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峰

近日，备受关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送审稿）》（以下简称《实施条例》）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官方网站上全文公布，其中第2条规定，“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牟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这被普遍视为职业打假人将不再受保护。

稍往回溯，3个月前的征求意见稿，曾因为被解读拟取消保护职业打假人，一时间引来众声哗然，很多意见希望要“慎之又慎”。3个月后的这个送审稿，只做出了细微改动，如第2条的规定里，只将征求意见稿里的“营利”改为送审稿里的“牟利”。营利，为谋求利润；牟利，是谋取私利。一字之差意味着什么？坊间大都认为没有实质性改变。

所谓职业打假，也就是知假买假，既是公益、也是生意。它因消法里的“惩罚性赔偿”条款而生，又在中国庞杂的造假生态中壮大。揆诸现实，它的确对“去假打假”进程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然而在动态进步的过程中，也产生了部分失序作为。比如，对于部分职业打假人而言，为消费者设定的赔偿机制可以转换成纯粹的利益交换，通过给企业施压、钻法律空子，以期实现收钱噤声。所谓对保护职业打假人的争议，原因大都可以归之于此。

表象背后，职业打假的法律定义尚为空白，争议更见诸法条之争。其中的核心问题为，职业打假者算不算消费者？根据消法对“消费者”的定义，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具有特定意义，比如为了“生产生活需要”，因此职业打假者并不算是消费者。然而2014年，最高院对知假买假行为亮出了鲜明的司法态度，其发布的《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支持了食品药品领域的“知假买假”行为。此后，对职业打假的保护成为定论。

《实施条例》一旦不再保护职业打假者，首当其冲的就是法条打架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人大出台的法律，具有纲领性、指导性作用，但对于“职业打假”没有具体定论；最高院的司法态度，理论上对于法律法规的具体应用给出了参照标准；而《实施条例》为工商局所出台的行政法规，是在行政领域内的实操性法规。这种分歧，在于具体执行和法律判定上的面向差别——工商局作为一线行政资源，面对的是广大消费者，而司法解释只研判具体案件，它们感知不同的压力，经过层层传导形成不同的认知。

在实际生活里，由于要对具体消费行为巨细无遗地负责，工商局行政资源确实比较紧张。而职业打假人的频频露面，更加剧了这种紧张。然而需要看到，职业打假与行政打假是互补而不是对立、是共赢而不是冲突。面对资源紧张，正确做法不是将职业打假排斥在外，而是纳入监管、形成合作，以期厘米式进步、渐进性消除。

职业打假人是特定历史的产物，有其生发之因，也有其退场之时。但退场是不是要在今天，还要看时间有没有到这个节点。当前，行政打假难说得到了有力拓宽，由于售假和制假往往是跨区域行为，执法体制和执法能力依然无力突围。在这种情势下，职业打假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它是否应成为当下《实施条例》的适用对象，仍然具有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