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冤案当事人讲述刑讯逼供细节 曾遭“吊打”和电击

刘吉强翻看18年前的相册，如今52岁的他头发已经掉了一多半

刘吉强的照片定格在入狱前的34岁

　　52岁的刘吉强带着无罪判决书回到家中，父母都不在家。有时，他感觉像回到了18年前，因为屋里的家具摆设都没变。

　　18年前，警察将他从家里带走时，父母也不在家。那会儿，父母跟他一起生活，在他出事时碰巧出了远门。18年后，他青春不再，头发掉了一大半。他的父亲去年已病逝，85岁的母亲患癌，正在医院病床上喘息。

　　改变刘吉强命运轨迹的是18年前的一桩命案。1998年2月14日，吉林省吉林市某小区内一名女子被害。刘吉强被指控为凶手。2002年，吉林市中院认定刘吉强犯故意杀人罪，判其死缓，2003年，吉林省高院终审维持一审判决。

　　这起错案最终得以纠正。今年4月19日，吉林省高院开庭重审此案，检方当庭建议改判无罪。10天后，刘吉强无罪获释。

　　出狱一周后，刘吉强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他说，对社会很陌生，还在缓慢适应，“这18年失去最珍贵的是青春，这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谈及未来，他说要先考虑的是申请国家赔偿和督促追责，“别的来不及去做，也没时间去设计。眼前最紧要的事是照顾我母亲。”

　　“最遗憾的是，我出来了，父亲却没了”

　　北青报：4月29日，法官来到吉林监狱宣判。你对“无罪释放”这一天有预感吗？

　　刘吉强：头天晚上，我睡不着，因为后天30日就放假了。我有预感明天会宣判。那一宿没怎么睡，第二天果然来了。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肯定是无罪。再审庭审时，检方态度和律师辩护、我的自辩都是相一致的，都认为无罪，法官也没提出新的东西。这个结果没有悬念。

　　北青报：在这之前，你就有信心肯定能翻案吗？

　　刘吉强：两年前，媒体第一次报道了我的事，我姐还带来报道的复印件。从那天起。我觉得改变我命运的时候到了。不管面对多么强大的势力，只要这个案子是错的，一旦被公开曝光都包不住，整个社会都会关注到，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翻案。从那一刻开始，我的信心和希望倍增。再有阻力，也没有社会正义力量强大。翻案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

　　北青报：无罪判决书拿到手，你心里是平静的，还是激动的？

　　刘吉强：比较平静。我的心理预期达到了。这是必然的结果，不是意外的惊喜。但我不敢跟亲人拥抱，怕眼泪控制不住。我上了车，换下监狱的衣服，然后回家，在楼下洗了个澡，洗去晦气。立刻就去了医院，我想尽快去看病重的母亲。

　　北青报：母亲跟你有交流吗？

　　刘吉强：我出狱当天，她的状态有点好转。我跟她说：“我是吉强，我回来啦。”她抓着我的手说：“妈的病好不了了。”现在她大部分时间处于昏迷状态。

　　北青报：当年警察上门把你带走时，你有没有想过，会卷进这个案子18年这么漫长？

　　刘吉强：没有。警察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丝毫思想准备。我还在过着正常人的生活，比如：被抓前一天，冰箱坏了，我还在打电话约人上门维修。

　　北青报：出来之后，有什么遗憾？

　　刘吉强：最遗憾的是，我出来了，父亲却没了，他到去世，我都没见上他一面。他是去年的8月去世的，我没有机会在他面前尽孝。好在这次出来母亲还在，稍微有一点安慰。

　　“没有刑讯逼供， 我不会自诬有罪”

　　北青报：判决书提到：经再审查明，原裁判认定系刘吉强杀死被害人郭某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有罪供述“难以排除刑讯逼供的合理怀疑”。你怎么看？

