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前几日，一起“74名嫌犯伪造矿难，故意杀害17人骗取赔偿款”的案件引发关注，昨日又曝出云南盐津一村40多人牵涉同样的“盲井式犯罪”。如此骇人听闻的犯罪，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不断上演。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人性暴露出如此的丑恶面？有没有办法让这样的事件不再出现？

要点速读

1随着各类福利保障、抚恤金、保险等的完善，人命已经“越来越贵”，“盲井式犯罪”可能会变得更加多元化。

2人类历史暴力减少的历程，是伴随着启蒙运动扩散而发生的，减少恶行的发生人们需要观念上的洗礼。

仅靠执法、管理层面的改变，不足以杜绝“盲井式犯罪”

电影《盲井》中，犯罪者（右）骗受害者（左）认他为亲戚，在矿井里将其杀害后骗取赔偿

所谓“盲井式犯罪”，指的是“将人骗至煤矿干活，在煤井下将人杀死，然后伪造成事故、冒充死者亲属向煤矿骗抚恤金”，这么一个犯罪手法，并不复杂，但简单的文字描述已经反映出这一手法的残忍。这一犯罪手法得名于2003年出品的专门描写“杀人伪造矿难”的知名电影《盲井》，取材自上世纪90年代的真实新闻。类似手法的案子在当时有很多，如1998年徐州市公安机关侦破的震惊全国的“8.25”特大系列杀人案。有60余人的该团伙，从1995年到案发，先后在江苏徐州、山西省、河北省、山东省、辽宁省等地疯狂作案，共杀死100余人，骗取煤矿的抚恤金200余万元。这类案件曾沉寂了一段时间，但或是由于2005、2006两个“矿难年”之后赔偿标准的大幅提升和对生产事故的严厉问责，到了2007年，这类案件又呈多发之势。

“盲井式犯罪”的目的当然是为了钱，根据近年的生产事故赔偿计算标准，死者的赔偿金可以达到60万左右，这对犯罪分子拥有巨大吸引力。但不可能因为有这种犯罪手法而削减赔偿金，那是因噎废食。在不少人看来，问题关键在于矿难事故上报制度不完善，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如法学专家江国华所说，“发生一起上报一起， 每一起都必须在检察机关监督下，通过侦查确定其原因，形成安监、检察、纪委同时介入监督的机制。”

不过这样未必能解决问题。我们曾经在《杀人伪造矿难何以经久不绝》中分析过，导致案件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产事故“死亡指标”，逼得企业为了达标拼命瞒报，用私了的方式“息事宁人”，对犯罪分子反而成了“激励”。

即便从管理、制度等方面入手，严格执法，一时减少了煤炭领域的“盲井式犯罪”，这也是从“器”的层面来应付问题，无法根治。其实，“盲井式犯罪”之所以引发关注，很大程度是因为其犯罪的场景、手法很容易让人形成鲜明的联想并感到恐惧，本质上还是属于“杀人骗保、骗赔偿”这个大类。随着各类福利保障、抚恤金、保险等的完善，人命已经“越来越贵”，“盲井式犯罪”可能会变得更加多元化。

光解决贫穷问题，同样也不足以扭转“人性之恶”

“盲井式犯罪”的作案者，主体是一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有人说，中国农村的问题，根子都是贫穷问题，如果不是对财富有巨大的需求，不会冒着被法律制裁的危险去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这种说法肯定是有一部分道理的，但不能解释全部。像昨日被曝光的这个有40余人涉案的云南石笋村，虽然是省扶贫办确定的贫困乡镇，但真正让部分村民走向犯罪的，是赌博。据重庆晨报报道，当地知情人表示主犯艾汪全“输的钱，最少都有上百万”，赌输后便进入“恶性循环”，借高利贷。为尽快还上高额赌债，艾汪全等人就开始利用曾在煤矿干过的经验，做起了杀人骗赔偿的勾当。艾汪全等人在当地风评非常差，“被抓的这些人基本都是不务正业的，不少人都是在外面吃喝嫖赌。”

