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草根”公益组织相当清楚自己的身份定位，他们并不敢奢望政府部门的配合，只求尽己所能多开展公益活动。但就这点心愿，在现实面前却也屡屡碰壁     

      6月11日，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发布微博，怒斥湖南省教育厅“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
　　事情起因于，“崔永元公益基金”计划今年8月培训100名湖南乡村教师，但在向湖南省教育厅申请支持时，得到的答复却是“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
　　愤怒之下，崔永元在微博上对湖南省教育厅给出了上述“正式评价”。
　　与以往网络热点事件一样，崔永元的这条微博，很快引来网友们的围观，并因此引发一场口水战，支持声与倒戈声响成一片。
　　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口水战中，也有许多人“透过现象看本质”，开始思考“政府部门与民间公益组织应如何相处”的命题。
　　许多人发出颇为无奈的感慨：有名人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加持的公益活动尚且遭遇如此，更多“草根”民间公益组织其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实际上，多数“草根”公益组织相当清楚自己的身份定位，他们并不敢奢望政府部门的配合，只求尽己所能多开展公益活动。但就这点心愿，在现实面前却也屡屡碰壁。
　　“草根”公益不为钱但很差钱
　　“中国的医疗资源十分不平衡，医疗不公相当严重，甚至不如非洲一些国家。”这是艾滋病防治专家张可对中国医疗资源的评价。
　　当初在看到贫困农村地区卫生资源尤其匮乏，有人支教却没人支医，于是2007年张可筹建了中国国内第一个以综合职业医生组成的志愿医生公益组织———“阳光医生”。
　　“阳光医生”通过招募国内、国际职业志愿医生，为医疗资源匮乏地区和医疗服务可及性差的人群提供对应的技术培训及直接的医疗服务。
　　张可表示，支医活动在很多地方受到欢迎，社会认可度也很高，但资金问题却成为“阳光医生”发展的瓶颈，甚至危及生存。
　　“我们也想为更多的地方提供医疗支持，但‘阳光医生’没有造血能力，资金的问题使我们只能根据捐赠者的意向来选择地点，还有很多需要帮助的地方我们无能为力。”
　　张可回忆，有一次到成都工作，四川省理塘县的县长曾经亲自找到他，希望“阳光医生”能为藏区的医生提供培训、支援，但由于资金的缺乏，为理塘县提供支持只能停留在计划上，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2011年年底，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向社会公布了《2011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58.3%的捐款都流入政府以及有政府背景的慈善会和红会系统。
　　其中20.6%的捐款直接进入到各级民政部门，9%进入到除民政之外的其他党政机关、人民团体，6.7%进入到各级红十字会，22%进入到慈善(总/协)会。只有1.3%进入到了慈善会之外的社团、民非和福利院领域里，而在这个领域里，依然有一些有政府背景的机构。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介绍，中国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1000多个公募基金会，2000多个红十字会，5000多个慈善会，背后都有政府背景。这些政府背景的公募机构，吸纳了全国90%以上的慈善资金，这么多的钱，往哪里流，这是很重要的。但有一点是非常确定的，绝大部分善款流不到民间。
　　徐永光说：“这个资金往下走的时候，都有一个行政的系统。但行政的系统，比如说，慈善总会有民政系统，它募捐的善款就会通过民政系统往下流。从中央到县，每一级政府都有一个红十字会，所以说，这些公募善款的使用，腿一直长在政府内部。”
　　在本土公益支持遥不可及的情况下，断“洋奶”使得更多的民间公益组织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
　　“很多境外基金会这几年都作出了缩减或停止中国资助项目的决定。中国公益事业给他们的印象是，已经发展得很好了，有能力通过自身募捐或本土基金会的支持完成公益活动。但实际上，在中国，草根公益组织的筹资渠道狭窄，基金会又多停留在有项目自己做的阶段，较少推动民间公益组织的活动和发展。”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李涛道出了民间公益组织窘困的现状。
　　在众多民间公益组织中，“协作者”其实是十分幸运的。
　　2010年，经过7年的努力，由民政局作为主管单位，在北京市民政局正式注册成立了支持性的社会组织，可以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李涛介绍，2011年“协作者”30%的资金来自政府购买服务计划。
　　李涛对法治周末记者坦言，缺钱和专业社工仍旧是“协作者”面临的大问题，10名全职职工却承担着几乎70个人的工作量。
　　相对于“协作者”的名正言顺，背负着工商注册企业的北京慧灵智障人士服务机构的处境则是内外夹击。国外基金会或相关机构的项目资助相继终止，企业的身份又使得其民间筹资活动频频受阻。
　　为了注册民办非企业单位，慧灵专门成立了民非注册公关小组。但小组负责人李萌介绍，近百次的公关活动，都以失败告终。
　　找不到婆家的尴尬
　　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在经过郭美美事件及后来的一系列风波之后，大部分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民间。但不得不正视的现实是，由于制度的不完善，没有“合法”身份，更多的草根公益组织一直在夹缝中“畸形”而艰难地生长。
　　“有时候有的企业或机构愿意捐款，但因为我们身份是企业，人家会产生不信任，认为我们可能会骗人或趁机赚钱，同时又开不了免税发票，最后不得不作罢。”
　　更多的时候，到一个企业去募捐，人家首先会查验我们的身份，一听企业就没兴趣了。李萌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企业的身份让北京慧灵在筹资方面很头疼。
　　按照我国相关的捐赠规定，慈善捐赠可以享受税收减免。这也就意味着，企业捐款给民间公益组织，根本就无法享受到这些优惠政策。
