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简介：田纪云，原国务院副总理，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本文为凤凰网历史频道专访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同志实录，采访整理：周昂。

凤凰网历史：去年是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回顾往事，您第一次见到胡耀邦是什么时候，当时对胡耀邦有哪些印象？

田纪云：1980年11月20日，我以中央党校中青年培训班支部负责人的身份列席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听取胡耀邦在会议上的讲话。这是我第一次直接聆听胡耀邦的讲话。

他讲话的题目是《要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开头他就说“多少年来，许多同志劝我少讲话。这些同志都是好心，我很感谢他们。但多讲、大讲也有好处，因为我们党正处在一个转折关头，拨乱反正，必须讲。现在的形势好讲话，把话讲透，对党对国家有好处。大家都敢讲话，我们党的事情就好办一些。站在人民的利益上讲话，会使我们党提前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讲话无非是三种话，拍板的话，打通思想的话，再就是乱放炮的话。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王震同志就放过炮，要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等等，这种炮就放得好。”

他说，“今天我只讲一个问题，即怎样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毛主席经常讲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上还在讲这个问题。当然他老人家也违反了唯物主义的原则。”

他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第一，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上级的指示。他说：“什么是上级？我们往往把个人的东西都当作上级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下，个人的意见是非常精辟的，但是一般情况下，集体的智慧，经过集体讨论的东西总是超过个人的东西。因此，任何时候把上级某一个人的意见当作上级指示，都是不对的。”“上级可不可能犯错误，中央的决定在特定条件下也可能犯错误。说‘我们党犯了错误’，这个说法不对，是某些领导人犯了错误。搞个人迷信，危害之深，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之大是无法估量的。今后再也不能搞了。资产阶级搞个人权威，不搞个人迷信。什么洞察一切呀，了如指掌呀，传达上级指示一个字都不能少，错了一个字都是罪状。这样创造性积极性也就没有了。这是封建思想的残余。”

第二，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自己。他说： 这个很不容易。毛主席说‘三个正确对待’ (正确对待党，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他自己就没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推进的作用还是阻挡的作用？主导历史的是人民群众，还是个人？个人不能随心所欲地推动历史前进。毛主席粉碎刘、邓司令部为什么这么多年粉碎不了呢？为什么后来把‘四人帮’一下子就粉碎了呢？因为他们早就成了孤家寡人了，腐朽透顶了，因为粉碎他们是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不是哪一个人。当然，中央一些同志顺应了历史潮流，减少了损失，是有功的，但与人民的力量不能颠倒。……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今后不要说某某人到我们这里来，对我们是极大鼓舞、极大鞭策这类话，这些话听起来酸溜溜的，连说这话的人自己也不相信。”

第三，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国家大事。他强调“要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要宣传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宣传它的先进企业管理经验”。

第四，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群众。他说：“ 我们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很好的，任何时候都不要模糊这个认识。”“我们一定不要同群众隔离，要更有成效地向群众做工作。”

第五，要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党的领导。他说：“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这一点不能动摇。”“党执政以后危险性在哪里？在于搞不好会蜕化变质。社会主义可能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解决这个问题，防止党蜕化变质，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认真地改善党的领导。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坚决废除终身制，这是防止蜕变的重要措施。”

胡耀邦的讲话，让人耳目一新、心开目明。

凤凰网历史：您曾经多次聆听胡耀邦的讲话，对哪次记忆比较深刻？

田纪云：1981年1月24日，在党校为一部分学员举行的毕业典礼上，胡耀邦亲自莅场讲话。他讲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形势。关于国际形势，他说，人们最担心的是里根上台后中美会怎样？我认为，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因为它是资本主义，要搞霸权嘛!但它又需要我们，在反霸问题上可以搞点统一战线。苏联打进来也不可能。160多年来，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把我们灭亡，包括日本鬼子，它想把我们的东北三省拿去变成它的殖民地，它也没有把握把全中国吞并掉。因为中国太大了，几年、几十年把中国吞并，不可能。苏联连个阿富汗都对付不了，还能对付中国？当然也不能放松警惕。

