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志良等  网站编辑：杨宾  责任编辑：杜梅萍 邢久强 杨宾 

　　(１)陈志良：

    ２１世纪的生活方式：人与万物共存共赢

    文明的发展有一条铁的规则，这就是文明越发展，人类的力量就越大；而随着人类的力量越来越大，导致成就与灾难共存，辉煌与陷阱同在。究竟人获得的是成就还是灾难，是辉煌还是陷阱，取决于人对自己行为的认识和控制。这就是说，成就是人创造的成就，灾难也是人所造成的灾难，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要经过反思选择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提出“知足”与“知止”的思想，即知道满足的满足，是真正的满足；知道适可而止的止，是真正的止。孔子也苦口婆心地指出：“过犹不及”，人的行为做过头和不到位都是不适度的，只有适度的行为才是合适的。“知足”、“知止”、“过犹不及”的思想对于２１世纪确立人类的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有着重大的警示意义。

    经过人对自然无限度的挖掘和掠夺的工业文明，我们获得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但同时也造成了“全球问题”、“南北差距”、“数码鸿沟”、“话语霸权”等全方位的新的问题，特别是最近又发生非典疫情，它向人类的发展提出一次又一次的警告。我们必须正视自己的行为，严格控制自己的行为。

    为此，我们必须明白２１世纪人类生活方式的特点以及我们必须具有的新的价值理念。

    生活方式是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交往生活所构成的总体方式。从远古到现代，人类都有着与自己时代相适应的生活方式。所不同的是，２１世纪是人类生活方式发生真正巨变的时代。对于２１世纪，有着各种各样新的称呼，如信息时代、数字化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经济一体化时代、生物技术时代、高科技时代、文化世纪等等，不管怎么样，２１世纪的生活方式与传统的自然经济的生活方式和工业经济的生活方式相比确实发生了质的区别。

    ２１世纪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第一，就人与环境的关系，发生了从“人类中心论”到“生态中心论”的框架性巨变。新的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的根本特点是人与万物、人与环境共存共生共赢。长期以来，“人类中心论”是人类的行为和思维的指南，人是万物之主，人以“向自然开战”为口号，无偿地占有自然，完全忽视了环境本身的存在意义，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灾变”。“人类中心论”是人类几百年的生活方式，它只是以人为出发点，其核心只是单向度的人的存在和发展。新的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则要求“生态中心论”，“生态中心论”把人纳入到更大的生态的相互关联的系统中，人的发展必须与这一系统的发展相同步相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生态中心论”的典型思维方式。这一变革表明，人类新的生活方式是从更大的框架来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人类的生存是社会史与人类史相互制约的过程，一旦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遭到破坏，人的生存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第二，就人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从主体到主体间性、从区域文化到世界多文化、从区域性到全球通则的总体性变革。长期以来，人作为主体，其存在和生活都局限于单主体、民族文化、区域规则之中，是一个没有放大的主体。在２１世纪，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以前主体只是我们，而我们之外则是客体，而现在大家都是主体，主体与主体之间形成协商、协同和共同发展；二是从区域文化走向世界多文化，全世界不同的文化体系相互并存，相互冲突和融合，人的生活方式再也不是单文化向度，必须考虑到各种不同文化的共存共生共赢；三是人类的行为规则再也不是区域性的而是全球通则的，我们生活在既有民族性区域性，又必须与世界同步、必须以全球通则来规范我们的行为的新世纪。

    第三，就人与技术的关系，形成了技术与人文、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新的框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人的作息方式、视听方式、学习方式、消费方式、娱乐方式等，无孔不入地进入了我们生活方式的每一个方面。任何一件重大的事物本身都会有反面效应，科学技术也不例外。比如“克隆”、“转基因”、“数字化”、“网络”、“ＤＮＡ”等，无论哪一方面，在运用中发生问题，都会对人类的生活方式产生不可逆的影响，这就要求人类必须在更高的层面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起来，使科学技术真正成为人性科技。