　　刘吉强：判决书说得非常透彻，案子错就错在有罪供述上。是办案人员逼我承认杀人的。当时在刑警队，被刑讯逼供的七天七夜是一段生不如死的经历。

　　北青报：你的意思，这个错案的产生问题主要出在侦查阶段？

　　刘吉强：根本原因就在于侦查阶段，警方把我带到看守所以外的地方，七天七夜、150多个小时。办案人员对我非法羁押、连续审讯，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不让睡觉，利用刑讯逼供和引供诱供的非法手段，捏造五份所谓的有罪供述。刑讯逼供是造成这起冤案的主因。没有刑讯逼供，我不会自诬有罪，没有引供诱供，我至今都无法知道案发现场的情况。

　　北青报：怎么打你的？

　　刘吉强：拳打脚踢、扇耳光都是轻的。警察用手铐把我挂在头顶一根钢管横梁上，有时还用绳索把脚托起，身体悬空。这叫“吊打”，又叫“上大挂”。“吊打”的时候，你没有反抗能力，也没法躲。

　　大部分时候我是被电击，这是拳打脚踢所造成痛苦的很多倍。我身上神经敏感的两侧腋窝、生殖器、后背颈椎，都是重点打的地方。每一次电击，我的身体都会颤抖。我能看到皮肉被电火花烧焦，冒出蓝烟，能闻到皮肉焦煳的气味。进看守所后，我的前胸后背，全身大面积的点状灼伤，当时同号在押人员和管教都可以证实，他们还写过书面证明或出庭作过证。我还记得，有个警察用茶缸盖揉按我的两侧软肋，那种剧痛无法忍受。还有一个警察，先往我身上浇水再电击，水能导电，疼痛加倍。

　　北青报：从口供材料看，你一开始并没有承认杀人。如果一直不招会怎么样？

　　刘吉强：那有可能就打死了。

　　北青报：你怨恨对你刑讯逼供的警察吗？

　　刘吉强：如果不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就不能维护司法的公正和尊严。

　　“这个世界光明肯定比黑暗多”

　　北青报：听你姐姐说，你在狱中“伏法不认罪”，一开始还拒绝减刑？

　　刘吉强：在监狱要参加劳动，干活挣分，达到相应标准，监狱才给报减刑。开始是有拒绝减刑的想法。但人在监狱，怎么都要服从管理，不服从会有各种强制措施。我在狱中服从管理，先后四次减刑：死缓改判无期徒刑，无期改判有期徒刑19年，再减1次一年五个月，又减1次一年三个月。但始终没有认罪，也没有停止过申诉。

　　北青报：你在狱中写了多少申诉材料？

　　刘吉强：我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是在写申诉书。记不起来写了多少，堆起来可能有一米高。

　　北青报：你的案子，吉林省高院曾撤销原一审判决，发回给吉林市中院重审。重审一审和二审环节，给你辩护的有退休的省检察院检察官杨玉波、省高院原副院长冯守理，但二审最终维持“死缓”。当时有预料到这个结果吗？

　　刘吉强：他们都是曾经的执法者，有一定法律素养，都会见过我。我对他们有一定的信心。辩护力量很雄厚，但最后还是输了。这说明遇到的阻力非常强大。只能说，正义的力量，当时受到了制约。

　　北青报：有没有想过放弃申诉？

　　刘吉强：从来没有，哪怕一闪念都没有。我的信念非常坚定。因为事情确实不是我干的，早晚会水落石出。我相信，这个世界光明的一面肯定比黑暗的一面多。我始终没有失去信心。我相信社会在进步，司法环境在改善。在狱中，我身边也有狱友喊冤的，我用我的信念鼓舞过他们。

　　北青的：困难的时候，哭过吗？

　　刘吉强：我没有为自己掉过一滴泪。在监狱里听说父亲没了的时候，我哭了，眼泪完全停不下来，这是任何人无法抗拒的。

　　北青报：你在监狱里过的生活怎么样？

　　刘吉强：物质上能吃饱穿暖，但监狱不能保证你吃好，只是有限度、有条件的满足需求。我在监狱时，家里省吃俭用，每月会给我存点钱，这些钱可以用来改善生活，买些水果，方便食品、日用品等。没出事时，我的身体挺好，在监狱呆了这么多年，感觉还是有些毛病。我知道我的脸色不健康，有时候脸白起来像蜡。