关于国内形势，他说，经济形势一年比一年好，政治形势一年比一年稳定。有的同志说：“你们中央安定不安定呢？” 我说，中央现在比过去安定。现在搞民主，搞群言堂，不是一言堂，不打棍子了。相互之间有意见，这是难免的，过去有，今后还会有。两种办法：一是民主集中制，群言堂；一是一言堂，法西斯，乱上纲。两种办法，哪种办法能安定？第二种办法不行，连毛主席那么大本事都安定不了嘛!现在不可能有哪个人能强加于人。大家都承认小平同志经验比我们多一些，比我们高明一些，但我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他能强加于我们吗？有人给我们划派，说胡耀邦是邓小平的门徒，完全是胡说八道。我1930年参加革命，1944年才认识小平同志。现在中央所以稳定，就是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的事业是靠集体，而不是靠哪一个人。

他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正确对待重大历史问题。他说，我们积累的问题很多，成堆成山，难以一下子解决，不能丢下当前工作。但第一要解决，第二要采取慎重的方针。他举例说到如何对待毛主席的功过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对“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的同志怎么办，我们党的生活究竟怎么搞等。在讲到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时，他主张宜粗不宜细，从宽处理。关于党内生活，他说，几十年来党内生活不正常，动不动就是党内斗争，路线斗争，你死我活。他主张：一、以后少用“党内斗争”这个词，用批评、自我批评；二、工作搞得不好，可以辞职，用辞职的办法；三、犯了严重错误可以调开，不要逼着人家写检讨，检讨了，3年以后还得闹翻案；四、不要轻易讲“路线斗争”，没有准确的含义；五、一概不要上挂下联，包括秘书、司机、老婆、孩子；六、经过考验，确实改了的，可以重新上台。

他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抓好当前经济工作。

他讲的第四个问题是如何正确对待自己。他说，党校的学员都是我们党的骨干。他鼓励大家不要满足于当“万金油”干部，要钻研业务，要学经济，要自己写东西，不要完全靠秘书，要克服和防止不正之风，要“振作精神抓工作，咬紧牙关当模范”。

这次讲话，通篇闪烁着胡耀邦无畏无私、光明磊落、唯物主义的思想和作风。胡耀邦的讲话、报告，言简意赅、精彩生动、思想深刻、扣人心弦，没有不着边际的大话，没有滴水不漏的套话，没有言之无物的空话。 

更宝贵的是，胡耀邦的讲话、报告绝不是单单讲给别人听的，要求别人做的。他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从己做起。

凤凰网历史：您与胡耀邦何时相识？亲身接触后，对他又有哪些印象？

田纪云：我与胡耀邦相识是1981年春。当时我已被任命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协助总理、副总理处理一些经济方面的事务，中央指定我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3月的一天，我第一次列席书记处会议时，国务院领导将我介绍给了胡耀邦，我走到胡耀邦座位前与他第一次握手。以后的会议中，胡耀邦经常要我宣读文件，或问我一些经济方面的数字、情况，我总是尽力准确地回答。我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后，与胡耀邦的接触就更多了，经常参加由他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另外，我还是由胡耀邦主持的人事安排小组成员，经常参与人事安排问题的研究。在多年的接触中，我对胡耀邦不仅有了较深刻的了解，也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与胡耀邦的接触中，我感受最深的是三个方面：一是胡耀邦一切从实际出发，模范地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二是胡耀邦厉行民主，模范地坚持党的组织路线；三是胡耀邦坚持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即群众路线，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因此，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

一、胡耀邦在实际工作中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观点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1984年8月，我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第二年，与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一行去“世界屋脊”西藏进行考察，了解西藏自治区贯彻落实年初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和胡耀邦、万里视察西藏时指示的情况，重点是研究如何加快西藏经济发展，增强西藏经济活力，改善西藏人民生活的问题。经过为期13天的考察，我与胡启立的共识是，要振兴西藏经济，使190万西藏人民尽快富起来，必须一切从西藏的实际出发，放开搞活，增强西藏经济的内部活力。我们认为，搞活西藏经济，要从“放”字人手。过去，国家管得太多、太死，越管路子越窄，越管东西越少。我们认为，把西藏牧业和农业生产搞上去，是发展西藏的经济基础。对牧业和农业的政策要放得更宽，使生产关系更加适应西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经营方式上，应该以发展集体、个体经营为主，在流通方面，大力发展市场经济。