    第四，就人与人的关系，在生活方式上发生了个性化、多样化、全球化、世俗化等历史性转向。２０世纪的时代精神是革命和战争，因而人的生存和发展都服从着一个大目标，是以统一性为主而展现的人的发展；而在现代，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物质财富较为丰足，人类进入小康型生活，人的生存更多地展现为个性化、多样化、全球化和世俗化，人的生命价值、生存意义和生活境界，显得越来越重要。显然，人的个性化、多样化、全球化和世俗化与传统意义的人的生活方式有着较大的区别，但这是信息时代、数字化时代、经济一体化时代等所带来的内在的必然结果。毫无疑问，人与人关系的巨大变革会带来对传统的冲击。在这个问题上，江泽民同志高瞻远瞩，提出了“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互为前提和基础”的思想，既反对了社会发展高于人的发展，又反对了人的发展高于社会发展，把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是我们确立２１世纪新的生活方式的指导思想。

　　第五，多种平台并存，多样化多元化多极化，是２１世纪人的生活方式的显著特点。２１世纪是人类生活方式发生极其复杂变化的世纪，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多种平台并存，即自然平台与数字虚拟平台、民族平台与全球平台、民族文化平台与世界多文化平台等并存，世界走向多极多元，全球发展是一个丰富的综合体。由于各种平台并存，因而人的生存视角会有较大的差异，这是多样化生存方式中必然产生的差异。因而在这种多平台的新的生存方式中，价值理念平等具有重大意义。换言之，不能把一种价值理念，哪怕是自认为正确的价值理念强加于人，必须通过协商、协调来沟通不同平台、不同视角的差异，在多样化中各方得到互补发展，而不能独断独行，以自己的价值理念来安排一切。

    总之，２１世纪是人类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的世纪，无论人与环境、人与世界、人与技术，还是人与人的关系都面临着新的问题，传统受到极大的挑战。在这一巨大变革面前，我们应该具有的新的价值理念是人与万物共存共赢。共存，就是人与万物共同存在于一个世界性的统一体和平台上；共赢，就是矛盾的每一方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都从其它各方吸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营养和因子，从而实现共赢。共存共赢，是２１世纪人类新的生活方式的精髓和灵魂。□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２)陈新夏：

    人的素质与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非典疫情的肆虐，引发了人们对生活方式的反思，从反面凸显了确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的重要性。

    非典疫情的发生及其危害是突然而至的，但也有其必然性，与人们不合理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初步的调查和研究表明，正是不健康不文明的生活方式，引起或扩大了疫情及其影响。这些不健康不文明的生活方式的存在，既有历史的根源，又有现实的原因。从历史上看，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生活陋习未能革除而流传至今；从现实上说，伴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一些不合理甚至畸形的消费心理和行为。这些生活陋习及不合理的消费心理和行为，给人们的身心健康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和社会生活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非典不过是其典型的也是突出的一例。摈弃生活陋习和消极的生活方式，确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仅对于预防疾病是至关重要的，也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并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确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一个前提性的工作就是提高人的素质，实现生活方式观念上的变革。即对原有的生活方式及其原因进行反思，在反思的基础上探索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新特点和新要求。

    消极的生活方式，无论是以往流传下来的生活陋习，还是新形成的不合理甚至畸形的消费心理和行为，都有其认识和价值观上的根源。

    从认识上看，主要有两方面问题。一是对生活方式缺乏正确的认识，健康意识淡漠，对疾病疏于防范，在生活习惯上重情感轻理性，重享受轻节制，重经验轻科学，往往不加鉴别地沿袭传统的生活观念和习惯。二是不能正确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缺乏生态意识、环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在生活中不顾及环境和资源的承受力，随意破坏环境卫生、浪费自然资源、食用珍稀动植物，从而造成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和生态失衡，导致生活条件恶化并引发一些新的疾病。

    从价值观上看，问题更为突出。一是在价值取向上重自我轻他人，缺乏社会责任感，缺乏公共生活理念和公德意识。一些人只顾一私之利、一己之便，在公共场所道德失范、行为任意，甚至为了自己的便利以邻为壑，侵害他人和公众的利益。二是在生存态度上重占有甚于重生存。过分看重物质财富的占有和享用，以占有财富的数量作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生活追求上重物质轻精神，从而导致片面的需要定位，引发盲目甚至畸形的消费心理和行为。生活上相互攀比，以炫耀富有为荣，以浪费钱财为乐，暴殄天物，追求奢糜、刺激和怪异的生活享受。

