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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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老战士与抗战》主编　孙洪康上海人民出版社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上海老新闻工作者协会在今年早些时候推出了“新闻老战士与抗战”主题采访活动，聚焦范长江、邹韬奋、石西民、穆青、恽逸群、赵超构、徐铸成、陆诒等23位新闻界巨子。近日，由这些采访所汇集成的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项目《新闻老战士与抗战》一书，在2015上海书展上与读者见面。书中那一篇篇口述，真实记录了新闻战士们可歌可泣的抗战传奇。我们从中摘编3篇，以飨读者。
　　整理　本报记者　龚丹韵　实习生　曲佳琦
　　潜伏在岩井公馆
　　口述　顾雪雍(恽逸群外甥)
　　整理　胡廷楣
　　恽逸群
　　1905年1月24日生于江苏。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武进、宜兴、萧山县委书记。
　　1932年8月，在上海开展新闻工作。1939年9月，去香港任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编辑、主任。香港沦陷后，1942年，由党派来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党的情报工作。1947年2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秘书，兼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第一副社长。
　　1949年5月，在上海主持接管《申报》和《新闻报》，任上海《解放日报》社副社长、副总编辑，继任社长兼总编辑，兼华东新闻学院院长。后受潘汉年冤案连累。1978年“文革”结束，中组部先安排他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这年12月10日晚上9时，在南京中医院与世长辞。1984年4月，公安部宣布为他平反昭雪。
　　舅父恽逸群，是我新闻的领路人。在抗战最后三年，他打入日伪特务机构岩井公馆，成为地下工作者，经受了魔窟中最为严酷的考验，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代的任务。
　　我退休之后，即着手《恽逸群传》的写作。一年又半，追寻舅父的足迹，去过山东、南京、北京和上海，搜罗资料，寻访曾经和恽逸群一起工作的同志，得知了许多他在岩井公馆的特殊经历。
　　抗日战士伪装成“汉奸”
　　1942年初夏，舅父回到上海。上海已经物是人非。所有重要建筑物上都飘着太阳旗，随处可见穿着和服、脚着木屐的日本人；而中国人则多半畏畏葸葸，衣衫破旧，在物资紧缺、物价飞涨的日子里，过着苟延残喘的生活。
　　一到上海，潘汉年约舅父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一家咖啡馆见面。舅父报告了从香港撤退的经历，潘汉年听得入神，随后他对舅父说：“党中央根据当前的复杂形势，要求‘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为此要派一些坚定的同志，打入敌伪组织内部去开展工作。我已和袁殊讲过了，你就到他负责的岩井公馆去工作，今后和我单线联系。”
　　第二天中午，袁殊在南京路上一家高级饭店设宴，为舅父接风。老朋友重逢，两人都无比高兴。袁的公开身份，是“兴亚建国本部”总干事、《新中国报》社长、日寇特务机关岩井公馆的负责人，是上海有名的“大汉奸”。席间还有一位熟人——抗战初期夏衍主持的上海《救亡日报》经理翁从六。舅父早知翁也是共产党员，但过去交往不多，相知不深。
　　袁殊显得很兴奋，对舅父说：“你来了，我们更放心了。岩井公馆对内对外由我负总责，老翁负责人事和经理部门工作，就请老恽你负责所有宣传机构和文化、教育事业，总之我们三个人是一辆三驾马车，一定要团结合作。我们对外都是‘汉奸’，但我们都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虽然是伪装的汉奸，但要把自己公开的形象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舅父心里仍感到一股压抑着的痛苦和迷惘。
　　当时，为了防止暴露身份，许多共产党员都改换名字，舅父改名恽介生，表明他要保持一介书生清白本色。舅父的外表也确实像一介书生，一副文人风度。虽然他实际年龄只不过三十七八岁，由于打扮，看来却像是近五十的人，人们都尊敬地叫他“恽先生”。
