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永光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希望工程”创始人

　　我国经济正面临严峻的下行压力。2014年4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在分析第一季度经济形势后形成了“着力增加有效供给，不断满足新增需求”的重要共识。

　　在世界各国，公益行业对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对于经济成长和扩大就业的贡献，举足轻重。据美国国税局2007年公布的（2004年)估算报告，非营利部门正式组织的现金收入为1万2千多亿美元，其中不包括不需要向美国国税局归档年鉴990形式的30万家宗教组织的收入。当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3万亿美元，非营利部门收入约占10%（引自《基金会--美国的秘密》)。另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赛拉蒙教授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对41个国家非营利组织的研究报告，非营利组织的经济份额约占 GDP的4.6%。

　　2012年全国49.9万家社会组织增加值为525.6亿元（平均每家创造增加值仅为10.5万元），占第三产业增加值231626亿元的比重为0.23%，比2007年的0.28%还要低18%。这意味着，原本经济体量就小的中国社会组织，其成长速度没有跑过GDP，还在继续缩小。2012年全国GDP为519322亿元，社会组织经济比重仅为0.1%。相比之下，中国社会组织的经济规模，约为10年前美国的1/100，为20年前全球平均水平的1/46。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市场的停滞或发展，均与市场供求关系的平衡与否相关。需求不足或供给不足，都会抑制经济的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骄人成绩，也出现了大量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出现，往往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相关。社会组织的作用，就是弥补市场和政府的“失灵”，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满足多层次社会需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中国公益市场赢弱，经济规模小，究其原因，显然不是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给短缺。以养老服务为例，据民政部消息：“我国养老护理员的需求在1000万左右，但目前全国取得职业资格的仅有几万人”。养老服务市场的整体供给大体只能满足10%的市场需求。

　　扩大中国公益市场的有效供给，存在巨大的制度空间和市场要素潜力，可归纳为：

　　直接登记，突破瓶颈；税收开闸，财源滚滚；

　　政府采购，惠而不费；彩票公益，用之于民；

　　民非破局，吸万亿金；事业改革，民间新军；

　　社会企业，大有可为；公益信托，厚积善银；

　　公募改革，合作共赢；私募转型，力拨千斤；

　　社区富矿，正待挖掘；微善互联，无网不胜；

　　市场细分，提升效能；行业自律，门庭自清；

　　人力投资，一本万利；管好善财，止损为盈；

　　慈善立法，公私分野；文化重建，大道无形。

　　上述十八条，可谓之“增加中国公益市场有效供给的十八般招数”。在这18条中，法律制度的完善，政社关系的调整，公益组织的改革与创新，行业能力的提升，慈善文化的重建，占据了主要地位。这与正在国内兴起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关于“制度的改革和优化，能使总供给能力大幅度提升”（贾康等，《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的判断相吻合。

　　之一、直接登记，突破瓶颈

　　2013年12届全国人大1次会议首次提出公益慈善等四类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党的18届3中全会《决定》再次重申了这一条。迄今，已有19个省、市、区出台关于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的文件。

　　依据这项新规，大批原来在工商部门按企业登记的公益慈善组织有望转身为社会组织，“合法性瓶颈”的突破亦有望快速增加公益市场的有效供给。但从听到的消息看，许多地方民政部门在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登记时，把教育、医疗、环保等领域排除在外，这类社会组织的登记仍然需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批。如果不想让你登记就踢皮球的现象依然存在。

　　怕乱，是直接登记不那么顺利的重要原因。应该说，民政部门登记社会组织与工商部门登记企业并无本质区别。全国每年倒闭数十万家企业，并没人找工商部门麻烦；社会组织倒闭乃至出现个别违法乱纪的，同样不应去追责民政部门。民政部门恰恰需要与社会组织保持距离，依法监管。对原来有政府背景的不包养、不袒护，对草根组织不限制、不捆绑。包也好，保也好，绑也好，都是行政化思维，保姆心态，让社会组织长不大；不仅抑制活力，而且乱在其中。

　　之二、税收开闸，财源滚滚

　　我曾算过一笔账，2011年，全国有投资行为的基金会746家，总收益为7亿6352万7834.36元。就算一分不少把所得税交上来，也不过1亿9088万208.59元。为了区区2亿税款，付出让中国基金会做不大的代价，完全得不偿失。卢德之的华民慈善基金会，注册基金2亿，宣布要做到百亿，后来却把规模缩减为5000万。他抱怨道：“既然不让我们长，何必让我们生”？

