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的发展需要双重支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商业文明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但我国社会的发育仍然滞后

　　社会企业的发展需要双重支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商业文明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但我国社会的发育仍然滞后，非营利组织也不够发达，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社会企业，困难比国外更大

　　法治周末记者 汲东野

　　已经过了下午6时，在距离后海不远处，北京鼓楼西大街旁的一处小院里，讨论仍没有停歇的迹象。

　　这是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以下简称红丹丹教育中心)和北京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的所在地，红丹丹的创始人兼中心主任郑晓洁和工作人员仍在为中心的发展规划忙碌着。

　　郑晓洁希望，新一年中心的两个助盲专利产品的销量可以持续增加，销售收益即可直接为公益服务项目“输血”，以更好地支持中心开展公益服务。

　　近两年，涌现出一批和郑晓洁相似的、以商业方式为公益造血的企业或社会组织，这种现象也得到了公益业界、学界的关注和认可。

　　1月28日，“2014年中国社会发展十大事件”由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在博雅国际会议中心发布。

　　发布会上，“推动社会企业发展以解决社会问题成为公益创新新思路”和“国务院首提支持‘公益创投’，慈善金融受到鼓励”都入选了年度最具社会进步意义的十大标志性事件。

　　社会企业是一种新兴的组织类型。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博士后王世强曾在其研究成果中写道：社会企业是为了解决某个社会问题而创办，以实现社会目标为价值追求，采取商业化的经营理念和运作方法，将商业模式与社会公益有机结合，进而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有资料显示，英国是全世界社会企业发展最好的国家之一，其社会企业对GDP的贡献相当于餐饮业的生产总值。

　　英国社会企业联盟(SEUK)也提出了社会企业的定义：“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

　　郑晓洁颇有感触地对法治周末记者说：“以前并不知道社会企业的概念，但是了解之后，我认为，我们做的就是社会企业的事情。”

　　“从2003年红丹丹创立以来，为了能持续地生存下去，我们做了一些助盲的项目和造血方面的尝试。但是，一直到近两年，才渐渐少有听到我们利用盲人赚钱的质疑。我感觉到这两年，做公益慈善事业的大环境越来越好了。”郑晓洁说。

　　社会企业进入市场构建期

　　2014年，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领域的突破和新现象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一道活水。

　　乐平基金会秘书长沈东曙认为，从2013年和2014年开始，特别是2014年，中国的社会企业已经进入了一个市场构建期，而不是一个分散创新期。

　　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关注到2014年该领域的一些“热力”突破和发展趋势。

　　2014年，社会企业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关注，有两个社会企业，即果壳网和淡蓝网，分别获得了2000万美元和3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经过近几年的发展，中国已出现了估值过亿美元的社会企业。

　　另外，互联网领域还涌现出大量的社会企业，比如帮助公益机构进行劝募的互联网社会企业。徐永光认为，这样的互联网社会企业可以激活整个中国公益市场，推动慈善体制的改革。比如，有杭州的“爱你”APP等。

　　徐永光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三农”领域也是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的一个热点。比如“新农人”返乡改造农村计划中，有一大批年轻的创业者；还有阿拉善see沙漠治理计划，带领农民种小米；有机农业领域也涌现出很多社会企业，像中国社会企业的先驱乐平基金会的富平创元有机农业进入了千家万户。

　　社会企业的发展趋势不仅体现在实践探索层面，“去年，有16家机构共同发起的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论坛以及联盟正式启动，社会企业领域协同联合起来了，大家走到一起，共同推动这个领域的发展。”徐永光说。

　　徐永光强调说，除了在社会实践探索和交流合作层面，出现了很多新的创新和发展，“高层关注和政策开闸，是激发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的最大的看点”。

　　他提到，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察看了福建的金太阳养老机构，这是一个社会企业的典范。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了公益创投、慈善信托，还有关于慈善金融的概念，这都会为社会投资带来非常大的推动。10部委也发文鼓励健康和养老产业的市场化。

　　徐永光认为，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产业政策示范，将会激发10万亿元以上的社会投资。

　　不仅如此，徐永光认为，在政策制度推动和投资领域的推动下，中国的社会企业在5年内将会成为世界第一。

　　社会企业如何自“造血”

