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晓琳

　　大渡河，长江的支流之一，总长1000多公里，两岸悬崖陡峭，河面并不很宽阔，但是水流湍急，附近百姓都知道，不管水性多好，一旦失足落入，生还的可能性都很小。要想渡过大渡河，只能靠木船摆渡，将船拉到渡口上游几里之外，然后放船，船工奋力闯滩，借助极快的水流速度，才能将船斜冲到大渡河对岸。

　　1863年和1935年，分别有两支军队来到了大渡河边。间隔72年，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是同一天险大渡河，但不同的是两支队伍的结局：1863年，太平天国石达开的部队在大渡河边被清军包围，最终四万农民起义军全军覆灭，血流成河；1935年，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绝处逢生，粉碎了敌人彻底消灭中央红军的企图，创造了继续北上长征的军事奇迹。同一条河，不同的结局，个中原因值得我们深思与探究。

　　首先，红军执行了正确的指挥和战略方针。蒋介石断定中央红军一定会避免走石达开的旧路，也决心利用大渡河围困住红军，并一举消灭红军。蒋介石根本不相信精通历史的毛泽东会选择走与石达开一样的旧路，所以他并没有把防守的重点放在这条旧路——从冕宁向北的安顺场。而毛泽东正确分析当时的形势，认为石达开之所以兵败大渡河，是由于其贻误了渡河时机和没有处理好与当地彝族人的关系等原因，红军只要避免这些问题，就不会重蹈石达开的覆辙。此外，在先头部队强渡大渡河成功后，通过计算和比较摆渡的时间和敌人追击部队达到的时间，中央果断形成了新的渡河方案：兵分两路，一路继续渡河，另一路奔袭至泸定桥，从那里夺桥渡河。

　　其次，广大红军指战员甘洒热血、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强渡大渡河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由17名红军战士组成的首批渡江突击队迎着川军的火力，借助小木船艰难地靠向对岸。在岸边的红军战士一边焦急地注视着渡河突击队，一边用有限的重机枪火力封锁住川军的攻击。最终红军突击队占领了大渡河安顺场渡口北岸，这些红军战士的名字也永远在长征史上熠熠生辉。

　　最后，中国共产党实行争取、团结、联合少数民族群众的民族政策。特别是刘伯承与彝族沽基家族首领小叶丹的彝海结盟，为红军突破天险大渡河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刘伯承来到彝区后，与沽基家族的首领小叶丹进行了会谈，从解释党的民族政策，阐明红军北上抗日的努力，到劝说彝族不同家族之间要团结一致，共同反抗欺压彝族人民的国民党军阀，一直到红军过路的种种细节和满足彝族人民的要求等，共产党人的真诚和开明让彝族群众甚为感动，首领小叶丹还与刘伯承结为兄弟盟友，要求参加红军的彝族青年立即加入了队伍。这一段历史，为长征添加了民族团结的一页。

　　大渡河水依旧年复一年的汹涌澎湃，仿佛在向驻足的人们诉说远去的历史。曾经有两支军队的命运与这条大河紧密相连，他们的面前是同一条河，但结局不同，因为，不同于石达开的太平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具有自身的先进性和正确的战略战术，不仅能够渡过大渡河，而且能够攻克渡河之后的种种艰难困阻，从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 人民日报 》（ 2016年09月25日 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