　　1942年初冬，舅父遇到两位报界的老朋友：原申报馆总经理马荫良、原《申报》编辑孙恩霖。两人不胜唏嘘，日本人接管了《申报》，过去史量才生前珍藏在报馆内“琴侣阁”的宋、元、明珍本古籍，将被日伪人员抢夺；还有一整套《申报》全份，也有被劫夺之虞。
　　舅父听后，觉得此事关系重大，就与两人商量说：“徐家汇天主堂，暂时还由法国神父居住，日军没有进去，比较安全。天主堂藏书楼里有一套《申报》，缺失很多，已经不全，我们只要把它所缺的补齐就可以，不需要把整套　《申报》从报馆里偷运出去，但补缺的工作量也很大，包括一些必要的技术措施，需要长时期工作，还要秘密进行，不能为外人知道。”
　　《申报》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创办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份报纸，全套《申报》为人们提供了中国现代社会历史的全貌，构成一幅包罗万象的生动具体的近代史画卷。马荫良、孙恩霖两人按照舅父的嘱咐，开始秘密行动，历经两年，才把一套完整的《申报》补齐。
　　在日本宪兵队的监狱中
　　1944年，日本侵略者连连失败，为了支撑危局，日军决定在汉奸队伍中开展“清队”活动，调查有哪些心怀二志的不稳分子。
　　伪中央大学教授金图南和舅父熟识，在敌人严刑逼供下，他屈打成招，诬称自己是中共苏南区党委文化部长，又诬供舅父是他属下的西路特委文化部长，于是这年10月，舅父被上海日本宪兵队逮捕，解送到苏州日本宪兵队。
　　在审问中，敌人“思想班”头头野口军曹每天对舅父用鞭子、木棍抽打拷问，舅父被打得遍体鳞伤，仍拒不招供，野口就给他上老虎凳、灌冷水，他立即昏死过去；等苏醒过来，野口又逼他招供，他仍不供认，野口又再给上老虎凳、灌冷水。
　　过了一个多月，舅妈接到舅父来信，方才得知他的关押地点，立即从上海赶到苏州。
　　在日本宪兵队的监狱里，看见丈夫踉踉跄跄从囚室走出来，头发很长，蓬松着，人也瘦多了，衣服破破烂烂，脸上、手臂上还有条条血痕，显然是受了酷刑，舅妈禁不住“哇”的一声哭起来。舅父立刻安慰她。两人聊了一会儿家事，日本人来催促结束谈话，舅父对她说：“下次一定让志吾同来！”
　　半个月后，舅妈带着女儿志吾来探监，舅父把女儿搂在怀里，亲热地问长问短，又从口袋里拿出香烟纸做的一件件玩具——鸡呀、猴子呀、小船呀，给女儿玩，一面对妻子说：“这里没有别的东西给孩子，这些纸做的玩具，给孩子带回去玩吧！”临别时，舅父抱起女儿亲她的脸颊，趁看守不注意，贴着女儿的耳朵悄悄说：“回去叫妈妈把这些玩具拆开来！”
　　母女俩回到家里，把这些纸做的玩具拆开来一看，反面写了许多蝇头小字，内容是有关日本人清查的重点和怀疑对象、狱中难友的情况等。舅妈才恍然领悟到丈夫要求带女儿去，原是为了传递情报，她随即把这些纸片送到地下党人员的手里。
　　日本人兴师动众“清查”了半年多，发觉大部分案子都是假案，实在丢脸，1945年6月舅父被交保释放。
　　穿梭在抗战前线
　　口述　陆良年（陆诒之子）
　　整理　李文祺
　　北上热河险些丧生
　　1932年春节过后，我父亲前往热河省采访。那时的热河是日军占领东北三省之后眼前的一块肥肉。情况非常紧张。
　　父亲回忆说，他是2月28日下午四时，冒着大雪，搭乘北平承德后援会运送弹药的卡车赶到承德的。第二天上午10点即到省政府去采访热河省长汤玉麟，没想到门房告诉他:“汤大帅每天下午二时起床，三时会客。”
　　之后一直没有采访到本人。在街上吃午餐时，邻座三个下级军官，穿得破破烂烂，一边数着钞票，一边破口骂人。一听，原来汤玉麟的部队已经16个月没有发军饷。这支军队军纪极坏，军官做着烟土生意，一般士兵只好靠抢劫为生。3月2日上午，汤玉麟积攒了800箱汽油逃跑。
　　守军已经撤退，很快就会有日军追上来。当时到热河来支援抗战的十九路军炮兵营长吴丹，劝我父亲撤离承德，我父亲不愿意撤离，说：“在淞沪抗战之时，敌人离我三里地都不退，三十里地早着呢。”
　　吴丹营长说：“当时的十九路军是在抵抗，而这里的守军不战而退。与在上海不一样。”说了半天也不见我父亲开窍，一个叫张慧冲的摄影家，就把我父亲和其他几位记者强拉到撤退的卡车上。
　　上了卡车之后，部队看他们不是军人，用皮鞭把他们从行进的卡车上打了下来。满地都是雪，北方的雪，大多很厚，一般不化，整个原野上都是一片雪白。掉在雪地中的几人，因为疲惫、寒冷、疼痛，失去知觉。我父亲醒后，把另外两个战友搀起，三人紧紧抱在一起。他们发誓要出去，要活着出去，把所有的丑行全部揭露出去。
　　我父亲在火车上写下他这段奇特的经历。到上海，很快就在《新闻报》上开始发表。后来他还写了一本《热河失陷目击记》。
　　陆诒
　　1911年出生，浦东鲁汇人。上海《新闻报》、《大公报》记者，汉口、重庆《新华日报》记者、编委，上海《联合晚报》《联合日报》编委、记者，香港国际新闻社主任，香港达德学院新闻专业班主任，香港《光明报》主编。