　　所以方兴未艾，最主要原因，是公共社会问题多了起来。

　　今年，“APEC蓝”成为热词。

　　“APEC蓝”期间，共有17个城市1万多家工业企业停产停工，4万多个工地停工；北京周边7个省份减排了约一半污染物，体现出环境保护需求与追求GDP的发展需求的突出矛盾。一方面GDP不能下降，经济不能下滑，另一方面大家又希望雾霾别再出现。

　　徐永光认为，这个现象刺激了人们的反思，经济的发展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民生产业。

　　袁瑞军认为，如今我们所讲的福利国家建设，在医疗、教育、卫生、社区、环境等公共问题出现之后，用传统的政府办事业单位、企业办商业等的手段都不能实现完全的应对。

　　“而非营利组织以前完全依靠社会捐献，对于GDP的贡献率是5%，解决就业人群的贡献率是10%。这么低的贡献率，不足以解决如此庞大的社会公共问题。”袁瑞军说。

　　“所以，要把社会企业看做社会创新的一个部分，或者说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希望能有可持续的大规模的造血的方式来应对人们面临的大规模难解决的社会问题。”袁瑞军说。

　　据红丹丹教育中心主任郑晓洁介绍，近些年，红丹丹从2011年开始申请政府购买服务，到2014年，每年政府购买服务的数量持续增加。

　　2013年左右，银监会出台相关政策，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残疾人客户金融服务工作。自此，红丹丹的助盲卡(帮助盲人辨别钱币数额)的销量大增，2014年收入70万元人民币，占所有资金来源的1/3。资金收入将用于公益运作成本和公益项目。

　　从2003年开始，郑晓洁已经从事服务盲人的公益事业11年。她表示从她个人的角度来讲，他希望自己做公益，最好能自己造血，“不要伸手要钱，只有用自己的能力支持自己想做的事情，才是最有力量的，才是可持续发展”。所以，她一直在致力于让红丹丹拥有更强的造血功能。

　　2015年或成中国社会企业元年

　　尽管社会企业发展势头正劲，然而，法治周末记者采访了解到，有些社会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反而选择舍弃掉“社会企业”的“帽子”，选择闷头做事情。

　　徐永光提到了社会企业领域的两种现象：一种是可能某个企业一直在做着社会企业的事情，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是社会企业，另一种就是有些社会企业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社会企业。

　　“中国社会有一些不明不白的道德绑架。如果你是企业，无论做什么有益的事都会得到赞扬，但是如果你说自己是社会企业，以公益为目标，企业化运作，就会有人质疑你的公益目标，质疑做公益为什么要盈利。”徐永光说。

　　不过，对于郑晓洁来说，近两年来国内公益环境的包容度，民众的包容度已然大了许多。在她看来，别人眼中她用商业方式实现的公益造血“创新”相较之前更加“名正言顺”了。

　　王世强表示，社会企业的发展需要双重支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商业文明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但我国社会的发育仍然滞后，非营利组织也不够发达，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社会企业，困难比国外更大。

　　徐永光认为，想要彻底改变这样的环境，仍需要时间。

　　社会企业的实践和理念火了，引来的争议和质疑也多了，但是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社会企业的明确定义，也没有社会企业的立法和资格认定，社会企业只能选择以商业机构或社会组织等形式注册。

　　据FYSE(青年社会企业家基金会)在2012年的调研，我国66%的社会企业登记为工商企业，20%的社会企业登记为社会组织，14%的社会企业没有登记。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金锦萍认为，很多创新的概念的确值得商榷。

　　“当我们讲公益创投、社会影响力投资、社会企业等各种概念时，不外乎就是强调并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解决社会问题可以用公益的方式，也可以用市场的方式，但是以市场方式解决的你不能以公益的概念来替代，两条路径的法律和政策是不同的。”金锦萍认为。

　　徐永光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在中国的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的一些现象还处于萌芽发展阶段，现在需要探索多样化的模式，现阶段没有必要严格限制，且商业与公益关系交错复杂。

　　“我们现在已经在探索的路上了。”袁瑞军表示，“我们现在做两件事情，一个是社会企业的认证标准，认证标准会有两种，可以分红也可以不分红，正在征求意见阶段，年中可能会发布出来。第二个，我们在做影响力评估指标的构建，影响力的工具开发。社会影响力非常难测，但是这件事不做，就无法说清数亿钱的去处。”袁瑞军说。

　“去年是台湾的社会企业元年。今年应该是大陆的中国社会企业元年，这除了需要业界的前沿实践，还需要学界专家的共同推动。我们真的已经在路上了。”袁瑞军说。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