　　同为企业身份的“阳光医生”也常有类似遭遇。张可表示，曾经有家保险公司有意向他们提供超过百万元的捐款，可是由于他们是企业的性质，对方产生质疑，最后不了了之。
　　按照目前的规定，公益组织注册实行“双重管理”，除民政部门之外，还必须要挂靠一个政府部门或公办社团，作为业务主管单位。
　　但政府部门一般不愿意作为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部门，一是无利可图；二是可能带来风险，影响到自身。
　　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考虑，他们往往将上门申请的社会组织拒之门外。大批民间背景的社会组织想取得正式资质困难重重。
　　公益慈善组织要注册登记，需要找到一个婆家，绑定一个主管部门。正是这样的门槛，大量民间组织被扼杀于萌芽。
　　为了找到业务主管部门，李萌一度成了北京市残联、各个区残联的“常客”。
　　“我们到市残联，市残联说所有福利机构，都是区民政局管。到了区民政局，又说没有业务主管单位，他们不办理申请，把我们推了回来。”
　　为孤独症儿童服务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从创办以来也是一直以工商注册的企业名义运作，“星星雨”主任孙忠凯表示，申请的主管单位也从来没说不行，但就是一直有各种原因让我们不停地修改材料，所以，到现在还是企业身份。
　　对于民间公益组织，注册像一个无解的题，一直困扰着他们，无法找出答案。
　　大部分无法通过民政局注册的民间组织为了继续生存，在工商部门登记为企业，按章纳税，从事公益服务，却还要缴税，对于募款本来就很不容易又没有利润来源的NGO来说负担不小。
　　上一年剩余资金需要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给企业和个人开具的捐赠收据无法给其免税、连5.5%的营业税有的组织也还要缴纳。
　　更多的则是不注册法人，成为黑户。据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估计，在中国至少有300万未登记的社会组织，近九成民间组织处于“非法状态”。
　　直接登记大门并未真敞开
　　为了解决民间公益组织身份的尴尬，很多地方作出了尝试和改革。
　　深圳自2008年起已经率先对社会组织管理进行探索，对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三类社会组织实行“无主管登记”。
　　2010年2月，北京首次明确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试点，中关村园区的社会组织设立可以直接向民政局登记，不再需要挂靠。
　　同年6月，四川省成都市开展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工商经济类和社会福利类社会组织登记时，申请人可直接在登记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手续。
　　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这意味着上述三类社会组织将可直接登记，改变之前的双重管理门槛。
　　各地相继开展的试点和改革，让许多热心公益的人士一度看到了曙光。事实上，确实有人受益于这一政策，广州市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就是其中之一。
　　该中心发起人梁海光介绍说，他们去年9月开始筹备，直接去区民政局申请，不用再找相关的政府部门做业务主管，2012年1月就注册成功了。
　　广州市珠海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介绍，只要所需的材料符合要求，基本上两个月就能完成注册。
　　2011年5月23日，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北京调研时表示，民政部将借鉴和推广北京经验，进一步加大社会组织登记的范围，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三类社会组织今后将有望直接登记，不用受限于现在的双重管理体制。
　　然而，现实中，直接登记这扇门并未真正敞开。“北京慧灵们”的注册遭遇，并没有让他们看到注册门槛降低的希望。
　　法治周末记者以民间公益组织发起人的身份，分别咨询了北京市朝阳区、海淀区、房山区以及中关村园区的民政部门，上述部门的工作人员均表示并没有相关的文件或政策，现在注册还是需要先找到业务主管部门挂靠，民政局不承担这一工作。而作为试点的中关村园区则表示只接受科技类社会组织的申请。
　　作为企业身份，5.5%的营业税，给企业和个人开具的捐赠收据无法给其免税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很多公益组织通过与基金会、协会、委员会合作委托的方式接受捐赠，每年只要缴纳3%到5%的管理费即可。
　　孙忠凯说，他们没有接受捐款的账户，企业捐赠者将捐款打到他们合作的基金会账户上，由后者对捐款进行托管，这样就可以给企业免税。而且基金会出于对他们的支持，并没有收5%的管理费。
　　“不能参与政府购买服务，对于民间公益组织是很大的损失。”孙忠凯表示，今年国家出资两个亿用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但“工商注册”身份使他们被拒之门外。
　　“我们也想过申请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但申请表里并没工商注册这一项，在北京做了12年的智障人士服务，但没有到竞标的步骤，第一步就败下阵来。现在只能通过社会、个人捐助和自己创收来维持，资金缺口年年都有。”李萌无奈地说。
　　2010年，北京市曾准备拿出1亿元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但由于草根组织没有申请购买的资格，而合法的社会组织又不多，最终1亿元预算只支出了500多万元。
　　一方面是有钱花不出去，一方面是勉强维持，政府部门和民间组织的“对立”不知道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李萌表示，还是会继续北京慧灵的注册之路，只是要走多久，她也不清楚。
　　接受采访的很多尝试注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民间组织选择了放弃或观望，“不知道等多久才能看到真正开放、完善的草根公益环境，但做公益就是为了服务弱势群体。虽然现在有很多限制，但目前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更为重要”。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