　　建国后，历任上海《新闻日报》副总编辑、编委兼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市第三四五届政协常委，民盟上海市委第八届副主任委员，民盟第五届中央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足迹遍及中国各主要战场。为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重大贡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逝世。
　　“你要你的中立，我要我的抗日”
　　父亲风尘仆仆从河北赶回上海，上海已是战云密布。不久，“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8月17日，父亲就到第三战区司令部采访著名的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司令部设在一个朴素的农舍中。冯将军对我父亲说:“全面抗战打起来了，多年来人民的愿望实现了！”
　　除了在淞沪抗战的战场上采访之外，我父亲还到浙江海盐一带采访过。
　　他用他的笔记下了可歌可泣的抗战场面。他的激烈文字，使得当时的《新闻报》老板汪伯奇感到不安，他要我父亲文笔再“温和”一些，以保持《新闻报》中立的态度。
　　父亲气愤地说：“你要你的中立，我要我的抗日。我再也不在你这个‘中立’的《新闻报》干了！”于是提出辞职。
　　《新闻报》的老板为了阻止他辞职，故意刁难，说他还欠报馆一万大洋的出差预支费没有还。我父亲把这件事跟范长江说了。范长江听了二话不说，就拿出他的《中国的西北角》　出书的稿费给了我父亲。我父亲拿了这一万大洋立刻还给了《新闻报》老板。
　　父亲由好友范长江介绍，进了《大公报》，立即被《大公报》派往山西战场采访新闻。
　　作为战地记者，需要穿着军装剃光头。与普通士兵不同的就是他们还会带着相机，带个本。在这样的前线采访中，子弹在耳边不知飞过多少，或许开枪人只需往某个方向挪动半寸，就会要了命。
　　后来，他到了危城太原，在另外一个《大公报》记者孟秋江的引见下，在八路军办事处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共产党人临危不惧，全心全意为抗战出力的精神面貌使我父亲为之一振。《大公报》刊登我父亲从太原报道的周恩来和八路军的活动，乃是当时的一条独家新闻。
　　太原失守后，全国蔓延着一种悲观的情绪。这时，我父亲根据范长江的提议，到陕北去听听延安的声音。于是，他取道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和安排下，搭乘由西安开往延安装运新闻纸的大卡车，和一群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们坐在装满新闻纸的货物堆上，冒着风雪高唱救亡歌曲，向着延安进发。到了延安后，他感觉到这里的社会风气与西安大不一样，生活充满着朝气。12月5日，上午11点，他应约到凤凰岭采访了毛泽东。
　　12月中旬，《大公报》刊登了我父亲采写的题为《毛泽东谈抗战前途》的通讯报道。
　　笔作号角鼓与呼
　　口述　王维　　

　　整理　张伟光
　　王维
　　1919年8月15日出生，籍贯浙江临海。1938年秋投身抗日救亡工作，创办油印报《反扫荡》。1941年春，到浙西《民族日报》任助理编辑，当年夏参加新四军，担任过部队和地方报纸编辑、连政治指导员、团宣传干事、旅侦察参谋。1944年春，调新华社苏北支（分）社当记者。
　　抗战胜利后，任新华社华中5支社（盐阜支社）社长、苏北分社副社长、代理社长。1947年秋任《新华日报》（华中版）副总编辑。1948年夏任《江淮日报》《皖北日报》社长、总编辑，兼任治淮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
　　1952年秋调上海，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报刊处副处长，兼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1954年秋到北京参加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当年冬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1962年改任第二总编辑。196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中受迫害。粉碎“四人帮”后，任上海市出版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1978年调回《解放日报》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自1958年起，先后被推选为上海市记协主席，全国记协副主席，中国韬奋基金会副理事长，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人大常委，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名誉会长。