    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受生活方式的直接影响，又归根到底是由人的素质决定的。生活方式的变革，要通过提高人的素质来实现。由于科学认识的缺乏和价值取向的片面性是不合理的生活方式形成之至关重要的原因，确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人的素质，首先应从加强科学认识和转变价值观念入手。

    加强科学认识的关键是普及科学知识和培养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是确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的前提。科学知识作为对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是选择和确立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依据。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首先是一种理性的、符合科学要求的生活方式。要确立科学的生活方式，首先应正确认识生活方式各个因素、环节及其对人的需要的满足、人的身心健康和人的发展的影响。只有科学知识才能回答这些问题，只有掌握了科学知识，才能正确地判定哪些生活方式是健康文明的，哪些生活方式是不健康不文明的，才能在生活方式上作出正确的选择。此外，还要弘扬和培养科学精神。这是因为，任何科学知识都是有限的，是对某些特定事物、事物的特定方面、性质和规律的反映。在某一问题上具备科学知识，并不意味着在其他问题上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只有具备科学精神，才能从根本上提升人的科学素养和认识境界，才能真正使人能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自然、对待生活，走出生活方式上随意和盲从的误区。

    转变价值观念的核心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确立合理的生存态度。生活方式作为人们日常物质与文化消费活动的方式，其内容的选择和确定从根本上取决于人们的生存态度特别是需要定位，而人们的生存态度和需要定位则是由其所遵从的价值观决定的。价值观标志着人对自身及自身与他物关系的根本看法，决定着人怎样看待人生，对生活有怎样的理解、怎样的要求和期望，决定着人的生活态度，包括他的利益观、幸福观、金钱观、消费观。以正确的价值观为指导，确立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统一的积极向上的生存态度，才能正确理解生活的意义，才能确立合理的需要定位，才能培育高尚的生活情趣和生活追求，才能以健康文明的态度对待生活、设计生活、创造生活、享受生活。

    确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还要在加强认识和更新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其基本的特征。随着时代的进步，当今社会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必然会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和内容，这有待深入研究。但总体上说，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应具有一些基本的特征。

    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应是有利于人的发展的生活方式。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也应是人们在生活中追求的目标。人的发展既包括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人的能力和个性的充分体现和发展，也包括人的需要的满足和身心的和谐与健康。因此，有利于人的发展的生活方式，应有利于满足人合理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和身心的和谐发展，有利于人的精神追求和精神境界的提升。

    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应是人与他人和社会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作为物质与文化消费活动的方式，不仅关系到消费主体需要的满足，也涉及到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必须是在满足人自身需要的同时，亦有利于或至少不影响他人和社会利益的生活方式。在这种良性的生活方式中，人们之间互不侵害，相互依存又相互帮助，既能维系正常的生活秩序，又能融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人与人之间和谐交往的生活氛围。

    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应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活方式。人在生活中必然要与自然环境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要干预和影响自然。然而，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影响及其程度是不同的。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应是关爱自然、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绿色”的生活方式中，人的生活与自然物的生存并行不悖，人改造、利用自然又保护自然，二者始终处于良性循环的持续发展的过程中。□

    （作者：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院长、教授）

    (３)金盛华：

    文化的塑造与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何为“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可以用两个基本的标准来判定。第一个标准是行为是否是建设性的，即对行为者自身和社会造成的后果是否良性。如果一个行为对个人和社会主体的后果都是良性的，则就是建设性行为，是“健康文明”的，其对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会起支持作用。

    个人和社会两个主体的利益走向有时是一致的，如礼貌、卫生的行为方式对个人和社会环境都是有益的。但有时二者可能是对立的，如一个人愤怒或郁闷时砸公共电话亭作为发泄，对当时个人情绪平衡的作用可能是积极的，但对社会却是破坏性后果。为此，当个人与社会利益相冲突时，必须以社会利益作为判断行为是否“健康文明”的标准。这就引出“健康文明”的第二个标准，即“社会亲和”标准。具有社会亲和特征的行为，是“健康文明”的，否则就是“反健康文明”的行为。一种行为无论怎样有益于自己，如随地吐痰、乱扔乱弃垃圾，如果对周围人群有不利影响，那就必定是“反健康文明”的行为。