回到北京后我们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听取了汇报。我们既充分肯定了解放后西藏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也提出了西藏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提出必须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一个解放，两个转变”。“一个解放”，就是要进一步消除“左”的思想影响，彻底解放思想，放开手脚；一切从西藏的实际出发，从有利于调动广大农牧民和职工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出发，充分发挥西藏的优势，敢于探索，善于改革，制定适合西藏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凡是不符合西藏实际的、有碍于调动群众积极性、不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一切旧观念、老套套，都必须坚决破除。“两个转变”，一是要从封闭式经济转变为开放式经济，增强自身活力，逐步实现西藏城乡经济的良性循环；二是从供给型经济转变为经营型经济，努力提高经营者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益。同时提出了发展西藏经济必须解决的若干具体政策问题，如加快农牧业发展的政策；调整农产品和畜产品价格的政策；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发展旅游事业的政策；大力开展边境贸易的政策；大力疏通流通渠道，促进商品交换的政策；等等。

在听取汇报中，胡耀邦插话说，在西藏这样的地方，搞什么计划经济呀，就是搞市场经济，搞计划经济永远摆脱不了贫困。之后，我与胡启立于9月14日将汇报内容整理成向党中央、国务院的书面报告。中央以中发(1984) 号文件正式批转了这个报告。

胡耀邦亲自起草的批语是：

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原则同意《胡启立、田纪云同志赴西藏调查研究的报告》，现将这个报告转发给你们。

这个报告虽然文字不长，但切实可行，能够解决问题。它提出的发展西藏经济的指导思想和建议采取的措施，是对今年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补充和具体化。

西藏的农牧业、加工业、开采业、旅游业，都有很大潜力，只要政策对头，国家的财政补贴使用得当，西藏经济的振兴就大有希望，西藏各族人民就能尽快富裕起来。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开手脚，一切从西藏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出发，不要照办照套内地实行的政策和措施，充分调动起广大农牧民和职工生产与经营的积极性；下决心调整经济结构，改革管理体制，进一步放宽政策，使西藏经济逐步走上依靠自身活力进行良性循环的道路。今后，在西藏应少办国家经营的工商企业，主要发展个体和集体经济，大力扶持各种专业户。除国家调拨的商品外，西藏本地区的产品可以全部实行市场调节。

这些话，现在听起来很平常，但在当时条件下是非常超前的。

二、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不搞一言堂，不搞个人崇拜是胡耀邦始终坚持的原则。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凡重大问题都提交政治局或者书记处讨论。这种讨论，不是搞形式走过场，让大家简单表个态，说个同意、赞成、没有意见，或者哪行哪页是否加几个字了事，而是真正敞开思想，就实质性问题展开讨论。有时他启发大家从不同侧面提出问题，展开讨论，他也不时插话，参与讨论。他愿让人说话、敢让人说话、动员人说话，“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是胡耀邦身体力行的名言。凡是他主持的会议，与会的人都比较轻松，发言热烈，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胡耀邦全不在乎。记得1985年6月，劳动人事部副部长严衷勤在向书记处汇报工资改革方案时，因与胡耀邦理解不一致争论起来，但事后胡耀邦对我说：严衷勤这个人不错，敢于直言。所以，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一些老同志，都认为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国共产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胡耀邦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把自己视为集体领导的一员，同大家一样参与讨论，而不是居高临下，只等最后作结论，“一言九鼎”。胡耀邦对个人崇拜深恶痛绝，他说，搞个人迷信，危害之深，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之大是无法估量的。今后再也不能搞了。胡耀邦论资力不可谓不长，论功劳不可谓不大，论职位不可不高，主政时间也不短，但我从未在哪里看到过他的标准像或画像。在他主政期间，在中央文件里也没有出现过诸如洞察一切、了如指掌啊，高屋建瓴、运筹帷幄啊等等吹捧中央领导的语言。为什么？他厌恶！正如他自己说的，这些话听起来酸溜溜的，连说这话的人自己也不相信。他还多次对我说，“别看我当了总书记，我还是我，我还是原来的胡耀邦，我的水平还是原来的水平。”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领导人想听什么就说什么，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作为高层领导人，头脑必须要清醒。胡耀邦经常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千万不可主仆颠倒！