云南石笋村村委会门前，当地政府就”盲井“犯罪所发的公开信

石笋村肯定有很多未曾犯案的好人，他们同样贫穷，但他们不会去赌博，更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反过来说，给艾汪全等人一大笔钱，也很可能会因贪婪、欲望而堕落，同样走向杀人骗财的不归路。

解决贫穷问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一个地方的环境和习气，但“人性之恶”有很多成因，贪婪、懒惰等只是其中的几种。比如前年北京城乡结合部有过一个轰动一时的恶性事件：三个光背少年疯狂殴打一名男孩，拳打脚踢、拿石块砸、往头上撒尿。这种做法很残忍，但跟贫穷没有直接关系，让人们处于“丰裕”的状态并不足以扭转“人性之恶”——尤其在恶人并不觉得自己有多“罪大恶极”的时候。

在道德标尺出现偏差的情况下，人会合理化自己的恶行，改变这一点需要培育内心的“善良天使”

电影《盲井》中，有好几个场景试图传达两个杀人犯是如何看待自己恶行的：比如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贪官贪几百万被抓的时候，会说“崩了他一点都没问题”、“跟自己村支书一样贪”，言下之意是自己杀了人只骗取几万元就不算什么；两个杀人犯会提起自己是为了儿子、媳妇，支持儿子念书、家人的生活，然后就能发现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当他们打算把王宝强扮演的16岁男孩弄死骗取赔偿时，会“按规矩”安排送行饭、送行酒，甚至找来妓女给男孩“开荤”，以此让杀人行为显得不那么伤天害理。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道德标尺出现了偏差。按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的研究，作恶者会想方设法“屏蔽自己的道德”，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当他们犯下恶行时，起实质作用的是心里的恶念，如《盲井》中一位犯罪者唐朝阳说的“我管他大人小孩儿呢，能挣钱就中”“谁挡我的财路，我就收拾他”，但这时候他已经不会觉得自己做得有什么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在普通人眼里看起来非常骇人、非常伤天害理的恶行，他们自己已经完全无所谓。当一个人被“人性之恶”支配的时候，填补他的欲望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了。

《盲井》中扮演正直16岁男孩的王宝强

但“人性之恶”是有办法扭转的，近年备受关注的一本著作，斯蒂芬·平克的作品《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告诉了世人抵抗邪恶的办法：培养人们的同情心、自制力，树立道德和禁忌，培育理性精神。这一切是需要经历观念洗礼——或者说观念革命才能出现的。这正如人类历史暴力减少的历程，是伴随着启蒙运动扩散而发生的。

事实上，在电影《盲井》之中，就已经提到了这样的因子。王宝强扮演的16岁男孩元凤鸣身上体现出来的正直、好学、对家人的关爱，乃至对骗他的人所流露出的真诚，让其中一位杀人犯感到了同情，最终引发了犯罪者之间的内讧，使得元凤鸣幸运活了下来。这正是平克所强调的情感的作用。

然而，正如资深媒体人黄章晋曾经指出的，“盲井式犯罪”的地域特征实际上源于一种特殊的社会危机，即“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完全无法融入现代社会”。具体来说，外部的繁荣已经让这些地区无法固守原来的封闭生活，旧有的秩序土崩瓦解，但这些地区的人又没有能力融入外部繁荣中，于是滋生出各种灰色手段。换言之，他们是被现代社会遗弃的一群人。给他们带来良好的法治、公平的分配秩序都不够，农村人需要的，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观念革命，培养他们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具体的措施，需要包括更加广泛、更高质量的教育（尤其是通识教育），与城市文明的充分互动，民主实践，共同建设社会财富和公共秩序，等等。

以西欧谋杀率为代表，斯蒂芬·平克指出，随着启蒙运动的发生，人类的恶行在不断减少

仅靠执法、管理层面的改变，或者给农村人带来财富，都不足以杜绝“盲井式犯罪”。扭转人性之恶，需要培育出人们内心深处的“善良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