    在一定意义上讲，“健康文明”的行为或生活方式是由文化来塑造并维持的，文化如果不能发生实质的改变，文明建设的步伐必定是缓慢的。而且，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的实践表明，有关经济发展自动带来文明的普遍进步的设想并没有得到证明。

    文化在本质上是影响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和行为选择倾向的观念和物化环境的历史沉淀和社会现实的总和。当一种行为或现象普遍到被人们参照，并影响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和实际行为选择时，它就成为了文化。开车“任我行”而得便利，遵守规则的人会感到吃亏；偷漏税不受制裁，诚实纳税的人会心理不平衡。除非一个人已经确立了牢固的个人行为准则和信仰，不然他很快会参照环境并与环境同步。虽然这些行为在理性的判断标准上都是“不文明”的，但它们已经成为一种参照背景，已经是一种文化，实际做出这些行为的个人并没有直接的心理压力。

    自然，当一种健康文明的观念或行为方式普遍到被人们参照并成为文化时，它的作用就是良性的，有利于人们养成“健康文明”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凯里市是一个规模不大的边区小城，但凯里人开车不鸣笛，过街一定走斑马线，出租车载客必须到斑马线才能下车。凯里人都知道，如果有人过街不走斑马线，一定是外地人，可能是像笔者这样来自大都市的人。凯里市地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天涯一隅，却树立起了明显超越某些都市人的普遍交通规范意识并养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其在这一方面的文化走向和文明发展，已经足以让一些都市人汗颜。

    文化有其自身的惯性，只有当社会机制的运行有利于引导人们“健康文明”的行为或生活方式养成的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时候，文明才获得实质的进步，已经形成的文明才会作为一种文化要素在不断塑造高素质公民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文明发达的社会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文明的发展和保证是建立在一种有效的、经常性的矫正机制基础上的。

    在发达国家有较长生活经验的人知道，法规不仅是规范，更是随时跟随你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以开车为例，如果你违规停车一小时以上，那被罚款的可能性几乎是１００％；超速开车的人有一个共同经验：早晚一定会吃罚单；如果你不小心出现闯红灯或遮挡消防栓的过失，那一定会被重罚，等等，就好像警察跟着你开罚单似的。笔者一次晚上在市内开车忘记开灯，没有开出１０００米，即被两辆警车迫停。而且，罚单不被重视和支付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它会随时间推移等比级数上升，到一定的时间还不支付，那监狱已经为你做好了准备。

    相信，我国的有车族经验是高度不同的。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吉林市居然出现一位持二百多张罚单依然开车的卡车司机。显然，即便已经被罚，处罚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真正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在北京，随着节日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法规执行力度的淡化，２００３年新年和春节烟花爆竹的燃放在某些地区已经明显增加到形成气氛的程度。可以预计，如果北京市在即将来临的新年和春节不能保证爆竹燃放规定继续实施的有效措施出台，届时烟花爆竹的燃放会更加普遍，并最终使一个经过艰苦努力形成的新的概念和规范重又烟消云散。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从严格到淡化的过程，造成了一种文化理念的破坏，使人们相信，规范存在的实质意义仅仅是你是否会被“逮住”，是否会为犯规付出代价。在实际生活中和我们目前执法的过程中，不被逮住的可能性，远比被逮住的可能性大，而且，即便被逮住了，还可以利用各种力量干预。违规行为肯定地满足了需要，带来益处，而是否会为之付出代价却是极不肯定的。从而，我们面对法规心存侥幸发展为相对普遍心态，我们的文化中也相应孳生出了规范相对性概念。汽车喇叭禁鸣也好，超速也好，矿山的安全检查也好，禁止大吃大喝和贪污腐化也好，无论职能部门甚至中央怎样三令五申，党政齐抓共管，结果常常不是使问题得到解决并引导社会回归正常和理性轨道，而是“敌退我进，涛声依旧”，甚或愈演愈烈。因为“毛毛雨”行动不仅让违规的人们顾忌减弱，也让没有违规的人在“风声大，雨点小”的执法事实中学会违规。既然违规带来好处而又未必付出代价，何乐而不为？