　　国难关头勇担当
　　我的家乡在浙江临海县台州湾北岸的农村。父母是文人，分别毕业于法政学校和简易师范，当时在我家乡也算是个知识分子。
　　我的新闻生涯，是从抗战开始的。期间，我当过记者、编辑，也任过社长、总编。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因陋就简办起了名为　《大家看》　的“手抄报”。那是1939年，我刚到安吉、吴兴一带，当时的敌后根据地，大多是偏僻农村，经济文化落后，交通很不方便，报纸是传递信息的最先进的工具。然而，安吉、吴兴一带别说是铅印的设备，就是石印、油印的工具，都很难弄到。我和几个同志就办起了“手抄报”，起名为《大家看》。内容主要是摘抄部队报纸的新闻，有本地和各地抗战的战报，有苏德战场报道，旨在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别看这是张“其貌不扬”的土报纸，发行量只有十几份，但很受欢迎，每期一“出炉”贴在墙上，一下子围上许多人阅读。
　　1940年春，日寇对吴兴一带进行大扫荡，异常血腥残酷。我办起了名为《反扫荡》的油印小报，还从桂林进步报刊上遴选文章，编成《反扫荡小丛书》，分发给当地群众。经过战斗的洗礼和考验，我得到了党组织的信任。1940年4月，吴兴县政工队地下党支部吸收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沉着机智斗敌顽
　　当时，我的党员身份没有暴露，但进步表现却使国民党顽固派很不放心。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我被安排到《民族日报》当助理编辑。过了一段时间，报社见我能独当一面，就把地方新闻版交给我编。
　　一天，我收到一篇稿件，说是孝丰县政府开会欢迎新四军一个副大队长“弃暗投明”。我利用来稿不登记这个空子，悄悄地把此件扔进了字纸篓。谁知，此稿两投，第二天，国民党浙江省的《浙西日报》登了这条消息。也许，是上头产生了怀疑，我又被调到国际版，不再接触国内政治新闻。
　　时隔不久的一天，突然来了几个人把我抓起来，说是吴兴县长告发我在政工队任职期间贪污公款公物。在法庭上，我据理辩护，进行驳斥。过了两天，国民党派人找我“谈话”，要我说出省政府直属战时政工第一大队第二队被解散以后一些人员的去向。我知道这个队里有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追求进步的人员多。此时，我一下子明白了对方抓我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机智地对付过去，使他们没能得到任何线索。
　　一天，我设法搞了一份假电报，以“家乡沦陷，母亲外逃，贫病交迫，望儿速归”为由，向社长请假一个月，巧妙地离开了天目山。之后，辗转来到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我党我军所办的报纸工作，日渐成熟起来。
　　勇登敌城抢新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朱德总司令立即发出命令，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迅速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军，接受日伪军投降，敌人如不投降，就消灭他们。新华总社公开发布通告，责成各地记者，就近随军出发，及时报道。
　　我带了电台和有关人员直奔前线。淮阴已宣告解放，敌军紧缩在淮安城内。淮安在江苏是仅次于南京的古城，城墙又高又厚，易守难攻。经过请示，指挥部批准我随攻城突击队登城。
　　上午8时整，总攻令下，军号和枪炮齐鸣，地下与高空并进，我臂缠红布条，紧跟突击队员向前奔跑，此时文工团员在简易的掩体后面唱歌、喊口号，给我们鼓劲。突击队刚冲到城脚下，西南面一声巨响，火花和烟雾冲天。原来城墙被炸开一个大洞，攻城部队快速涌入城内。我们在火力掩护下，从东南面攀云梯登城。突击队员迅速出现在城头，进入城内。战至下午3时，伪军被全部歼灭，号称“铁打的淮安”宣告解放。
　　战斗一结束，我赶紧从城的北部爬出城墙，直往电台处奔去，奔跑中一路打腹稿，奔到电台，立即向译电员口授苏北名城淮安解放的消息，快速发往新华社。总社以急电转播，延安《解放日报》把这条作为第一版头条新闻发表。
　　“口述”，讲述你与上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