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茅于轼

　　内容摘要：“如果解决了所有制和市场化的问题,中国的经济还有高速增长二三十年的可能。 ”

　　2013年已经过去。这一年内发生了许多事情，有大有小。到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一年内的大事情。

　　首先是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上台，开始展现出与过去有所不同的施政方针。这将对未来五年的中国的政治经济有重大影响。在经济上我们维持了比7.5%略高的增长率，而且波动很小，担心持续下滑的顾虑逐渐消退，信心在恢复。在对外关系上中日矛盾不断升温，前景未卜。中美关系平稳良好。中国外交开始向中东和非洲进军。但是中国军费的持续增长，航母的巡视导致周边国家不安。总的国际环境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

　　新领导的亮相有几点非常受到欢迎。特别是反腐败极为有力，而且能切实落实。在市场上已经表现出高档餐馆营业量减少，高档烟酒因需求减少而降价。反对奢侈浪费，已经立竿见影，极得民心。

　　三中全会的决议表现出极大的改革决心。大家盼着进一步落实。比如司法独立，农地产权明晰化，取消劳动教养制度，政府和市场的功能划分(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打破市场垄断，改善国企的经营，大家都抱着很大的期望。能不能兑现落实，要看遭遇多大的阻力。前一届政府之所以在这些方面进展不大，我猜想并不是不知道，而是很难推动。所以三中全会的决议能够贯彻到什么程度，还要看以后的发展。

　　从经济方面来看，保持了三十多年的9%-10%的高速增长显然已经转入7.5%左右的中高速度的增长模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简单模仿的后发优势慢慢地用完了，我们进入到自主创新时代。环境代价过高越来越明显，不得不减速保护环境。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也是原因之一。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人口数的减少，使生育红利转变为生育欠债。经济结构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调整结构是有代价的，要付出调整的成本。正因为增速降低是多方面造成的，这一趋势不可能用单一的政策去逆转。我们势必去适应这一新的情况。

　　虽然我们经过三十多年的高增长，人均GDP从世界末位上升到中高收入，但和发达国家相比，还只有他们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我们追赶三十年，只追了四分之一，其余的四分之三怎么才能赶上去，是不是还要花120年?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到我们和发达国家比较在哪些地方不如别人，进一步增长的潜力何在。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在产权结构上，发达国家是私有制为主，中国则相反(事实上也不尽然了)。中国的公有制企业大多数效率低下，浪费巨大。土地的公有制也极大地妨碍了土地的最优配置，使地不能尽其用。在一个缺少土地的国家里，土地使用的限制，极大地阻碍了各行各业的发展。

　　从经济运行的规则上看，我们还是一个计划和市场混合的运行制度。二者经常发生冲突。权力配置资源还占相当大的比例。比如对金融业价格(利息率、汇率)的限制，对市场进入的限制，对平等竞争的干涉，都导致经济结构的扭曲。现在，中央决定调整经济结构，也决定要让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权力能不能让位于市场还是一个未知数。

　　如果解决了所有制和市场化的问题，中国的经济还有高速增长二三十年的可能。

　　当局把解决民生问题当成目前最急迫的问题。但我觉得重点抓得不准确。其实中国最成功的正是解决了民生问题，人均收入翻了十倍。虽然有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但即使最穷的人也有显著改善。全球脱贫计划的完成，80%发生在中国。

　　依我看，中国最大的问题不在民生，而是权力不受监督。而且就民生而言，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也在特权——特权侵犯了人权。在市场上不是人人机会均等，各种特权占了优先地位，平民百姓很难有通过努力获得收入提升的机会。在各种社会矛盾中，缘于收入分配不公的是绝少数，大多数是公权侵犯人权导致的。因此，维稳的重点应该是限制政府权力的滥用，也就是宪政。

　　随着经济实力的加强，我国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关注。邓小平要求韬光养晦，实际上已经很难做到，客观形势已经和二十年前完全不同了。但是，在对外关系上保持谦虚谨慎，有远见而负责的态度，仍然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对人民有利。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