    一个社会文明的进步是一个综合工程。前文所述仅仅是与“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养成关联的几个重要侧面，限于篇幅，其他一些重要内容未能详细论述，如社会需要主流榜样群体引导社会文明的良性发展，社会需要建立设计良好并经过实验被证明有效的“程序激发”机制，使社会的运行处于有效的全程管理之中，而不是仅仅靠“事件激发”机制来应急。只有社会的各个侧面和谐协调，使社会的基本走向是良性的时候，社会文明才能得以顺利发展。□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４)李  强：

    人口高密集居住与新的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此次ＳＡＲＳ的打击告诉我们，人口高度密集的居住方式是有很大风险的。仅从北京的情况看，１９４９年北京常住人口２０３．１万，１９６９年７６７．６万，１９８９年为１０２１．１万，到２００１年底，加暂住人口，为１３６６．６万。这是统计局的数据，实际数字还要高一些（笔者曾用“挨门挨户”的“列举方法”证明，北京的暂住人口比统计数字高）。按照这样的速度，国际上对于北京人口的一个估计认为，２０１５年为１９４０万人。目前，北京市城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２７４９０人，稠密街道如：天坛街道每平方公里５３３９６人，椿树街道每平方公里５０７０４人，这还只是计算当地居住人口，不包括每日流动人口。巨大的人口压力使我们在城市化的建设上，不能不采取高度密集的居住方式。

    一方面，人口高度密集的居住方式无法避免，另一方面，高密度的居住又容易受到流疫等的严重威胁，那么出路何在呢？这就要求我们不得不改变生活方式，或者说学会和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北京是全国的首善之区，在提倡新的生活方式方面，北京应该带头。

    说到人口高密度居住的生活方式，就不能不想到我们的一些恶劣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习惯。比如随地吐痰。抨击中国人吐痰之弊端从２０世纪初叶开始，算起来也有将近百年的历史了，然而，迄今仍然是去不掉的劣根，由此可见改变生活习惯的难度。世界上对于吐痰惩罚最严的和治理最有成效的莫过于新加坡，新加坡以华裔人口为主，并且是人口高密度居住。可见只要治理得当，华人完全可以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关键还在于管理。

    新的生活方式的意义十分重大。我们的人口多，人口行为的累积效应也就强，如果每一个人都放纵自己的不文明、不卫生的行为，累积起来的效应就是一场灾难。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学会新的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累积的效应就是巨大的社会进步。对此，我以下列几个方面为例加以分析。

    １．餐饮方式问题

    众所周知的是，我国长期以来在公共活动的餐饮中，多数人是采取合餐方式的。所谓合餐，就是一群人围着餐桌，各自用自己的餐具直接获取食物；有的人为了表示热情和友好，还用自己的筷子为客人夹菜。从卫生角度看，合餐方式常常导致疾病的传染。对于那些通过唾液、消化道传染的疾病，只要在座的有一个人患此病，其他人就可能成为受害者。分餐制的好处不仅仅在于预防疾病传播，同时也能够避免浪费。在合餐制度下，国人总是习惯于剩下一些食品，其结果是巨大的剩餐浪费成为世界之最。推行分餐制当然困难很多，但是，我们认为，真正的困难只有一个，就是群体规范的压力。一方面由于缺乏相应的提倡和规定，部分人即使有分餐的想法，往往也无法实现。而更重要的是，在全社会的观念没有转变的情况下，提出分餐的人往往被他人视为对别人不信任，这种群体规范导致的心理压力使得分餐制只能停留在一个很抽象的层面，谁都“不能提，不敢提，提了也没用”，最后就走向“不想提”了。因此，推行分餐制度，最重要的是打破这种长期习俗形成的群体压力，这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树立分餐制是文明用餐方式的观念。分餐制包括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各餐饮店要配备公用筷（匙）；第二种是由服务人员将食物分配给各用餐者食用；第三种是自助餐的形式。

    ２．城市垃圾问题

    垃圾问题最能体现人口高密度聚集的社会后果，如果每个人都乱扔垃圾，其结果就是一场灾难，如果每个人都养成良好习惯，就是最有效地治理垃圾问题的途径，这比增加环卫工人人数要有效得多。