　　对于民非组织，不仅《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有关公益事业捐赠的免税资格和免税收入没有落实，连政府购买服务的收入也要交营业税。年终有结余要缴纳企业所得税，逼得一些民非年终做花账避税。

　　公益税收优惠不到位，掐住了源头活水，是对公益市场有效供给最大遏制。惟有打开税收优惠的闸门，公益财源才会滚滚而来。

　　之三、政府采购，惠而不费

　　18届3中全会《决定》要求“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李克强总理将其概括为建立惠而不费的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2013年，政府采购规模达到150亿，已经成为许多草根NGO的重要资源渠道。

　　政府购买服务也有令人担忧的地方：一是购买服务不给行政经费。服务是要人去干的，不给行政成本意味着“赔钱赚吆喝”，结果赔得起钱的还是那些有资源有钱的机构。二是甩包袱。好做的事情政府自己做，或给下属事业单位做，不好做的事情甩给民间做。三是利益输送，此现象相当普遍。钱给谁都是给，何不找自己信任的人或七大姑八大姨办机构，给项目。为了程序合法，有的公开招标时让别的社会组织来陪标。四是寻租。寻租行为被社会组织称为“返点”，你坚守原则不“返点”，那好事就没你份。政府购买服务比工程招标更易寻租，如不能有效遏制，将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严重后果。五是以“招安”、“收编”心态来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让社会组织付出丧失独立性的代价。

　　政府购买服务这么好的事情，千万不要成为新的腐败温床！务必建立严格的规则，公开透明，公平竞争，真正做到惠而不费。在一个地方，政府部门往往各自出击，多头进行服务招标，有必要建立统一的信息披露公共平台，以提高效率和透明度。

　　之四、彩票公益，用之于民

　　最近五年，我国彩票销量年增长速度均在18%以上。据财政部公布，今年中央彩票公益金收入预算数为468.36亿元。彩票公益金收入，中央和地方是按5:5比例分配的。那么，政府掌握的彩票公益金将近千亿，多于或与慈善捐赠持平。

　　根据国务院《彩票管理条例》，彩票公益金专项用于社会福利等社会公益事业的资金。目前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支出占60%，其余用于残疾人、教育、文化、红十字事业、社会福利、体育事业、农村医疗救助、法律援助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自2007年以来，深圳、上海相继探索用彩票公益金购买社工岗位等社会组织服务，各地政府纷纷仿效，用彩票公益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

　　全世界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博彩业，支持公益事业也是博彩业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道德依据。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博彩业由政府监管、市场运作不同，我国彩票发行由政府直接操盘，在监管和效率方面均值得商榷。彩票公益金的使用在安排社会保险基金之外，需要更加科学合理，公开透明。根据我国国情，应建立彩票事业助力公益慈善、增进社会福利的基本社会观念，在彩票公益金安排上加大对民间公益的支持力度，彰显用之于民的主旨。香港马会做了大量公益事业，在港人眼中就是一家慈善机构，可资内地借鉴。

　　之五、民非破局，吸万亿金

　　教育、医疗和养老机构占到全部民非的七成以上，投资几乎都来自私人。依照现行法律法规，“投入人对投入该组织的财产不保留或者享有任何财产权利”，让民非无法吸引和扩大投资；“财产及其孳息不用于分配”，令一些私人投资者不得不打擦边球变相分红；民非财产不能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使得一些欲扩大服务规模的民非不得不去借高利贷；不能办分支机构，意味着即便你做出了品牌，也无法进行市场化扩张；实际上享受不到免税待遇，恰恰是制度本身让民非难以自证非营利之“清白”。

　　“五不”政策严重遏制了社会投资，民非制度改革必须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着力增加有效供给，不断满足新增需求”的全局考虑；还要解放思想，挣脱道德绑架，不要固守绝大多数民非早已不复存在的非营利“贞操”，“慕虚名而处实祸”。

　　民非制度改革在温州有了破冰之举。2012年温州出台“公益新政”，对登记为民非的民办学校、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明确出资财产属于出资人所有，一定条件下可以转让、继承、赠与，并允许出资人取得一定的合理回报。实行改革一年多，民办教育、医疗、养老累计引进社会投资达145亿元。用温州的145亿简单乘以285个地级市，得出数字是4万多亿。民非制度改革激发万亿投资绝非虚妄之想。

