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城一老人离世14年才被认定见义勇为，引发热议——

　　【阅读提示】前不久，运城市盐湖区赎马村樊天喜老人，在离世14年后被认定为见义勇为。向其追授荣誉的运城市见义勇为协会认为，经过合理推断，老人当年应系为保护集体财产，与歹徒搏斗而遇难，不能因为案子没破就一直让见义勇为者死不瞑目。而持不同意见者认为，案件没破、罪犯未捕就做认定，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撑。由此，长期困扰见义勇为者的事实认定难问题，又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1、这份荣誉该不该给

　　近日，一则“运城一老人离世14年后才被认定见义勇为”的新闻，经媒体公开报道后，引起了社会关注。

　　报道称，1998年夏，时年72岁的运城市盐湖区赎马村村民樊天喜，在本村学校门房值夜班时遇害。事发当晚，当人们在学校的花池里找到尸体时，发现手筋被挑断，身上被捅9刀，学校教室的玻璃也被打碎。樊天喜是一名老党员、老干部，为人特别好，他何以遭遇如此横祸？“我们判断是社会上的坏人在学校偷东西时，老人为保护财产而被杀害……”村干部和樊天喜的家人都这样认为。

　　为了给九泉下的老人一个交代，14年来，樊天喜的家人一直奔波在运城市相关部门之间，希望得到见义勇为认定，但却迟迟没有结果。今年运城市“两会”前夕，部分市人大代表将该案反映给市见义勇为协会后，事情才得到实质性推动。经过调查，4月8日，运城市见义勇为协会认定了樊天喜老人的见义勇为行为，并向其家人发放慰问金2000元。

　　意想不到的是，记者日前就这一新闻事件征询相关人士的看法时，被访者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观点一：指责有关部门不作为，对运城市见义勇为协会的作法表示赞赏；观点二：运城市见义勇为协会的出发点值得肯定，但案件未破、凶手未捕就做出事实认定，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撑。省直某机关公务员张敏说：不能排除这名老人可能是死于仇杀等其它原因。

　　运城市见义勇为协会会长张世贤解释，他们从常理推断并结合樊天喜老人平时的良好口碑，认为他应当是为了保护集体财产，与歹徒搏斗后遇难的。这种精神值得弘扬，不能因为案子没破就一直让见义勇为者死不瞑目。他还向记者澄清了一个事实：老人的荣誉之所以姗姗来迟，不是因为有关部门推诿扯皮或故意刁难，而是由于案子未破，各家均认为证据不足，从而影响到对其行为的定性。

　　2、事实认定难在哪里

　　“两种观点的背后，又一次折射出长期存在的见义勇为认定难。”一位关注见义勇为制度建设的专家说。

　　专家分析说，类似这样见义勇为遭遇认定尴尬的事情，在我们身边屡见不鲜。比如，有的人在他人遭到歹徒威胁时挺身而出，但由于没有抓住歹徒，被救者事发后又悄然溜走，而案发现场因为没有旁人或者即便有目击者却不肯出面作证，以至他们很难被认定为见义勇为；还有人把被过往车辆撞伤的路人护送到医院，对方却黑心地指认他是肇事者，由于缺少证人和证据，救人者往往百口难辩，等等。

　　山西代政律师事务所主任代政说，就见义勇为者本人而言，一方面不可能人人精通法律，具有自觉收集证据的意识；另一方面，即使有了这个意识，恐怕事发时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充分的条件，允许他们来收集证据。

　　代政认为，像樊天喜老人这样没有证人而要申报见义勇为固然困难重重，有时即便有了证人也很难。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受益人在他人见义勇为帮助自己后，出于害怕承担赔偿责任等私利的考虑，会选择一走了之；个别品质恶劣者甚至昧良心讹诈恩人。至于旁观者也往往出于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人身安全的考虑，不愿或者不敢出面作证。

　　记者发现，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后，后续赔偿、补助等问题难以协调，也是一些地方不愿认定太多见义勇为行为的一个主要原因。

　　一般被认定为见义勇为后，各地见义勇为协会将颁发一定数额的奖金，但金额非常有限。如果见义勇为者牺牲或负伤丧失劳动能力，根本不足以弥补损失。在法律上虽然侵害人、受益人分别负有承担赔偿和补偿的责任，但实际情况却很复杂。比如，若侵害人、受益人无力承担高额的抚恤金、治疗费，怎么办？侵害人逃走、受益人“蒸发”后，找谁赔？像救意外落水者等见义勇为行为并没有侵害人，而有时见义勇为者即使牺牲了自身利益，却也没能帮他人脱险，这时谁又是赔偿主体？鉴于此，有些地方的认定机构有意识地在 “控制”见义勇为者的规模。

　　3、求解难题出路何在

　　樊天喜的女儿樊引弟为了给父亲讨说法，14年来经常天不亮就带着馍馍出门，骑着自行车一家一家地跑有关部门。常年的奔波，让她的腰落下毛病，疼得直不起来。

　　事实认定难，常常会让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打击和挫伤了人们见义勇为的积极性。如何才能真正破解这一难题？

　　代政认为，除了教育人们在实施见义勇为行为时增强收集证据的意识，通过大力弘扬社会正气，努力让更多的受益人和目击者能够主动站出来，为见义勇为者提供有利证据外，更关键的是通过完善制度和法律建设，保障见义勇为者申请、认定及后期赔偿、补助等程序的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以此来为他们撑腰。

　　据介绍，新加坡对于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就完全站在保护施救者权益的立场上。其相关惩罚机制规定，被援助者如果事后反咬一口，一经查实，将视影响程度处以罚款直至以污蔑罪论处。该规定实施以来，新加坡公民在实施见义勇为时免去了担忧。我们可以借鉴新加坡经验，一是加大对黑心受益人的惩戒力度，让其为自己诬陷好人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二是当申报见义勇为出现认定难时，应规定政府有关部门须主动去收集证据。三是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要求原告提供被告有侵权行为的证明，举证不了就败诉，从而避免见义勇为者被受益人反告。

　　一些法律界人士指出，见义勇为是一种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行为，但现行法律仅规定了侵害人的赔偿责任与受益人的补偿责任，对见义勇为间接受益人的政府补偿责任却没有严格规定。对此，应从法律上明确政府的补偿责任，并根据各地的经济状况和见义勇为的贡献大小、损伤程度等，明确制定出相应的各种补偿标准，使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及后续赔偿、补助等法制化、规范化。对牺牲或因伤致残的见义勇为者，可考虑改变一次性补助的作法，将其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予以长期救助。如是，各地认定机构在认定见义勇为行为时就少了许多顾虑，将有力推动见义勇为的认定工作，也使更多人在见义勇为时能够挺直腰板。本报记者 范 非

（责任编辑：曹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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