    我国城市在处理垃圾的制度和习惯上，有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余地。第一，严格按照社区规定的时间、地点投放垃圾。我国多数城市现在是允许居民每天投放一次垃圾，而世界上发达国家一般是一周或每隔几天才允许投放一次。这就要求居民养成良好的处理垃圾的习惯。第二，要严格做到“封闭式”。过去，北京的垃圾是不封闭的、暴露的，近年来逐渐改为居民自装塑料袋。近日，北京城市管理部门要求多层楼房要封闭垃圾道，改为塑料袋装放在楼前，由环卫部门运走。但是，居民自己用的垃圾塑料袋容易破损，实际上也仅做到了半封闭。应从有条件的单位、个人开始，逐渐推广封闭严实的专用垃圾袋，实现城市垃圾的全封闭管理。第三，要做到投放垃圾数量与交纳垃圾处理的费用挂钩。目前，我国城市垃圾处理普遍存在“搭便车”的现象，即每月的垃圾费是固定的。这样，人们投放多少垃圾，都不会增加费用。按照“公地灾难”理论，人们就会倾向于多扔垃圾。由于人口高密度的聚集效应，多扔的垃圾大大增加了城市的负担。我们知道，在世界上很多城市，管理部门用销售特殊标致垃圾袋的方式，控制垃圾数量与费用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国的城市垃圾从粗放管理转向精细管理还大有改革的余地。第四，垃圾分类处理。垃圾分类处理可以大大减少垃圾的数量，垃圾的分类处理需要政府管理部门和居民双方面的配合。应广泛设立专人管理的分类储存箱，比如废电池回收箱、塑料制品回收箱、金属制品回收箱等。环保、回收部门应提高回收废纸、电池、易拉罐、塑料等的价格，对于回收废品给予价格补贴，这样会促使人们对垃圾分类和回收再生物品的积极性，从社会效益角度计算是非常划算的。政府、机关、学校等应在垃圾分类中作出表率。要在幼儿园和小学课本里加上有关垃圾分类的内容。

    ３．城市饲养小动物问题

    尽管在饲养小动物的问题上争议很大，但是，从人口高密度的特殊性看、从我国城市面临高风险这个大局看，我国大城市还应严格限养小动物。也许，等到我国人口降低到适度规模时，可以重新放松限养。当然，限养的方式可以采取经济杠杆调节等手段。

    ４．其他卫生习惯

    与人口高密度相适应的卫生习惯是多方面的，不仅是上述的随地吐痰问题、垃圾问题等。这就要求对于它的治理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单方面的。在这种治理中，首当其冲的是地方政府要负起责任。一些城市的脏、乱、差，首先源于城市建设的脏、乱、差，私搭乱建满目皆是，一些乡镇建设几乎失去控制，任由居民扩建宅基地。当然，居民也有责任。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一方面应采取严格的规定和奖惩制度，另一方面也要教育广大民众。不仅要教育成年的居民，而且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建议在幼儿园、小学、中学的课程、教材里增加讲卫生、爱整洁、遵守城市规范方面的内容。同时，还要注意学习国际的经验，特别是日本的经验。日本人口密度比我们还高，日本东京人口２６５１．８万人，数量和密度均为世界城市之最，到２０１５年估计为２８７０万人。由于日本人有良好的卫生习惯，所以并没有因为人口密度高而出现脏、乱、差，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学习。□

    （作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５)许  燕：

    社会－心理－生理整合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依据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界定，健康是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功能的完好状态。在这次与ＳＡＲＳ的搏击中，充分证实了现代人类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是一种社会－心理－生理整合的结果。

