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寻找平衡点

　　因为“富二代”的身份，苏州汉朗光电有线公司总裁兼CEO段刘文在日前举办的中国青年企业家发展峰会论坛上，成为被提及最多的嘉宾之一。

    段刘文是“中关村之父”、四通集团董事长、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段永基之子，他与跟自己有同样身份的200多名青年企业家组成了“接力中国”，成立基金会，专门为解决青少年相关问题提供社会援助。

    在对企业社会责任感的认知上，段刘文觉得自己与父辈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更专注于社会价值投资。他的这一观点在这次“青年企业家与社会治理创新”论坛上，引起诸多共鸣。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党组书记皮钧表示：“过去，我们的社会形态靠政府来主导，现在不光是政府应当对我们的社会形态起主导作用，社会组织，尤其是企业也要开始起主导作用，这是一种权利与责任。”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冲突时的选择  

    山东鲁花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孙东伟算了这样一笔账：中国每年进口大豆7000万吨以上，受冲击最大的是中国东北地区以及内蒙古的大豆市场，“讲得不好听就叫崩盘”。

    还有一些农产品的市场也面临这样的困境。

    “目前，国内的花生产业跟国外相比，还是有竞争力的，但已非常微弱。”孙东伟说，鲁花集团是中国最大的花生米用户，国外的花生米可以以每吨6000～7000元的价格进入中国，而中国市场的价格是每吨8000元。

    “当然鲁花可以用便宜的，包括非洲、美洲，都是花生主产区。但如果用它们的花生，对中国的花生产业是巨大的冲击。”孙东伟说，这就出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矛盾。

    在孙东伟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问题，更是涉及“三农”的问题。后来，孙东伟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发挥科技的力量。

    孙东伟介绍，鲁花集团有专门研究花生种植的公司，正在通过科技手段，从花生种植环节做起，提高花生油的油酸，从而提高国产花生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寻找解决办法的过程，他们也是在参与社会治理。在孙东伟看来，“假如种子不改变，国外的花生一定要冲进来。尽管可以用国外更便宜的花生，但我们扎根在中国农村，我的父辈也都是农民，我们是靠花生发展起来的企业，一定要尽这个力。”

    孙东伟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找到了解决方法，有些企业家即便还没有趟出一条路来，依然选择社会效益。两年前，全国工商联联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开展的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显示，76.76%的家族企业认为“应该参与社会管理，这是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

    北京创盈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易斌认为，企业家参与社会治理，核心在于“你是不是投入很多资金，保证不发生不必要的浪费和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易斌说，在企业管理中，越复杂的事情可以越简单化地去思考。“我们集团一个企业是做叶酸的，就要求所有生产的产品保证‘我的孩子、我的媳妇敢吃’，这是企业基本的社会责任。企业家参与社会治理，就是从我们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认为，企业家不讲社会责任，不可能走得更远。因为企业家的美誉度，会直接影响他在“互联网+”的品牌影响力。

    企业参与社会治理能否实现多赢

    段刘文所在的企业曾做过一个需要非常高级别液晶设备的项目，“企业当时是与最好的液晶厂家设计公司合作”。基础建设完成后，企业的海外合作伙伴派团队到工厂调研，结果按百分制打分只得了37分。

    “我们的设备不都是顶尖的吗？也花了不少钱，为什么是这个结果？”段刘文后来才知道，虽然设计上花了不少钱，但是按照要求每5平方米必须放置一个灭火器，而工厂为了节约成本，放置了空罐。类似的细节让段刘文认识到，“硬件不是问题，关键是人的问题，这是软实力”。

    段刘文开始思考如何提高企业软实力，同时他也认为这是减少社会矛盾的一个路径，可以让企业家“把社会责任进一步做到位”，并且实现多赢。

    青年企业家、江西华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桂林分公司总经理李跃阳对这一点感同身受。

    1979年出生的李跃阳干过中介、开过服装店，现在专门从事建筑方面的项目，2012年开始涉足投资领域。李跃阳原来有个烦恼，“经常是项目修到哪个村子边上，哪个村里一些游手好闲的年轻人，不做事情还常挑事。”但他发现，一些年纪大一点的人常常会在项目上找点零工做，也有的把子女拉来做事。

    在工地上，小工的工资每天200元左右，大工每天三四百元。“现在很多年轻人家里经济基础还可以，让他天天扛水泥、刷浆，他们也不愿意干”。于是，李跃阳想了个办法，他让这些年轻人有条件的买个农用车或者工程车，给工地运送建材，并给他们一定的报酬，“算是帮他们就业了”。时间久了，有些年轻人的农用车换了后八轮的翻斗车，甚至成立了运输公司，还把周围几个村的年轻人都带动了起来。

    现在，给项目找茬的人少了，工地上磨洋工的少了，李跃阳认为，企业以这种方式参与社会治理，是多赢。

   着眼社会价值催生新业态

    中青企协副会长、东方财富网董事长其实是个典型的IT“宅男”：平时不太出门，就在家里研究用户行为和产品，甚至平常都不太去公司。但他现在执掌的东方财富网是目前中国访问量和影响力最大的财经证券门户网站。

    其实2005年创办东方财富网，“我做这个公司的时候，不是想怎么挣钱，只是想到客户有这个需求，我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实现，实现这个需求以后怎么营利我没有想过。”他说。

    其实认为，现在很多人对“互联网+”的理解存在误区，不是说一个企业“能做APP了，有门户网站了，开始用互联网收集信息了，就是‘互联网+’了，顶多算是‘+互联网’”。

    “‘互联网+’是连接的一种表现，人与人之间有连接，人与物有连接，人和其他事物、商业形态都有链条；‘互联网+’表现的是一种生态；真正的互联网公司刚开始都不是以盈利为目的，或者刚开始都不是有明确的商业目的，而更多是市场有这个需求，可以利用互联网满足需求，为人提供服务。”在其实看来，互联网公司最开始有时像在做公益，一直都是微利，但是突然发现市场需求“导致”它们开始挣钱了，“或者说导致我们的服务体现价值了”。

    着眼社会价值，让很多“互联网+”企业获得爆发式的增长，同时，也催生了新的业态。

    1985年出生的夏春林是一名天使投资人。在夏春林看来，“早期创业者是弱势群体”，因此，要用天使的心态去投资，用合适的方式把创业者的点子变成经济效益，这当中包括各类创业服务，甚至是融资。夏春林认为，这是投资人参与社会管理的一个双赢路径。

    2014年，一种新的投资形式——合投在“圈里”盛行开来。“在很多传统企业家看来，天使投资是不靠谱的事情，一个项目死了，我投的钱就都没了。但是我们现在用合投的方法，几个投资人一起投一个项目，这样我就可以多投几个项目。假设投10个项目，其中三五个项目死掉了，对投资人影响不大，但是10个创业者都‘玩’了一把。”

    “未来会出现互联网+证券，互联网+银行，或者互联网+保险，我们要做的，是在互联网上提供一切能够给客户带来方便、成本更低，并为社会带来最大效益的产品。”其实相信，未来一定会出现第五级的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民生、互联网+餐饮、互联网+农业等各种新业态。本报记者 崔玉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