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审判开庭70周年、宣判68周年之际，纪念这场人类史上规模最大、关乎世界和平的审判，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作者：本报记者 曹继军 颜维琦 本报通讯员 魏娜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审判，因为我们逐渐成为保护我们文明世界不因为战争而走向毁灭的一部分……如果没有正义来惩罚那些已经造成并且给文明带来巨大灾难的个人，正义本身将沦为笑柄。”1946年6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长季南的开场陈词掷地有声。

　　那一年的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即世人所知的东京审判开庭。经过两年多的审理，1948年11月12日正式宣读判决。

　　68年后的11月12日，东京审判唯一健在的全程亲历者、中国检察组翻译兼检察官秘书高文彬教授以95岁高龄来到上海交通大学的会场，向来自中、美、日、英、新西兰等国家的学者回顾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当天，由上海交通大学主办，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和人文学院承办的“2016东京审判与世界和平国际学术论坛”举行。为期两天的讨论中，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诸多新的观点，发掘东京审判的宝贵遗产。

不容忘却的历史

　　东京审判作为人类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最为浩瀚的审判，涉及历史、法理、国际关系等方面复杂的争执。是“胜者的审判”，还是“文明的审判”？在日本，一直有批判和否定东京审判的声音，近年来更有愈演愈烈之势。

　　历时30个月，28个被告的辩护律师前后人数达130余名，有的被告如岛田繁太郎的辩护律师多达８人，419名证人出庭作证，779份宣誓证词。调查取证、开庭审理、法庭宣判……随着对大量文献整理研究的推进，可以愈发清晰地看到，这场清算日本战争罪行的最重要的司法审判，每个环节都遵循严谨的司法程序。

　　东京大学中里成章教授认为，东京审判体现了人类的理性、文明与进步。所谓“胜者的正义”的观点背后，是对过去战争罪行反思的缺失。这种缺失也正是不少日本人至今不能真诚意识到侵略对他国造成巨大伤害的关键所在。“东京法庭是战胜国成立的，东京审判是战败国日本被动接受的，这是事实。但东京审判适用正当程序原则，检辩双方权利平等，有罪无罪皆以证据为准。法官依法裁决，可有不同观点和立场，而且庭审过程和证据等都被记录下来，放在全世界面前接受审视。如此设计和施行，绝不是什么‘政治审判’，而是要真实记录战争期间的暴行，面向未来，以最终取缔侵略战争，达到世界秩序长治久安的目的。”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郭岱君研究员则提出，最终为中国抗日战争画上句号的不是日本投降，而是东京审判。“审判的目的不是报复，而是让所有人记取教训。东京审判真正的意义，不是胜者对败者的惩罚，而是通过国际司法的方式让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能反省战争，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认为，关于东京法庭审判的讨论，看上去是历史或法律问题，但其实它早已越过国境，影响到国际关系的走向及维护世界和平问题。“研究东京审判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东京审判为审判和惩治侵略罪行提供了重要法律遗产，实践了通过司法正义实现和平的理念。简单粗暴地以暴制暴不可能让人们真正铭记战争的伤害，只有通过法律手段，以国际法为基础的文明的国际秩序来抑制侵略，才能永远铭记侵略、铭记战争的伤害，珍视来之不易的和平，这是东京审判留给我们的最大财富。”

不能忽视的研究

　　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梅汝璈之女、与梅小璈合编《梅汝璈东京审判文稿》的梅小侃也来到论坛现场，与不少海外东京审判研究者深入交流。

　　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院研究员顾若鹏（K·Barak）著有代表作《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战犯及中国的审判》等。他说，很长一段时间内，东京审判研究在中国内地是被忽视的。关于二战的非中文文字作品中，直到十年前，即使是在中国，梅汝璈法官及其团队成员也几乎不为人知。大多数研究东京审判的学者，都知道澳大利亚首席法官威廉·韦伯和美国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季南，即使是日本学者，很多也不知道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上还有一位重要的中国法官出席。

　　事实上，中国的参与，是东京审判正义性的一个重要元素。作为参与东京审判的11个国家之一，中国不仅是最大的受害国，还通过东京审判行使了一个大国的权利。东京审判也是确立中国在战后国际地位的一个体现。更重要的是，从对日审判理念的萌发，到审判进入实质筹备阶段，再到组织检察官和法官前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投入工作，以及庭上的检控和庭后的判决，自始至终，中国都和盟国共同推动了东京审判的各个环节。

　　“最近几年，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洪流已经开始。”顾若鹏说。日本立教大学历史学教授粟屋宪太郎是日本东京审判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由他撰写的《通往东京审判之路》曾引起领域内极大震动。他认为，关于东京审判有两个研究高峰，一是在东京审判之后，一是最近。第二个研究高峰的出现与东京审判史料的大量公开有很大关系。有关国际犯罪研究的发展也推动了东京审判的研究。他同时指出，关于东京审判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慰安妇问题、大轰炸、原子弹问题、731问题等都还没有充分研究。之后一系列国际法庭都以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为先例，这一领域也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挖掘。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院士透露，上海交通大学近年来一直努力推动东京审判以及相关课题的研究。成立于2011年的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通过对东京审判以及其他战后B、C级审判史料的搜集、整理、编纂和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

　　记者注意到，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合开发的“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也在论坛上亮相。这是全球第一个通过数字化手段完整容纳了东京审判的核心文献和研究成果的数据库，将推动国际东京审判学术研究迈进数字时代。

　　观点集纳 

　　向隆万（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之子）

铭记70年前那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东京审判不是胜者的审判，是文明的审判，是对人类文明的捍卫。审判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无罪推定，检方、辩方提出证据，法官从检方和辩方提取合理部分，在法庭上经过激烈的辩论等等。这场严格尊崇法理的审判，使审判结果更经得起历史的推敲，因此意义重大。

　　现在我国的中小学教科书里缺少关于东京审判的内容，相关的资料和研究人员也屈指可数。我现在正在编写一本给中学生、大学生和社会大众看的普及东京审判的书——《没有硝烟的战场》，希望引起更多重视，普及相关知识。这也是我的一份责任。

　　高取由纪（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副教授）

一场对被告公平的审判

　　东京审判是一场对被告公平的审判，东京审判所实践的法律完全异于日本人的传统认知；相比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的检方冒着更高的风险尝试寻找战争的原因。只有等到日本政府和人民具备“直面问题”的智慧，以及理解过去的战争罪行并从中吸取教训的那一天，他们才会被亚洲邻居重新信任。

　　朱文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东京审判是对暴行的文明回应

　　70年前的纽伦堡和东京审判，开创了现代国际刑法的实践。它与后来的国际法庭实践，都促使传统国际法上关于“个人刑事责任”“国际罪行”“特权豁免”等理论和原则发生了重大变化。回顾国际刑法的发展，纽伦堡和东京审判是国际刑法的摇篮，亚洲也属于现代国际刑法的发源地之一。中国对国际刑法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可以说，东京审判是对暴行和罪行的一种极其理性、文明并着眼于人类真正能“长治久安”的一种回应，也是为了国家与国家之间能够实现真正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