　　温州玩的就是改革的正宗套路—敢于突破旧制度的框框，此举得到了民政部部长李立国的首肯。最近，浙江省养老服务新政出台，又给民非增加了土地出让、抵押融资等新的改革内容。有理由相信，此举将使浙江省成为中国养老产业的投资洼地。

　　之六、事业改革，民间新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所谓分类改革，首先是把事业单位分为行政类、经营类和公益类事业单位三类。公益类事业单位又分为公益一类和二类。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为一类；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为二类。

　　民政、残联和教、科、文、卫、体系统，有很多归属于公益二类的事业单位。比如隶属民政系统的社会福利院、孤儿院、养老院、殡葬服务机构、社会福利医院，隶属于残联系统的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残疾人康复、体育和托养服务机构。这类事业单位可望转为社会组织，与民非合流，拟统称为“民办事业单位”。

　　改制的好处是，可以大大减少吃皇粮的事业单位编制，减少国家开支；除接受政府委托获得财政补贴外，还可以通过公益捐赠和部分有偿服务，从市场获取资源，扩大资源供给；从国家供养，到市场竞争，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

　　事业单位改制将让社会组织规模陡增，能力提升，是改善目前社会组织生态环境的重大利好。但对于政府而言，过去国企改革是“甩包袱”，现在事业单位改革则是“割肥肉”，需要政府的开明和勇气。

　　之七、社会企业，大有可为

　　社会企业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是以商业化手段做公益的社会创新。

　　社会企业与一般企业一样，都属于企业。两者的区别是，一般企业把财务回报放在第一位，社会企业则把社会回报、社会利益放在第一位；社会企业与公益慈善组织的共同点是，都是把社会使命放在第一位，让社会更美好，其不同点是，公益慈善组织的活动一般需要消耗资源，社会企业则通过市场经营，获得收益，保持可持续发展。

　　英国在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领域具有全世界领先的经验。今年3月，英国财政部宣布对社会投资实行30%的免税政策，这在全世界属首创。据《善达网》，2011年美国有超过2,200笔影响力投资，投资总额超过四十亿美金。韩国政府设立了副部级建制的社会企业促进局，在社会企业政策支持方面也很创新。香港特区政府成立了一个规模5亿港元的“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支持社会企业和青年创业。香港民政事务局和社会企业谘询委员会开设了社企训练课程，局长曾德成撰文《为社企发展培育人才》。一年一度的香港社会峰会能吸引上千与会者，其中不乏银行家和私募基金投资人。

　　相比之下，中国公益界和学界对于社会企业抱有很大热情，投资界还比较冷漠，而政府对这个引领未来的社会创新领域反应相当滞后。事实上，中国最需要大力发展能让社会变得更美好的社会企业。

　　之八、公益信托，厚积善银

　　信托制度滥觞于中世纪的英国。1601年英国《公益用益法》（俗称《慈善法》)，颇具公益信托色彩。1853年，英国正式通过了《公益信托法》。上世纪初，公益信托开始在美国盛行，成为美国慈善事业的重要支撑。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出台，其中第六章为“公益信托”。本章共25条，无论从立法指导思想，还是法律适用性方面看，都是比较好的。相对于中国起步较晚的公益事业，公益信托的法律规范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信托法》规定“公益信托的设立和确定其受托人，应当经有关公益事业的管理机构批准”。公益信托法律出台至今，因为没有细则，也没有哪个政府部门愿意担起“公益事业管理机构”的审批责任，至今没有落地。

　　公益信托的最大优点是公益财产的捐赠人不须马上将资产转移给基金会或受益人，只须把资产委托给受托人（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基金会乃至个人)，明确设定信托资产的收益用于公益目的。这样，这笔公益信托资产不须实行财产权转移就锁定了公益目的，而且不涉及纳税；同时，该资产独立于委托人，也独立于受益人，还独立于受托人（不因受托人自身的财产风险而承担连带损失责任)，避免了慈善资产管理风险带来的道德压力。

　　公益信托制度适用于所有愿意通过财产委托做公益的个人或机构，特别为富人的巨额财产捐赠开辟了通道。假如曹德旺先生选择公益信托模式、而不是立即把35亿福耀玻璃的股权转移给河仁基金会，就不会发生捐了钱反欠国家税款6.72亿的尴尬；陈发树先生也不必为承诺的83亿股权捐赠难以实行财产转移而蒙受“诺而不捐”冤名。