三、对人民高度负责、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是胡耀邦的一贯精神和作风。胡耀邦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时时刻刻铭记着人民群众的疾苦。他任总书记期间，一有空就深入基层，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同当地干部群众工商脱贫致富大计，促进这些地区的开发开放。那些有名的穷山恶水、荒漠边陲、严寒高原、世界屋脊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1986年5月，我陪他去甘肃考察工作，他告诉我，全国2000多个县，他已去过1500多个，地市一级还有两个未到，即甘肃平凉地区和甘南回族自治州，这一次就是来补这一课的。胡耀邦本来心脏就有点毛病，有高原反应。甘肃平凉海拔比较高，刚到那里我就发现他嘴唇发紫，上楼有些吃力。我劝他少活动，晚上就不要开会了，他说没关系，适应一下就好了。晚上照常开座谈会，听汇报，还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他经常说：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资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他也经常强调：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进行调查研究、考察访问，密切上级和下级、领导机关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

作为总书记，他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是可以想象的，但他还抽空挤时间阅批大量人民来信。在他任职总书记期间，批处的人民来信不下数千封，这是任何其他领导人无法比拟的。而且凡经他批处的人民来信，他都指定专人，跟踪了解处理结果，充分表现了他对人民一丝不苟、高度负责的精神。

凤凰网历史：对于胡耀邦的工作作风，您感受最深的是哪一点？

田纪云：使我感受特别深的是胡耀邦对邓小平及其思想路线的忠诚，对党的改革开放大业的忠心耿耿。我记得最清楚的是1986年7月在北戴河办公期间，胡耀邦主持拟定十二届六中全会文件——《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建议》，几经修改后，他让送呈邓小平审阅。期间，他焦急地期待邓小平的指示，几乎每天都询问文件是否传回。当邓小平看完文件通过王瑞林等意见转达之后，胡耀邦立即召集起草小组开会，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对文件进行修改。由此，我看出胡耀邦对邓小平的确是忠心耿耿，言听计从。9月22日，我和胡启立、朱厚泽（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乘坐胡耀邦的专列从北戴河回北京，途中胡耀邦约我们聊天，在谈到邓小平的丰功伟绩时，他说，毛主席在民主革命时期，即在全国夺取政权之前，确实很伟大，不仅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而且写出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等都是这个时期写出来的。但是，毛主席在建国之后，特别是60年代之后，逐渐与实践、与群众脱离，从此，再没有写出过系统的、有深度的文章了，只有三言两语，大家都以此作为最高指示，因此工作上导致一系列错误决策。相反，小平同志虽然年过八十，但思想不僵化，适应形势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指导方针，诸如“拨乱反正”，工作重点转移，改革开放，干部年轻化等等，都是小平同志在新形势下作出的重大决策。他又说，小平同志不愧为毛泽东事业的伟大继承者，他的思想是发展了的毛泽东思想。

围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以胡耀邦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胡耀邦在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他于1986年9月15日向邓小平汇报时的谈话。在这里，可窥见一斑：

胡耀邦说：×××的修改稿发给了很多人，可能有20到30人。你删掉的他又加上了。某些人放风说，×××的修改稿是你同意了的。有的人可能想挑起争论，旁及其他。邓小平说：不会，不要紧。实在要挑明就挑明。可采取表决方法解决问题，少数服从多数。×××的修改稿打的是我的牌子，实际是想把我拉向“左”，这个不能听。当然，有些话可以吸收一点，但总的不能听。现行的路线不能动摇。我们的政策是还要放，而不是收。明年（指1987年党的十三大）人事结构要进行大的调整。现在集中力量把十二届六中全会开好，其他问题，会后再讲。文件先在会下沟通一下，有了结果再告我。你还可直接找×××谈谈。“自由化”这个词可以不用，但也确有一些人想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怪论很多，不要理他，翻不了天。

胡耀邦传达完邓小平的讲话后说：“不能左右怕，要走我们自己的路，吾爱吾师，更爱真理。不解决这个问题，什么也干不成。”

正是这样，胡耀邦一生追求真理，真理在手，坚定不移，披荆斩棘，奋斗不已。他无比坚定地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路线，不仅坚持经济改革开放，而且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主张在文艺路线真正贯彻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给知识分子创造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让他们敢于讲话，大胆创作。正是在他的提议下，文学家王蒙当上了文化部部长。也正是在他主政时期，中国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民主空气比较浓厚，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得到发挥，创作热情大为提高，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也有所改进。

