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求学经历相对完整，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从七八岁到二十一、二岁，那时初中高中各两年。不曾记得有门卫，大学门口有一个收发室，主要负责邮件、信函、报刊的分发。小学、初中、高中的大门洞开，平日来办事的出出进进，从没有什么不安全的事情发生。

　　然而，看看今日各教学单位，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无一不门禁森然，如同军事禁区。其盘查、登记，远甚1980年代的部队驻地。当时，我带学生参加为期三天的演讲比赛，比赛场地、吃住都在部队的一个大院内。出进自由，一些家长还来观看，都没有什么阻挡。今天的教育圣地如临大敌。大家都知道，前几年，一些暴徒窜至幼儿园和学校残忍杀害幼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血案。各学校不惜重金雇佣保安，购置铁叉警棍头套等器械，重兵把守大门。这也是中国特色学校门口的一道风景。以致于家长进门要登记、要电话联系、要里面的人出来接应。有的有急事、有的火性大，常常与门卫发生口角。一个地市，上千所教育机构，仅看门这一项支出，成千上亿，那全国是多少呢？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这笔钱是必须花的吗？今天看来，是必须，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一种邪恶的存在，让无数善良的人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如果仅有个别杀童案，那是个别犯罪分子的丧心病狂；如果成为了一个社会现象，同样是犯罪分子的丧心病狂，但应反思社会治理是否病态？他们何以铤而走险，将罪恶之手伸向最弱小的生命？病态的社会作为一种看不见却是作用人心的邪恶，制造了无数如鲁迅所言的“几乎无事的悲剧”，逐渐积聚成反社会反人类的暴行，施向弱小的孩童。

　　过去，坐飞机，坐火车，乘地铁，远没有今日安检之严。前几年，在北京乘地铁，根本没有安检一说。乘客购票后，在候车区等车，上车下车，出站返回地面；坐火车也大致如此，仅有一个物品的安检；坐飞机人过安检门无异常即可通过。2001年“9·11事件”后，世界各国普遍加大安检力度，除安检门外，另有专人手持探测仪，全身扫描，要解下腰带，要脱鞋。对形迹可疑者更是重点查验。即便这样，仍有不法之徒将危险品带上飞机。世界上有数万个机场、车站、地铁站点，一处增加安保一人，就是几万人，相当于一个较大乡镇的人口。增加十人就是几十万人，相当于一个区县的人口。这些都是必须的吗？现在看来是必须，同样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虽然对安置就业有好处，但是恐怖作为一种邪恶让社会付出的代价却是异常沉重。

　　如今许多生活小区，窗台铁棱密布，称为防盗窗。各家都是防盗门，楼道也有门禁。中国俨然就是一个防盗门窗的生产使用大国。相对于欧美、日本等国许多房门没有锁或是出门不用上锁，也确是颇具特色的一道风景。破门而入、破窗而入者，比比皆是。人们不得已按防盗门窗，将家人置于鸟笼一样的房间。入室盗窃作为一种邪恶，让无辜的人们承受多大的心理负担？耗费了多少社会资源？真是难以计数。

　　执政者违背人性的决策同样是一种邪恶，专制体制下尤甚。强权者所造成的灾难须有全体国民来买单。海湾战争前的伊拉克为中东的富庶国家，巴格达机场是中东最为繁忙的空港。1979年萨达姆通过政变上台后，将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拖向战争的深渊。先是与伊朗开战，两伊战争一打八年，两败俱伤，国力耗尽；后觊觎科威特，萨达姆如同疯子一般，悍然宣布科威特为伊拉克的一个省，然后出兵侵占。国际正义力量不能容忍萨达姆的胆大妄为，多次斡旋失败后，武力打击，美丽的伊拉克变成了山河破碎的焦土。萨达姆以反人类罪被送上了绞刑架。伊拉克人民的重建家园、恢复经济之路，漫长而遥远。暴政作为一种邪恶，让一国民众付出的代价，罄竹难书。柬共领导人波尔布特，统治柬埔寨三年，杀了二百多万人，超过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红色高棉的暴行让全世界震惊，联合国安理会要求成立国际法庭公审红色高棉领导人；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以其变态偏执的执政理念，铲除异己，杀人如麻，造成了无数的人道灾难。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毛泽东醉心于权力斗争，陶醉于“与人斗其乐无穷”，导致长达十年文革内乱，死伤无数，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生活用品极度匮乏；1958年“大跃进”导致1960年代初饿死三千万人；1957年“反右”据官方说打了55万的右派，羞辱知识分子，整肃知识分子。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没入水深火热之中。可悲是，被洗脑被专政的民众，已浑然麻木或敢怒不敢言。

　　一人之恶，万人之灾；一人施暴，万人受难。

　　邪恶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毒瘤，并非没有根治的良方。关键是社会的良治，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建立公民社会。要实现罗斯福所倡导的“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除匮乏的自由，免除恐怖的自由”。免除匮乏的自由是一种经济上的融洽关系，保证公民过上衣食无忧的体面生活。进而唤醒人们的理性，激发人性之美，使人活得体面有尊严。建立纠错机制和补偿机制。富而好礼者，不可能沦为盗贼；珍爱生命的理性之人，也不可能成为恐怖分子；民主法治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制衡纠错机制，使专制者不能逞强于一时，如有失误，也会得到及时纠正。诚如邓小平所言：“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页）。弗洛伊德说：“有抑制有规范才有文明。”约翰·洛克说：“法律一停止，暴政就开始了。”一个政治清明的社会，一个文明的国度，人尽其能，物尽其用。多绅士君子，少泼皮无赖；多奉公守法的公民，少伤及无辜的暴徒。中国人若走不出好人为坏人买单的怪圈，当是中华民族的莫大悲哀。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