　　公益信托制度的实行，能激发不同规模、形式多样的公益信托大量涌现，成为公益市场有效供给的“蓄金池”和稳定财源。有人预测中国公益信托的潜力在5000亿，相信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

　　之九、公募改革，合作共赢

　　全国总数约3500家公募基金会和慈善总会，大多与政府有密切关系，其中一部分有现职政府官员做负责人，一部分具有事业单位编制和行政级别。去行政化，是这类机构改革的目标。

　　任何改革都有动力、压力和阻力。上述慈善组织的项目往往与业务主管单位管理的领域相一致，成为政府资源的补充。去行政化意味着这些政府部门放弃对慈善资源的控制，这是改革的最大阻力。

　　眼下，走在改革创新前列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有扶贫基金会、社会福利基金会、儿慈会和社会救助基金会等。扶贫基金会归国务院扶贫办管，管得比较宽松，去行政化改革被何道峰抓住机会捅开了；其他三家是民政部管的，几乎都是新机构，没有历史留下的拿手项目，也没有包袱。与民间优秀草根组织共享公募权，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就成了他们的理性选择。特别是儿慈会，与200多家优秀儿童慈善组织结成了战略联盟，其捐款将近五成来自公众个人，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后劲。这些机构的示范效应，可以激发其他公募机构的改革动力。

　　再说压力。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基金会和慈善总会捐款总额超700亿，但对于社会组织GDP 的贡献微乎其微。原因在于，捐款主要做了政府项目，算成了政府名下的GDP。有些机构的捐款还被统计为国有资产。慈善组织的项目与政府合作，肯定会长期存在，但慈善组织捐款的投入，应该作为社会组织增加值进行统计；要把政府的账和社会组织的账分开，捐款流向应做到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这些，迟早会成为公募机构改革的社会压力。

　　之十、私募转型，力拨千斤

　　非公募基金会多数为民间背景，由私人或企业出资。在国外，私人基金会主要定位资助型，成为民间公益的资源提供者。而在中国2300多家非公募基金会中，定位于资助型的不足1%。这并不奇怪。许多非公募基金会原来就是草根NGO，《基金会条例》实施后乘机“造车上路”或“借船出海”，定位于运作型基金会无可厚非。再者，中国从事公益服务的社会组织数量少、能力弱，一些基金会感觉自己花钱比资助别人做事靠谱。

　　非公募基金会资助型定位，具备独特的优势，亦将成为发展趋势。首先，世界上的独立基金会往往把支持社会创新作为重要目标，而社会创新是需要承担风险的，非公募基金会资金的独立性使其有能力承担创新风险；其次，社会创新的项目并不是谁想做就能做成的，资助型基金会的好处是你可以去寻找创新项目，给与资助，推动其做大，让投资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第三，自己养人做事是独善其身，选人做事是合作发展，能带动整个行业繁荣起来。

　　南都公益基金会每年资助投入尚不足3000万，对行业推动的杠杆作用远远超出了投入本身；SEE基金会向环保领域资助型基金会转型，其投资撬动作用非常显著；敦和基金会成立时间很短，进行资助试水，发现效益明显，并在业内赢得很好的口碑。今年，他们决定把资助力度提高数倍。

　　之十一、社区富矿，正待挖掘

　　社区是社会组织服务公众、体现价值的最重要舞台。据民政部2012年统计，全国有6923个城市街道，8.7万个城市社区，建成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和社区服务站47000多个，4万多个农村乡镇也建有各类社会综合服务设施。政府投巨资建的这些社区设施，往往活动单一，服务效率不高，设施闲置浪费现象到处可见。

　　由NPI发起成立的上海屋里厢社区服务中心，自2008年开始接受政府委托管理公共服务设施。先后托管了浦东新区三林世博家园市民中心和杨浦区、闵行区多家社区中心、残疾人服务中心。几年来，开展各类社区活动1万6千多次，服务近300万人群，给居民带来了优质专业的社区服务体验，也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效率。

　　屋里厢服务模式是可以复制的：政府有大量社区公建设施，但缺乏专业化社会服务能力；社会组织有提供专业化服务的看家本领，但缺少资金和场所。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正好可以取长补短，互利合作，激活资源。成都有一家名“爱有戏”的社区文化发展中心，做了大量创新性的社区项目，让居民在参与中传播社区文化、凝聚社区精神，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深圳、青岛、济南等地政府盛情邀请他们输出管理模式和经验。社区资源富矿，等待更多有能力的社会组织去挖掘、激活。