凤凰网历史：在您眼中，生活中的胡耀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田纪云：胡耀邦生活非常简朴，衣着很随便，粗衣淡饭、不挑食，不嗜酒，吃饭很快，常常四个菜刚上了两个，就吃完饭离座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的特点，抓紧时间吃饱，生怕跟不上总书记的节奏。

胡耀邦就是这样一位正直诚恳、没有架子的领导，没有至高无上的威严，也不搞前拥后呼，尽显威风。他整日风尘仆仆、忙忙碌碌，不仅热情，而且充满激情。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正因此，他的音容笑貌、公仆品质、平民本色、人格魅力，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被人们广为传颂。

凤凰网历史：您认为胡耀邦做出了哪些历史贡献？

田纪云：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先后担任了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纪委第三书记兼中宣部长、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等职。为了党的事业，他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奋斗不息、殚精竭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以无私无畏的惊人魄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组织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组织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大力推进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满腔热情关怀和培养优秀年轻干部；忠心耿耿贯彻邓小平思想路线，开创改革开放大业。

胡耀邦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组织和推动了关于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和支持下开展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理论准备，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对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之前，就指导、组织撰写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为干部政策“拨乱反正”大造舆论。他一上任中组部部长就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改正过来。”他敢说敢干，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有关部门开展艰苦细致的工作，使数百万蒙受不白之冤的党员、干部、群众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其中包括“61人叛徒集团”、“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等在全国影响很大的冤假错案；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贺龙、乌兰夫、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肖劲光、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老一代革命家；包括“文化大革命”前受到错误批判的谭政、习仲勋、黄克诚、邓子恢等老革命家。还对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进行了甄别，包括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为“右派分子”摘帽，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等。一些蒙冤多年的中央早期领导人如瞿秋白、张闻天、李立三等也先后得到平反昭雪。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年底，经中央批准平反的有较大影响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使他们终于在有生之年看到了希望，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免予“油锅”的煎熬。这样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为古今中外所没有，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如果没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没有坚强的党性、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是办不到的！

胡耀邦先是大胆为解放老干部而效力，后又为识别、选拔年轻干部和四化干部而努力。他明白自己也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事业是一个未竞的长期事业。胡耀邦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党的事业的接班人。在1984年7月30日的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说：“前天（即7月28日）我向小平同志汇报了三中全会的问题，我讲三中全会的一个议题是明年（即1985年）召开党的代表会议的问题。党代会的议题是：一、“六五”计划与“七五”计划问题；二、人事安排问题。中委要退一些人，进一些人。现在的中委60岁以下的不到100人。补充中委的条件是：一是对经济工作真正懂行的人，二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三是优秀的55岁以下的年轻干部。”在胡耀邦的支持下，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在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一批老干部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增补一批年轻干部进入中委。在十二届五中全会上，胡启立、乔石、李鹏和我同时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同年12月25日，胡耀邦主持召开了调整后的书记处会议。胡耀邦说：“培养干部方面，我六年走了三步：选拔、锻炼、进领导核心。下一步如何培养？一要老同志支持，二要个人努力。要给他们压担子，老同志要少管一点事。”他告诫新进领导核心的同志：第一，要努力学会驾驭全局的能力，要多拿点时间想点全局的问题，读点书，马列主义、中外历史、政治经济学、文学等都要读一点，要熟悉全局情况，学会支配时间。第二，要发扬处理问题、解决矛盾的好风格：一是光明正大，旗帜鲜明，坚持真理；二是身体力行，模范带头。赵紫阳插话说：“小平同志说过，在位谋行，担子压上了，就干得了。”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今后书记处会议由胡启立主持，由我协助万里处理国务院的日常工作。80年代中国领导层的年轻化，一大批年轻人走上领导岗位，正是在胡耀邦的大力推动下实现的。

凤凰网历史：您能否总结一下，胡耀邦在您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田纪云：我认为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真正的人民公仆。他的一生体现了共产党的初衷，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良心。胡耀邦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胡耀邦的品德和思想却更加发放出光辉。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将永远怀念他，胡耀邦的名字将与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