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问，鲜有提及。人非草木，总有一爱，总有一仇，穷人如此，富人亦如此。或许，富人之爱恨情仇携能量强，而对研究者来说，问仇，比“问爱”更有价值。

最近，媒体披露俩动态信息，都可归为学术研究、社会调查的范畴。其一，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张车伟在《中国经济前景分析·2013年春季报告》中表示：民众不仇富而是仇不公。民众仇腐、仇坏、仇不公而并非仇富，此说早已普及。不过，在强调这一点的时候，我蓄意遗漏了与此相关联的意思：指出民众情绪中包含的理性因素，对其仇情增添道德色彩，其实并无多大意思；尽管仇恨指向抽象、空泛的对象，到头来应对仇恨冲击、承载仇恨力道的，仍然还是一个个的具体实体——此处发生的理性认知与道德程度，才具有真正的重要价值。

其二，环球企业家网载某著名咨询公司发布的《2013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该报告的调查对象是3，300名可投资资产在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个人，称“五分之三的中国内地有钱人开始寻求移民海外，另有三分之一的中国有钱人在海外有投资”；报告第一作者在接受采访时说“对中国有钱人来说，希望移民和投资海外是一种防守措施”。

对中国“富豪中的富豪”，贴近调查并不容易，对该调查提供的数据不可全信。但“移民潮”动态和富人移民意向的普遍性，以往早被多家媒体与调查机构指证过无数次，故而，大家面对略有变动的数据并不感到意外，还没人在新证据发现之前，轻断该报告“夸大事实”。

“这显示出中国有钱人开始成熟起来”，这是外国人从投资与经营的角度，对中国富豪做出的评价，单纯商业眼光，有经济参考价值。可是，仍据同一现象而论，得出“更多的中国有钱人开始担心起来”，或者“中国有钱人的忧虑进一步加深”的结论，也合情合理。

安身保产的途径多了一条，有“海内”与“海外”两条路可供选择，本质上说这可选途径，并非专属于中国有钱人，而是属于全体中国人。这意味着中国人的投资、经营、保全乃至权利环境，确实有了某种改善。同时，又得承认这是“用脚投票”，有钱人面对可选择的生存与发展环境，经慎重评估，从而做出方向取舍与“结构调整”的决定。

大家知道，国内许多招商引资的地区，全然无视法治需要，对有钱人做出种种超国民待遇的许诺，以至于制造出百般闹剧。然而，真有眼光的投资者，却从特权优惠中看出此地特色到无法无天，因而面对种种诱惑不屑一顾。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国内地区给予有钱人的超国民待遇，竞争不过海外的投资与保全环境。

人走财挪，对本土必有所忧、有所畏，搞清楚有钱人担心什么、畏惧什么，也就明白了他们仇什么。因害怕而仇，因恐惧而仇，即便不出口只字片语，所仇者，必在所畏者之列。

没有疑问，中国富豪在发家过程中更多地利用过不公机制、不公环境、不公权力，由于借助不公方竞胜上位，其间不少人被他们伤害和侵犯。对不公的力量、不公的游戏规则及其黑幕，中国富人比多数穷人经多见广，更知道不公的厉害以及应对之难度。

中国富人是不是仇穷人？歧视、防备、警惕当然有，但这和穷人歧视更穷的人，和穷人防备、警惕陌生人，一样的道理和性质，不分伯仲。富人离不开穷人的服务，对穷人满心敌意的富人是有的，但这种不智到近似找死的富人，并不是富人中的主流。

就算是个十恶不赦的恶人也罢，面对无底线之侵犯或作践，也会猛不丁高喝一声“还有没有法律？”此话作为出自大反派的台词可视为幽默与讽刺，其实也是真实发生的生活现象。

穷人羡富，巴不得摇身一变成为富人，所以穷人多设想，富人在这个让他们如鱼得水的社会没什么可仇视的。中国富人究竟仇什么呢？他们和穷人“同仇敌忾”，仇的也是社会的不公与不智。 （黎明 专栏作家）

(来源：华商报)

（责任编辑：杨晓均）