　　之十二、微善互联，无网不胜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新媒介传播，互联网金融乃至物联网传感技术的兴起，给民间公益、人人公益、微公益插上了飞腾的翅膀。

　　新浪微公益平台2012年上线，所提口号“平等地成就每一个用户的求助和爱心”，切中互联网微公益之肯綮。截止2014年3月31日，微公益平台累计协助公益组织发起10147个项目，劝募善款达到2.1亿元；其中2013年雅安地震期间72小时为16个公募基金会的32个微公益项目筹款超过1亿元。微公益吸引了超过1.7亿的网友以不同方式奉献爱心。

　　腾讯公益则以打造社会化公益平台为目标，开启了“月捐”、“乐捐”项目。截止2013年9月，募捐成果包括3.26万份营养餐，15万份爱心营养包，4万份棉衣、新鞋、寝具，83.4万棵果树茶树，133所书屋，4千名孩子的学习生活费，1万份爱心包等，并为4300名贫困患病儿童和白内障患者提供了帮助……

　　互联网微公益和乐捐平台的建立，是公益领域的一场革命。她为公众参与公益活动、自主选择捐赠项目和受捐机构提供了极大便利；网民甚至可以自己发起、自己设计项目与公益组织合作，人人公益已不再是一句空话。通过互联网及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传播，运用互联网金融工具，乃至运用云管理、大数据，极大提高了公益项目的传播效率、管理效率和透明度。

　　移动互联网时代给公益行业带来了一次权力再分配的机会，草根组织可以借此与大慈善机构在同一平台上进行公平竞争，取得后发优势。邓飞模式并非不可复制。

　　之十三、行业自律，自清门庭

　　行业自律是实现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机制。我国公益界对行业自律的探索从1990年基金会承德会议就开始了，25年来一脉相承，从未停息。基金会中心网、中国基金会420救灾行动自律联盟和USDO自律吧，是目前在全国落地的行业自律成果。上述机构的服务和自律行动，对于推动公益行业的透明度和行为规范，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200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三条规定：“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2006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完善民间组织的自律机制”。但公益行业自律机制的建立依然步履维艰。

　　行业自律诚如基金会420自律联盟主席何道峰所言，是“自觉、自律、自残（割去身上不好的东西)、自救”。公益组织自愿组成自律联盟，建立行规，配合政府监管，形成自清门庭、追求卓越的自我约束、自我纠错机制，对于行业的健康发展，对于提振社会对公益慈善界的信心，有百利无一害。

　　之十四、市场细分，提升效能

　　通过市场细分，提高专业化程度，是提升公益市场效能的必然途径。

　　美国早有职业筹款人制度，且设有职业筹款人协会。他们的业务包括设计筹款方案；筛选潜在捐赠人；开展公益项目传播；设计和组织筹款活动；与实际捐赠人洽谈；维护客户关系；研究和分析筹款工作情况；搜集和维护捐赠客户数据库；开展公益组织品牌管理等等（褚蓥)。上述工作对专业技能的要求很高，聘请专业人士比公益组织自己做更省钱、更有效率。美国大学筹款成本一般需要12%，而委托一家专门服务于大学基金会的专业筹款公司，大约只需付出8%的成本。法国还有一家专业筹款的上市公司。

　　术有专攻，中国公益市场的成长，需要大量包括法律、财务、金融、投资、筹款、公关、传播、咨询、评估、培训、公益孵化器以及品牌和IT技术服务等方面的支持性机构、专业服务机构。中国民间公益的确还处在初级阶段，应把公益支持性机构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据悉，“劝募师”已列入我国职业序列，这对于公益行业的专业化和市场分工，是很正面的消息。

　　之十五、人力投资，一本万利

　　人才短缺是制约公益行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对人才的投资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已经成为行业共识。近年来，人才培养项目有井喷之势。

　　比较重要的有：中民慈善中心与安利基金会、老牛基金会和香港赛马会合作的“公益慈善人才培养计划”、“老牛学院-慈善千人计划”、“公益慈善创新型人才”；友成基金会的“小鹰计划”；南都基金会的“银杏伙伴成长计划”；SEE基金会的“创绿家计划”、“绿色领导力”培训；桃源居基金会的“公益星火”计划；基金会中心网的“秘书长必修课”；千禾基金会的“青年公益人才培养计划”；成美慈善基金会的“青年创想计划”；民政部培训中心与中国留学人才基金会的“社会福利优秀人才培养项目”；中国青基会的“希望工程激励行动”；四川青基会的“天府伙伴计划”；黄奕聪慈善基金会的“APP青年公益实习”项目；恭明社会组织发展中心的黄埔公益领导力协力营及麦田基金会的“同行计划”等。