    ＳＡＲＳ以凶猛的势态冲击了人类，它在社会、心理、生理（医学）等不同领域里产生了强大的共振，这致命一击在于它全方位地直逼人类的健康理念，人们从中切实地体会、意识到当人类面对突发事件（如ＳＡＲＳ）时，会产生种种心理压力，从而出现认知、情绪、生理和行为四方面身心交互反应。首先，紧张或压力容易导致认知失衡与偏差。其次，紧张容易导致情绪不稳定。再次，心理紧张会引发身体免疫力下降。最后，心理紧张容易导致行为失调，易出现如抢购等从众行为、自伤等异常行为。由此可见，当人们面临危机事件时，会引起许多身体和心理的异于平常的反应，出现不健康的身心综合特征。依据社会心理学规律，每一次的社会危机事件都会引发公民的社会心理动荡，使个体的生理、心理、社会适应功能产生上述很大的变化。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信任被视为社会稳定和个体健康的基础，社会信任感的降低常发生于突发危机事件或无法预期的社会情境之中。突发事件对个体产生的消极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易感群体或弱势群体中，这类群体的特征是心理健康程度低，表现为社会阅历不足、个性脆弱、心理承受力差、社会适应力低、社会支持系统不完善等。ＳＡＲＳ以其突发性、威胁性击中了身体免疫力低的生理易感群体，也同样冲击了心理健康程度差的心理易感群体。在ＳＡＲＳ期间，以整合健康为指标划分出了两类人群，一是社会、心理、生理免疫力强的群体，他们临危不惧，冷静思考，情绪乐观，身体健康等；二是社会、心理、生理免疫力弱的群体，他们表现为临阵脱逃，听信流言，惊惶失措，身体欠佳等。

    ＳＡＲＳ让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功能全面健康理念进入人们关注的视野，也沉淀到人们的价值体系中。社会心理学研究证明，社会的急剧变化与动荡会导致价值观的演变，而价值观又会直接决定公民的社会态度与行为，决定人们全面健康理念的确立。ＳＡＲＳ的出现，呼吁中国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应急与危机处理机制，其中作为社会心理预警系统的建立，就是心理健康的重建工作。这一工作需要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１．社会价值观的崇尚

    价值观的分化与变化常发生于社会危机与动荡时期，ＳＡＲＳ的出现，让我们开始反思人生的价值。危机时刻的到来，也是考验一个人的最好时刻。我们的价值取向在这一时刻会毫无掩饰地显露出来，有人舍生取义、有人临阵溃逃，价值观的分化与冲突明朗起来。在抗击ＳＡＲＳ这场战役中，我们深切感悟到公共健康意识是我们共渡危机的重要基础，它体现了崇高的社会责任感，而提升社会责任感就是我们心理健康重建的主导价值理念。

    ２．民族精神的重构

    危机是检验我们民族精神的时刻，ＳＡＲＳ让我们又一次反思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品质。ＳＡＲＳ的肆虐一度近乎摧毁了我们的意志，在这时我们最需要的是民族精神的支撑与重振。在与ＳＡＲＳ的抗战中，我们看到了精神与科学的力量，看到了信念的力量，更考验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在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社会时，我们呼唤着优秀的中华民族精神，它是我们战胜ＳＡＲＳ的强大武器，是我们国家发展与强盛的推动力，也是我们健康生活理念中的核心内涵。

    ３．健康观念的扩展

    ＳＡＲＳ使我们意识到，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养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功能全面健康理念的确立。对“健康”的理解不应仅限于生理层面上，而应从生理、心理、社会适应的完好状态来理解“健康”，“立体健康观”必须深入人心。同时，ＳＡＲＳ还使我们意识到，健康已不是局限于个人的事情，它也涉及到公共健康系统的问题。个体的健康水平会影响到大家的健康，反之，大家的健康也是个体健康的保证。这里健康又被附加上了社会连带性的新内涵。ＳＡＲＳ使公众更加意识到，一种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不仅对个体生存与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也成为整个人类未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４．公民教育的完善

    首先，要加强国民科学素质的培养。科学精神成为我们战胜ＳＡＲＳ的法宝，科学素养教育使公民不仅具备科学的知识，更要有科学生活的态度。第二，要加强社会道德素养的教育。社会道德是一个内涵广泛的教育领域，它包括公共意识、职业道德、社会职责等方面。我们社会道德教育的关键在于提高公民社会道德的效能，在关键的时刻能遵从公共利益与社会法则，顾全大局、承担责任，舍己就义、无私奉献；而不是顾及私利，逃避责任。第三，要加强应急能力的培养。危机时刻个体的反应是不同的，有人沉着应战，有人惊惶失措；有人思维混乱，有人准确决策。这都体现了人们应急能力的强弱。应急教育在以往的国民教育中被忽略，导致危机来临时，公众出现盲从、愚昧、反科学行为等。让公众了解各种科学的应急知识与技能，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

    总而言之，ＳＡＲＳ给人类带来了灾难，也给我们带来反思，它告诉人们现代人类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是一种社会－心理－生理的全面健康。□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