅存107人，平均年龄超过85岁。

“哭墙”第五次延伸 遇难者名单10615人

国家公祭日前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的遇难者名单墙上又新增了110个姓名，总数达到10615个。这是被民间称作“哭墙”的第五次延长。历史不容忘记，随着南京大屠杀研究调查的不断深入，名单墙仍将艰难地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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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档案里找名字

最早一次对死难者进行的调查是1945年12月。当时，尚未重返南京的国民政府发出公告，动员南京市民“尽情陈诉遭受敌伪暴行迫害的事实”，并设置了首个敌人罪行及南京大屠杀案的调查机构——“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

记者在南京市档案馆查阅，从1946年7月1日《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这份档案来看，“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负责人陈光虞在会议上宣布，“已得一可靠数据，即为敌人惨杀者为295885人，其后救济总署加入对被害人家属予以救济，因之续有数百户人民申请救济，由此续得到统计为96260人，共计已有39万人。”

2007年12月3日，作为55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重要组成部分，8卷《遇难同胞名录》在南京出版。该名录采取卡片的形式，以档案文献、口述资料及群众来函等为基础，收录了13000余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较为详尽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住所、职业、被害时间、被害地点、被害方式、调查人、陈述人等。

研究者究竟如何从历史档案、一份份调查表中找到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姓名，制作成名录和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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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大海捞针”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馆长朱成山介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1984年、1987年还曾经两度开展过大规模调查，试图用“大海捞针”的方式找到一些散落在乡野的历史细节。

1984年5月~8月，为建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作普查。这次普查是在南京市的6个城区、4个郊区范围内进行，仍有较多的幸存者、受害者和目睹者健在。经过4个多月的普查，发现幸存者有1756位，积累了一批珍贵的第一手口碑证言资料。

1997年，纪念馆发动14000多人进行调查。这些人主要是高校和高中学生，其中包括26名来自日本的大学生。他们在40天内对南京市15个区县所有7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了调查，回收有效调查结果1213份，从中确认了一部分遇难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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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上田野调查

退休前，费仲兴是南京炮兵学院的数学老师。2004年，费仲兴正式退休，有了充足的时间。从南京师范大学申请了专项基金资助后，费仲兴开始蹬着他那辆400元买来的“二八”永久牌自行车，开始了为期3年，对汤山地区3个镇、90多个自然村的漫漫走访之路。在3年的调查中，费仲兴总共访问了350多名当地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用田野调查的方式为遇难者名单增添了834个名字。

仍然有很多像费仲兴一样的人，在继续研究档案、开展实地调查，纪念馆也一直在努力与海外的南京人取得联系，开展遗属登记，希望以多种途径获得更多新的线索，为更多亡灵找到身份。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王伟民介绍，目前，还有数千个遇难者的姓名有待进一步考证，确认后都将一一增刻到“哭墙”上。

（深圳晚报综合新华社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