　　学历教育部分有：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基金会中心网和北师大珠海分校合作的慈善本科班；人民大学与美国圣母大学合作的双硕士学位“百人计划”；北师大公益研究院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合作的EMP班。在南京大学河仁社会慈善学院、上海青年公益人才学院建立之后，由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与泰国正大集团合作的“正大公益慈善学院”正在加紧筹建。

　　培训固然重要，但毕竟是“远水”难解公益人才短缺的“近渴”，建立公益人力资源市场化机制，是突破人才瓶颈的根本出路。今年将有727万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最近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六大措施助大学生就业创业。社会组织能否在满足社会就业需求和加大行业人才供给上，同时有所作为呢？

　　之十六、管好善财，止损为盈

　　全国基金会和慈善总会总资产预计已达2000亿，且每年都在增长。慈善组织需要遵循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通过投资理财，实现资产保值增值。慈善资产的管理，既要审慎，又要关切。目前的普遍倾向是，审慎有余，关切不足。2011年，基金会中心网统计了75%的基金会，其中76%的没有投资行为，只是把钱存在银行。因为通货膨胀的因素，千亿以上慈善资产在缩水，令人痛心。

　　慈善资产管理的困难在于，每一家慈善机构的资产数额一般不是很大，难以配备专业团队来管理；更难的是，投资有风险，慈善资产投资如果赔了，难以承受道德谴责压力，而存银行贬值则没人追责。2011年，中国工商银行所属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推出专门为基金会理财的“公益壹号”信托产品，年化收益率7.2%，由公司担保零风险，结果还是流产。

　　70年代的美国也遭遇到同样的问题。1971年，由福特基金会资助，成立了一家名为“共同基金”（Commonfund)的慈善资产投资管理机构，聘请一批专业的理财师、投资家为1000多家基金会管理260亿美元的资产-他们只拿工资，没有分红。这家享受非营利组织待遇的投资机构，创造了40年来平均年收益率高达17%的奇迹。在2008年金融海啸中，他们管理的慈善资产最安全。

　　创建中国的Commonfund是许多公益人和投资家的梦想。

　　之十七、慈善立法，公私分野

　　慈善法是规范和保护公民参与慈善活动的重要法律。慈善法的首要宗旨是，确立慈善的民间性和志愿性。确立民间性，就是要沥青政府与民间慈善的关系，不能官民不分；确立志愿性，就是要尊重公民自愿参与慈善活动的权利，不应强制，也不应法外设限。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慈善属于私权范围，要用慈善法划定政府对于慈善的权力边界，公私分野，这是慈善生态文明建设的当务之急。政府依法行政，支持扶持民间慈善发展，严格履行监管责任，不越界操盘，则权威自立；慈善组织有法可循，自律慎行，接受政府监管、社会监督和公众选择，实行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则肌体健康可期。

　　之十八、文化重建，大道无形

　　中华慈善传统源远流长。《周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孔子：“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先哲们早已道出人类慈善的真谛。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话，与基督耶稣、穆斯林先知、古印度阿育王的语录一起，挂在瑞士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博物馆大厅。

　　弘扬中华慈善文化传统，续写现代慈善的新篇章，是我们这一代公益人的使命。因为慈善体制改革的滞后，慈善文化的迷乱，近年来慈善行业乱象纷生，网络和媒体传播也时有误导群众，误伤忠良的出偏。找回一度迷失的慈善文明，正本清源，重建现代慈善文化，不仅与慈善领域的改革创新一样重要，还应该先行一步，以引领方向，凝聚爱心，重拾信心，给社会提供正能量。负责任的批评、监督、问责，是激浊扬清，构建慈善制度文明的良方。

　　以上公益市场有效供给十八招数，是一套需要国家、政府、社会、公众一起上阵合练的“组合拳”，也是未来相当长时期中国公益慈善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新思路，给中国民间公益带了了春天的信息。增加公益市场有效供给，满足新增、欠账社会需求，无论怎么出手，用多少招数，一言以蔽之：加快改革步伐，释放制度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