　　北青报：在狱中服刑有没有爱好？

　　刘吉强：我连烟也不抽。大部分时间在学习法律知识，写申诉材料。监舍里有电视，白天要干活，晚上就寝之前能看一会，我看新闻频道、法制节目多，最关心的都是冤案的情况，比如聂树斌案、呼格案、陈满案。

　　“那些人触犯刑法了，就应该追责”

　　北青报：这次再审开庭时，你准备讲自己被刑讯逼供的过程，但是被法官制止了。你怎么想？

　　刘吉强：律师和我沟通过，提醒我顺利把庭开完。我憋了一肚子的话，准备了很久没有说出去，心里非常郁闷。我不想扰乱法庭秩序。那时我想，这是一次面对公众的机会，我不想放弃，但是受到阻拦后，我想法官有某种理由不让我说，所以就没坚持我的想法。我当时想，以后我还有很多面对公众的机会，我总要把我的亲身经历公布在阳光之下。

　　北青报：现在重获自由已经有一段时间，考虑过国家赔偿的事吗？

　　刘吉强：国家赔偿是理所应当的。我目前还有一段时间去适应社会。脱节太久，我对现在的社会很陌生，恐怕需要很长的时间去适应。可以说，我现在还不是一个正常人，无论身体还是心理上，还是一个病态的状态。过段时间，我会正式申请国家赔偿。

　　北青报：你对冤案追责怎么看？

　　刘吉强：首先，不能让违法者逍遥法外，其次，应该给手握公权力者一个警示，与蒙冤者遭受的损失比，现在一些冤案追责的程度差得太远。我认为我的案子也应该追刑责，有关人员要受到刑事追究，而不仅仅是警告、处分这种程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犯法了，触犯刑法了，那就应该依法追究刑责。

　　北青报：你还相信法律吗？

　　刘吉强：相信法律，但不相信执法者。

　　北青报：可是，你的案子也是靠执法者纠正过来的。

　　刘吉强：（沉默）这个纠正来得太晚了……我感谢纠正这个案子的人，我尊重他们，但我的怀疑和不信任，是针对的这个群体。

　　“这18年失去最珍贵的，是我的青春”

　　北青报：18年前，你过着怎样的生活？

　　刘吉强：卷进这个案子时，我正在做股票投资。当时年轻力壮，各方面都是最好状态。那时候我的性格很开朗，不像现在这么压抑和自闭。

　　北青报：你觉得这18年你失去了什么？给你带来了什么？

　　刘吉强：这18年失去最珍贵的，是我的青春，这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这18年是一段空白，本来可以做很多事。我失去了对社会的安全感，我不再相信那些执法者。

　　这件事带给我的只有痛苦，给我的家庭带来的是巨大伤害。我亲人在外边，比我在狱中更煎熬。我姐姐过去身体没什么毛病，但因为给我申冤的过程屡受挫折和打击，让她得了严重的心脏病。我父亲也含恨离世。如果我在家，他不会走这么早。母亲现在也病得很重。他们这18年过得太苦闷了。

　　我现在除了去医院照顾母亲，基本都在家里呆着。我只跟亲人说过话，就算跟医院的护士，也不知道怎么说话。我就像一个外星球来的人，有心理障碍。出门买点东西，都得有人陪着。我也不会用网络，手机只会简单地接听电话。

　　北青报：如果18年前没发生这桩事，你的人生规划会是怎样的？

　　刘吉强：起码是正常的，一个自食其力的人。能够做一点事情，会有一定的经济基础，18年前我就比一般人强，18年后我也不会比别人差哪去。最主要的，我能够尽到子女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北青报：出狱之后，有人来找过你吗？

　　刘吉强：以前的朋友跟我姐联系，我还没见。有时间了我会去见朋友。我被警察带走时就在这个家里，那时跟父母一块住。18年前我出事那天，父母出远门，不在家。现在，他们也不在家，而这屋里的家具摆设却都没有变，这些天有时会有种错觉，感觉好像又回到了18年前。

　　本版文并摄/本报记者  李显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